1935年6月25日，四川懋功县两河口镇，刚刚见面的两大方面军首长们相谈甚欢，“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张主席，看似闲聊般问起周总政委：中央红军现在还有多少人？周公当时还留了个心眼，故意朝多里说了些：“有3万多人”，其实红一方面军当时只剩2万人枪，即便如此，祸根还是种下了！

（周副主席）

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长征出发时有8.6万人，突破前四道封锁线后，部队减至6.5万人，而在惨烈的湘江之战中，更是损失过半，只有不足3万人了。

遵义期间虽有所补充，但经过四渡赤水、强渡金沙江大渡河、再翻过大雪山之后，确实只剩2万多人了。而红四方面军彼时拥兵8万余人，连同后方号称10万，几达红一方面军的五倍之多。

如此悬殊的兵力差距，难免让张国焘活动起了心眼，毕竟经过清洗之后，他已经牢牢掌握了四方面军的部队，手里头是有军事资本的。

也就是说，张国焘敢伸手要权，敢在中央首长面前飞扬跋扈，最终酿成差点擦枪走火的“草地分兵”，把其他因素抛开，红四方面军的兵力占绝对优势，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

无论哪个历史时期，政治上的博弈，都需要“兵权”的支撑，张国焘的政治野心和军阀思想，因此才正式上头！

1935年9月，军委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红1军、红3军临时组成“陕甘支队”，无奈之下单独北上陕甘，陕甘支队出发时不过1.4万余人，因为红5军和红32军尚在四方面军指挥之下。

陕甘支队经过一路转战，击破敌中央军、东北军和马家军的围追堵截，于10月底接近陕北革命根据地时，只剩7000余人了，按军事常识来说，已经不足一个满编师的兵力了！并且是人困马乏。

好不容易摆脱张国焘的威胁，而前面即将会师的红军队伍，竟然还是以原四方面军的部队为精锐主力，那便是徐海东、程子华的红十五军团！

徐海东率领的红25军，先期从大别山长征到达陕北，全军3400多人装备精良战力强劲，已与当地红26军、红27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总兵力突破7000人！实力完全不弱于中央红军。

毫无疑问，党中央能否在陕北立足，红十五军团到底听谁的命令，会不会再发生第二次草地事件，徐海东军团长的态度显然至关重要！

（徐海东）

一、红十五军团顺利实现合编

党中央到达陕北之初，对徐海东军团长的立场和态度，显然是有些吃不准的。仅从履历上看，参加过黄麻起义的徐海东，一度曾是陈赓手下的团长，而他的第一个高级军职，是红九军红27师师长。

正式当师长是1932年7月的事情，注意时间点！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是1932年10月，也就是说，徐海东师长职务的任命，是必须经过张国焘同意的。

徐海东跟许世友等将军情况差不多，都属于那段时间，被张国焘重用的“工农将领”，到这个节骨眼上，服从谁反对谁，真的很难说，包括中央首长与徐海东的第一次会面，也不是中央红军到达和暂驻的吴起镇。

而是毛主席和彭老总联袂前往甘泉县的道佐铺镇，当时红十五军团部的驻地，换言之，并非徐海东首先来“拜见”，而是中央首长前去“会见”，历史的细节很耐人寻味。

据说当时徐海东正在前线指挥作战，是政委程子华派骑兵通讯员送信，让他火速赶回军团部，说中央首长来了，徐海东遂飞马而归。

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见，徐海东一睹伟人风采，当场表示红十五军团坚决服从中央领导：中央红军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11月初跟红十五军团会师，11月13日即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的建制和番号！

合编速度如此之快，与徐海东毫不犹豫的服从，绝对是密不可分的！至于借款5000大洋什么的，那都是小插曲，痛快地交出红十五军团的指挥权，才是重中之重。

红一方面军以彭总为司令员、毛主席担任政委，下辖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共1.4万余人，这支具备一定规模的部队，为党中央在陕北落脚，为中国革命把大本营设在陕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某种意义上，红一方面军恢复建制，可比肩十年前的那个重要时刻：红四军在井冈山宣告成立！

其中对中央的尊重固然重要，另外还有两点因素，其一是徐海东、吴焕先等红25军首长，独自奋战四年多，受张国焘错误路线影响较小；其二是军团政委程子华，曾是周公亲自从中央苏区派过去的，也起了相当作用。

红一方面军恢复建制后，曾东渡黄河杀入山西，期间“扩红”7000余人，使方面军总兵力增至2万人左右，发展势头良好。而另外一边，红四方面军的南下果然碰壁了，撞上了敌人的40万大军。

当四川军阀们发现，红四方面军有“赤化全川”的意图时，忽然停止内斗，在中央军的配合下，玩命进行反扑，红四方面军遂有百丈关之败，部队撤到川康边一带时，8万部队锐减到4万余人，但仍有相当力量。

不妨说得直白点，红四方面军南下虽遭挫折，然再过草地北上陕甘时，整体总兵力仍然要超过红一方面军！

（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

二、中央红军实现兵力反超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时，红四方面军至少还有4.2万余人，其中战斗部队辖五个军3.8万余人，而张国焘也率总部机关到了延安，路线斗争还是存在的。

虽然在国际代表和中央面前，张国焘表面上承认了错误，但如此有野心的人，只要军权在握，很难说不会继续兴风作浪，至少会让陕北根据地内部，出现严重不团结的局面，然而他却不敢了！

首先是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们，已然认清了张国焘的面目和错误，甚至连陈昌浩都改变了态度，所以他张某人说话不那么好使了；另一方面，陕北的军力对比形势，也足以让张国焘不敢轻举妄动！

（徐海东抗战时期）

在毛主席和彭老总（朱老总随四方面军行动）的英明指挥下，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直罗镇、山城堡、东征等战役的胜利，军力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对比两河口的那一幕，最终实现了反超！

仅仅一年多的时间，红一方面军迅速发展到2.4余人，陕北地方红军也壮大到1.4万人，另有后方机关和军事学校约1万人，也就是说，中央直接领导的军事力量，到1937年初高达4.8万人！

这还不算，另有同时到达的红二方面军，兵力也达1.15万人，而贺老总对党的忠诚不言而喻，也就是说，绝对服从中央的红军部队，人数多达6万以上已占据明显优势，张国焘再也没有机会和实力，搞什么事情了。

而中央红军在短时间内，能够在陕北立足，并迅速得以发展壮大，与红十五军团完成合编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尤其是红25军骁勇善战，涌现出程子华、韩先楚、刘震等一批名将，为东征和西征立下汗马功劳。

（贺老总）

显而易见，其中最大的功劳仍归属徐海东，在历史性的关键时刻，徐海东率领出自四方面军的红25军，真诚欢迎中央红军的到来，衷心拥护中央的领导，毫无条件地交出部队指挥权，殊为难得。

举个例子，东征期间红一军团伤亡不大缴获最多，红十五军团却损失较大还牺牲了刘志丹，毛主席了解情况后，要求一军团抽出一定的人员武器，来补充十五军团，但命令没有得到迅速执行。

毛主席雷霆大怒，当即解除了军团长的职务，调往红军大学当校长，可见中央对维护与红十五军团的团结，是有多么的重视！

当初没有徐海东的坚决服从，两个军团不能迅速合编，陕甘宁根据地的建立怎么可能如此顺利？

三、徐海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

期间还发生了西路军的不幸事件，红四方面军主力2.2万人，在河西走廊基本损失掉了，未西渡黄河的只剩下红4军、红31军的1.6万人，再至1937年初，编在“援西军”序列中的这两个军，总兵力跌至1.48万人。

截至1937年7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前夜，陕甘宁地区的红军总人数为7.44万人，其中原属四方面军的部队只占20%左右，张国焘企图以军力要挟中央的做法，再无一点点可能，最终沦为可耻的叛徒。

也许有读者认为，关于两个方面军兵力对比的变化，并不那么重要，不会影响陕北会师后的大局。其实不然，如果中央红军实力不够强大，即便不会发生“草地分兵”那种危机事件，日后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清算和批判，也会困难重重。

比如全面抗战爆发前，在抗大学习的四方面军部分高级干部，出于对批判张国焘的不理解不满意，一度酝酿带枪出走，声称要换个地方继续闹革命，结果事泄，都被抗大校长派警卫连抓了起来。

他们也只能选择“出走”的方式，在陕北大局已定的情况下，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如果红四方面军的兵力，在全部红军中仍占大多数，恐怕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现在知道徐海东功劳多么巨大了吧？

只因身体不好，徐海东缺席了抗日战争后半程，在解放战争中也处于休养状态，期间当然没什么战功，但是在特殊历史时期的重大贡献，毛主席记在心中，客观来说，红十五军团坚决服从中央的举动，远比未来几次战役的大胜更为重要！

1955年大授衔，毛主席因此力排众议，提出徐海东“是最好的共产党员，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坚持授予大将军衔，且排名仅在粟裕之后，就是不忘当年的大功，斯诺也曾说过：“徐海东是共产党将军里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