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2月25日，重庆军委会明令发表，王耀武升任第24集团军总司令，同时免兼第74军军长之职。消息传来，正在贵州遵义吃酒的李天霞，第一时间登上火车，发疯般地赶往湖南邵阳，这位李副军长清楚，值此重大人事变动之际，如果不能及时出现在第74军的军部，那什么好事也轮不到自己了！

（李天霞）

王耀武之前的职务，是第29集团军副总司令兼74军军长，这是川军王瓒绪的部队，根本不需要黄埔生插一杠子，其实就是给王耀武的级别提了半个格，好歹是集团军长官了，军职地位直追若干黄埔一期生。

但实际军权还是掌握74军，王耀武也从未到第29集团军的“集总”去上班，那还是1943年的事，只因第74军在鄂西会战中表现出色，因而得到的奖赏。转过年来，已经成为校长爱将的王耀武，终于晋升实职集团军总司令。

第24集团军可是妥妥的中央军嫡系，以第74军为基干编组，另辖第73军和第100军，也就是未来王耀武小集团的三大“台柱子”，既然成为了真正的集团军主官，继续兼任第74军军长就不合适了，也忙不过来。

按当时的军界惯例，下一任军事主官的任命，优先考虑前任主官的保举人选，更何况第74军仍属第24集团军作战序列，因此由谁来继任军长，王耀武的话语权极大，然后几乎就是在重庆走个流程而已。

因此李天霞必须飞也般赶回军部去，他虽是最具资格接任军长的人物，如果不能当面跟王耀武掰扯明白，再好好叙叙交情，煮熟的鸭子很可能就飞了。问题来了，抗日烽火正浓，身为精锐第74军的副军长，李天霞躲在贵州干嘛呢？

一、第74军配置了专门的师管区

抗战中期以后，我国人口大省基本沦于敌手，部队兵源的补充成为一大难题，能够正常征兵的地区，只剩下西南、西北和中南诸省，其中尤以川、陕、湘、滇、黔几省负担最重，有作战就有伤亡，新兵补充至为关键。

为了有序征兵和练兵，从1941年起，重庆军事委员会仿照日本军制，正式开始实施《非常时期军管区司令部暂行组织条例》，即在非沦陷区的每个省，设置专门负责征兵和练兵的“军管区”，通常以省主席兼任司令。

各省的军管区以下，按照省辖面积和人口的具体情况，再划定若干个“师管区”。理论上说，每一个师管区负责给一个作战军，专门征召新兵和实施训练，当前方部队需要补充时，再统一输送足额的新兵。

这种“一对一”的补充方式，避免了征召地混乱带来的工作推诿，减小了对新兵资源的无序争夺，同时新兵集体来自一地的话，也利于沟通和团结，是比较成熟的补充兵制度，当时日军的各师团，都有固定的兵源征召地。

贵州虽然人口稀少，然而在山河破碎之际，也义不容辞地承担了军管区的任务，八年抗战，先后征召了70万以上的青壮年，扛枪上阵杀日寇！军史爱好者大多注意到，整编第74师爬上孟良崮时，部队里贵州籍士兵成分已高达65%！

这是因为，第74军在1941年以后的新兵征召地，就安排在贵州，当时贵州省共划分了四个师管区，分别是贵节（贵阳和毕节）、安兴（安顺和兴仁）、遵务（遵义、务川）和镇独（镇远、独山）师管区。

（第74军副军长施中诚）

设置师管区的另外一个目的，更是重庆当局扩大中央军实力，同时削弱杂牌军的手段，道理很简单，当时全国有100多个作战军，却根本没有100多个师管区，能够配置师管区的，多数为中央军嫡系部队。

于是杂牌军越打越少，而中央军却是越打越多，比如贵州的四个师管区，就通通分配给嫡系部队：贵节师管区配属第6军、安兴师管区配属第54军、遵务师管区配属第99军，而镇独师管区则配属给了第74军。

根据条例规定，各师管区司令一职，统由各作战军的副军长兼任，便于前后方联络和新兵的针对性训练，于是1941年9月间，第74军中将副军长施中诚，原第57师的老师长，奉令兼任镇独师管区司令。

（镇远的位置）

二、李天霞出任镇独师管区司令

施中诚并非黄埔嫡系，而是直鲁联军的余脉，注定要在74军系统被边缘化的，没有被王耀武立即排挤出去，主要还是执掌57师期间的赫赫战功，而且施副军长既没什么实权，也能摆正自己的位置，遂相安无事。

镇独师管区管辖黔东南23个县的征召事务，以下再设若干“团管区”和征兵事务所，司令部设在如今黔东南自治州的镇远县，当年是个穷乡僻壤的山区县城，生活虽然艰苦，可是比起炮火连天的湖南战场，倒是很安逸。

1942年11月，施中诚在镇远度过了一年多的后方生活后，调升第100军军长；与此同时，第51师师长李天霞晋升第74军副军长补缺，遗职由周志道接任，于是按照惯例，李副军长正式兼职镇独师管区司令，赴任贵州。

（王耀武）

李天霞由此缺席了鄂西会战、常德会战等重大战役，而在这两次会战中，第74军表现都很抢眼，大批官佐立功受奖，升官也是一茬茬的，在大后方喝茶的李副军长，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这是个不妙的征候。

事实上，在鄂西会战结束后的1943年9月，第57师师长余程万，也晋升第74军副军长（仍兼57师师长），这次晋升被很多史料忽略了，也就是说，在惨烈的常德保卫战打响时，余程万的职务已不仅仅只是师长！

令人奇怪的是，余程万在晋升副军长以后，并未循例调任镇独师管区司令，而是继续留在前线带兵，按说李天霞在贵州趴了都快一年了，怎么也该跟余程万换换吧？偏偏王耀武一点这方面的意思都没有。

（张灵甫后来任副军长）

事情很明显，王耀武已经在酝酿后续人事安排，对李天霞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既不让李天霞回来参赞戎机，也使李天霞失去了累积战功的机会，而此时被王耀武看好的小弟张灵甫，已被擢升第58师少将师长。

1943年12月，余程万因弃守常德，被押送重庆军法执行总监部，施中诚旧部李琰升任第57师师长。次年2月10日，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召开，各大战区骨干将领云集，王耀武也带着张灵甫上了山！

李天霞却没有得到参会通知，这更是一个不妙的信号，意味着冷板凳还得继续坐下去，会议期间，第58师师长张灵甫出尽风头，校长“以其报告和态度均佳”，又谓王耀武及左右曰：“此次又得将才矣”。

谁要说王耀武这不是故意创造条件，给张灵甫亮相和取悦的机会，那就是瞪着眼睛说瞎话了，而被冷落在贵州大山里的李天霞，估计正急得抓耳挠腮中，硬是没有出镜的资格。

三、李天霞已经失去利用价值

李天霞和王耀武是同窗，同为黄埔三期毕业，中原大战后几乎同时晋升团长，职级不相上下。1932年王耀武死守宜黄建功，战后晋升为“第三路军补充第1旅”少将旅长，一夜之间成为了李天霞的顶头上司。

补充第1旅是以军政部保定编练处的三个团组建的，时任保定行营兼编练处主任，正是“八大金刚”之一的钱大钧，而李天霞因与钱大钧有亲戚，之前就被调来担任了团长，主要是整训中原大战之后，倒戈或者缴械的冯阎联军士兵。

王耀武空降为补1旅旅长，李天霞改任补1旅第3团团长，两个三期同学开始搭伙计。混迹在中央军系统的将领，如果不搭上一个八大金刚级别的做靠山，是很难混出模样的，搞不好队伍都得被吞并了，而王耀武最初缺乏的，就是靠山。

作为第三路军的补充旅，王耀武所部当然要开往江西作战，时任北路军兼第三路军总指挥是谁呢？土木系老大陈诚也，陈诚吞并部队的名声在外，王耀武是真心不愿意去，只怕到了江西，自己的基本部队就没了。

（钱大钧）

经过李天霞求到钱大钧的一番活动，最终补充第1旅改调浙江，划归浙江保安处长俞济时指挥，于是才有了我们熟知的谭家桥战斗，这一时期，王耀武不仅对李天霞心存感激，更是博得了铁杆嫡系俞济时的好感。

1937年在淞沪战场上，第74军火线组建，俞济时任军长王耀武任51师师长，从此王耀武每晋一级，李天霞总是亦步亦趋：王耀武升副军长、李天霞接任51师师长；王耀武升军长、李天霞接任副军长，哥们还算够意思。

然而王耀武达到一定地位后，心态悄然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他不仅搭上了“大内总管”俞济时，而且自身已是校长眼中的红人，完全不需要李天霞这个桥梁了；另一方面，王耀武深知混在民国军界，没有基本部队是万万不行的。

换句话说，王耀武无论升任集团军总司令、方面军司令官甚至更大的官，第74军都必须牢牢抓在手中，军事主官也必须是忠诚的小弟，而李天霞资历不输于他，如果保举李天霞接任军长，这支劲旅未来到底姓李还是姓王？不好说了。

有了这层小九九，李天霞才被扔在贵州整整二年多，对74军的最新情况和人事，干着急插不上手。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刚刚结束，王耀武升任集团军总司令的消息传来，李天霞在镇远再也坐不住了，火速自遵义登车东来。

已经晚了，在张灵甫等人的撺掇下，王耀武根本没和李天霞商量，就保举第100军长施中诚，回任第74军军长之职，用这个临时过渡的办法，堵死了李天霞问鼎军长宝座的可能，也给张灵甫混够资级，预留了时间。

作为某种补偿，王耀武保举李天霞调任第100军军长，官虽然升了，却从此被踢出了74军系统，个中滋味李天霞品得出来，至于孟良崮的“千里救援”，李天霞究竟是不是挟私报复，恐怕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