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的中国，就像是一栋破旧的大房子。

外面的人进来抢东西分地盘，我们自己的人就干看着，一个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房子是老佛爷的房子，关我屁事。

这时候，一个带着浓厚广东口音的声音响起：

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

这把声音，如石沉大海，很快消失于无形。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听到了，起身为他鼓掌叫好。

说这话的人，叫梁启超。当时不过二十七八岁，但已经名满天下，是清政府的通缉犯，流亡在日本。

在日本，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做“新媒体”，靠一支笔怼人。这是他的看家本领。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

流亡日本之前，梁启超跟着老师康有为在国内搞了个大新闻——戊戌变法。戊戌变法之前，他们还搞过一个中等新闻——公车上书。

这期间，梁启超一方面是新闻当事人，一方面是新闻制造者。

康梁鼓吹“中国不变法就会亡”，但怎么把声音传达出去呢？思来想去，最合适的莫过于做“新媒体”。

在当时，新媒体的抱负，比当下要雄壮得多。

与传统的《申报》等商业“新闻纸”相区别，传播理念、灌输思想的“观点纸”是一种新媒体。

偌大的中国，当时的新媒体却几乎是一片空白。除了少数几个由西方传教士主办的大报，比如《万国公报》，圈了一些优质粉，整个市场还有待开发和培育。

经过短时间的筹备，维新派办的第一个新媒体上线了，名字就叫《万国公报》。

啊？怎么也叫《万国公报》？

就跟微信公众号早期出现很多同名号一样，梁启超他们也是从模仿和打擦边球做起的。你们《万国公报》不是口碑不错嘛，那我们就借借光，蹭蹭流量呗。

后来做出名气了，梁启超他们的《万国公报》就改名，打自己的品牌，叫《中外纪闻》。

22岁的梁启超是《中外纪闻》的主笔，每期写三五百字的短文，或鼓吹变法，或介绍西学。他由此起步，成为中国本土第一代新媒体人。

在他56年的人生中，有一半时间都在办报，做媒体，堪称新媒体的鼻祖。

《中外纪闻》最早圈粉的方式也很新颖：免费赠阅。

就这样，梁启超在北京圈了最早一批优质种子粉，一些开明的达官贵人慢慢知道了维新变法的好处。

人怕出名猪怕壮，新媒体怕做大。那个年代，影响力和封杀风险是成正比的。

仅仅几个月时间，《中外纪闻》在清政府的压力下，被迫停办了。

但是，由这份报纸及其主笔梁启超，撕开的言论口子，再也合不上了。

梁启超最早办报，直接拷贝了《万国公报》的报名

梁启超作为一个新媒体大V的真正崛起，是在上海担任《时务报》主笔阶段。

1896年8月，黄遵宪、汪康年等人创办《时务报》，力邀梁启超南下主持笔政。

梁启超一到位，果然很给力。

他没有选择做全民娱乐八卦，也没有选择做猎奇的社会新闻，这两类新闻在当时的《申报》上很受宠。

他不在乎别人的流量和用户，不惜与投资人汪康年唱反调，始终狠狠地扣住时代的痛点，直指时局。

他把体内的洪荒之力，化作这份报纸的立报宗旨：扮演狂人，针砭时弊，唤醒沉睡者，让大家一起倒逼当权者搞变法。

他的万字雄文《变法通议》一推出来，立马成为爆款，刷屏了士大夫的朋友圈。

梁启超一夜成名，天下皆知，旋即跨入名流圈。

当时有人评论说，自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无人不知新会梁启超。

1897年初，梁启超往武昌拜见张之洞。张之洞当时是洋务派的实际领袖，握有一方军队和数个近代化工厂企业，办有各类学堂，还懂一点西学，在清廷官僚中是颇有影响的实力人物。

但一听到梁启超来访，这个大人物还是极为兴奋，破例开武昌城中门来迎接，还问下属，能不能按接待钦差大臣的规格鸣炮。下属跟他强调，梁启超只是一个小举人，这样隆重有点过了，张之洞才悻悻地不提鸣炮。

拜见张之洞那天，恰好张的侄子结婚，但张之洞抛下宾客，把梁启超迎进密室，两人长谈到了深夜。

张之洞说，小梁，别干苦逼的新媒体了，来我这当两湖书院院长吧，月薪“千二百金”，比你吭哧吭哧写稿接广告强多了，怎样？

但小梁一心扑在《时务报》上，他知道自己的影响力是从哪里来的，所以要回到哪里去。

他婉言谢绝了张总督的邀请，不久就返回上海，继续码字。

张之洞对梁启超又爱又恨

一心抱定做大V的梁启超，知名度越来越大，但他的文笔非但没有拘着，反而愈加犀利。

他的文字迅猛、激烈，极富张力，如一把满弓，将利箭射透纸背。

他在一篇爆文里，抨击清政府整个官僚体系，取笑他们要么外行领导内行，要么贪恋权位，要么尸位素餐，不给其中任何人留面子：

官惟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接见西官，栗栗变色，听言若闻雷，睹颜若谈虎。其下焉者，饱食无事，趋衙听鼓，旅进旅退，濡濡若驱群豕，曾不为怪……

这些犀利的文字像炮弹一样在士大夫中间炸开了，还不是一发两发，而是经常密集轰炸。这就形成了两个结果：

第一，《时务报》在梁启超爆文的推动下，很快发展为粉丝过万的大报，最高时销量达到1.7万份，创造了当时报纸的最高发行纪录。

这是什么概念？因为当时识字的人不多，订报的人更少，所以一般的报纸销量也就数百份。维新派最早模仿的大报《万国公报》，在1897—1898年的销量也仅为3000份。

第二，还是那个问题，当你用笔杆子敲打别人的时候，别人就会用枪杆子或钱袋子敲打你。张之洞欣赏梁启超的同时，慢慢对他的过激言论表示不能容忍。

汪康年做过张之洞的幕僚。张之洞就通过汪康年，对梁启超的文章进行审查，搞得他待不下去了，只好离开心爱的媒体行业，跟着黄遵宪去了湖南。

没有了梁启超的《时务报》，很快衰落，成了“僵尸号”。

梁启超还以培育出九个杰出的子女闻名

梁启超一生以多变、善变著称，很多人因此怀疑他的人品。

但从历史角度来看，每一个处在激烈动荡年代的人都会有多次变化，何况是心忧国家、民族的有志之士。与梁启超同时代的孙中山、杨度、章太炎等都有过两次以上的变化。

正是梁启超的多变、善变，才让他在很长时间内，始终立于时代潮流的前端，而不像他的老师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后，就滑出了历史的主流。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期间，他学会日语，可以翻看日本从西方翻译过来的报刊书籍，如同进入了一座新的知识富矿。

作为一个杰出的新媒体人，梁启超有着非凡的学习能力和吸收能力。

有人夸张地说，梁启超在逃亡日本的船上，当夜就学会了日语。梁启超谦虚地说，不是这样的，我用五个月学会了读日本书、念日文。

这学习速度，你们随意感受下。

虽然是保皇党人，但他这时更像一个革命党人。他竟然在“党报”《清议报》上发表“排斥满清”的革命言论，谈民权，谈自由，谈破坏，还与革命派的头儿孙中山频繁往来，打得火热。

康有为发现后，命令他把报纸撕毁重印。

作为政治流亡者，梁启超在日本的角色，相当于康有为创设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的二把手。二把手公然“叛变”，还起草了一封敦劝康有为退出政治舞台的信，这搞得康有为很难过，也很生气。

1901年12月，一场大火结束了《清议报》的历史使命。

两个月后，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这是一份综合性半月刊，相当于一个月才推送两次，但推送内容极其丰富，光栏目就有25个。

最关键的是，梁启超没有丢弃他的看家本领——发表政论文章。这是他的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号召力。

很快，《新民丛报》就吸引了大批忠粉，粉丝遍布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越了他本人办过的任何新媒体，也让他此后创办的新媒体无法超越，成为他一生17次参与或创办报刊的巅峰之作。

黄遵宪在给梁启超的信里说，半年之内，中国就有四五十家报刊在模仿《新民丛报》。

《新民丛报》创刊号

1912年，民国建立，梁启超结束了十几年的流亡生活，回国投身政治。

不过，他做媒体的劲头还很大：

鄙人二十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也。

于是，他在天津办起了《庸言》半月刊。尽管这份杂志的生命周期很短，但不变的是梁启超的号召力——出版后风行一时，销量达1.5万份，为当时全国报刊之冠。

此后，梁启超还参与或创办了另一些报刊。不管他的阵地转移到哪，通告一发，新办小号立马就变成头部大号。他是那个年代自带粉丝效应的大咖。

问题来了，梁启超办“新媒体”怎么就这么成功呢？

很简单，大家都喜欢他的文章风格啊。

他的写法，在当时的报刊界是独一无二的。比如，当其他报刊还在用生僻的文言写作，把读报的门槛设得很高的时候，他采取了大众化、口语化的写作，通俗流畅，一下子拉近了与粉丝的距离。

他注重文体改革，喜欢“新”，用新名词，写新诗，作新文，给读者新鲜感。

最关键的一点，他的文章很有激情，笔端常带感情，分分钟就把人的情绪点燃。

就像他那篇不朽的爆款文章《少年中国说》一样，以富有感染力的笔触，将振兴国家的追求呐喊出来，读完后让人血脉贲张：

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他开创的写作方式，当时就是教科书级别的存在。

在《时务报》期间的风格，被称为“时务体”；在《新民丛报》时期的风格，被称为“新民体”……任何时候都是其他媒体模仿和膜拜的对象，用现在的话说，梁启超就是新媒体写作的教父。

他的文章很对年轻人的胃口，因此收获了许多迷弟迷妹。

那个学问很好人品很差的郭沫若，曾回忆说：“在他（梁启超）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大V梁启超经常应邀出席一些活动。有一次，他到南开学校演讲，周恩来听说这个消息，兴奋不已，赶紧跑去听讲并认真做了笔记，说梁的演讲让他感到“言若金石，入人脑海”。

毛泽东当时也是梁启超的铁粉。他自己说，他曾把一本《新民丛报》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他后来在湖南办报撰稿，采用的正是“新民体”，结果大获成功。

梁启超的文字和思想，影响了数代人

如果当年有追星这回事，那么，梁启超这个长相普通甚至有点奇怪的男人，绝对是超级偶像。

成为偶像，就有人设。他也曾面临人设坍塌的风险，但因为他是新闻高手、舆论大师，所以做起危机公关也是杠杠滴，最终实现了反转。

最大的一次危机，来自袁世凯称帝。

梁启超是君主立宪制的拥趸，民国后，跟人组建进步党，拥护袁世凯。结果，袁世凯突然要称帝，这不啻于把梁启超及其进步党的信誉当成了内裤，还要露出来。

梁启超的危机公关方式，是写文章回应，亮明态度。

当时他是《大中华》杂志的总主笔，在上面发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爆文，揭露了那些怂恿袁世凯称帝者的别有用心。

这还没完，他又接受采访，在报纸上放风，说袁世凯原来想用20万买他这篇文章，被他拒绝了。

跟现在一样，猛料不管真假，总能消费一波社会情绪。这下整个舆论炸掉了。

然后才有了他参与倒袁运动那些事儿。袁世凯倒台了，“善变”的梁启超则从袁的拥趸变成了反袁的功臣。

还有一次危机来自张勋复辟，他的老师康有为竟然署名拥护复辟。

自戊戌变法之后，人们都是“康梁”连着用的，虽然他的思想与康有为已经渐走渐远，但还是有很多人傻傻分不清。

于公于私，梁启超都无法不吭声。于是他公开站在老师的对立面，在报上发文指斥康有为。

有人对此表示惊讶，梁启超说：“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

在我们这个时代，制造了太多的偶像和大V。这些偶像和大V的人设，都伪装得近乎完美，但也因为完美而显得脆弱。一旦偏离了这种完美的属性，人设就会坍塌，粉丝就会倒戈。

这个时候，负责人设的危机公关团队，真的应该向梁大师学习，学习怎么扭转舆论，变被动为主动。

但从根本上说，做偶像、做大V，完全不是梁启超的初衷。

就像我在本文开头所说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精英普遍认为国民朽木不可雕，而国民也认为自己身为奴婢，只要墨守陈规便是至高境界，对国家的兴亡无动于衷，更没有责任感。

梁启超却相信国民是可以被改造的，而这种改造需要由舆论来引导。他抱着“天之生人，权利平等”的思想，认为报纸只要教育民众，开启民智，去塞求通，民众的力量就会发挥出来。

他的另一篇爆文《新民说》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

他说，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不是封建王朝的腐败统治，也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国民缺乏公德私德、国家思想、义务思想、权利思想，以及进取、冒险、自由、自治、自尊、合群、尚武等精神。因此，只有用教育、宣传的手段改造国民素质，造就一代新国民，国家才有希望。

在开启民智的过程中，梁启超特别重视“共同体”的构建，希望改变国人一盘散沙、习惯做旁观者、没有国家观念的陈旧思想。近代以前，中国人基本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梁启超在1899年第一次从日本引进了“民族”这个概念。到了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时，又首次提出“中国民族”的概念。

一年后，梁启超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他是第一个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人，这个词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关于“中华”，他说：

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

后来，他又专门撰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指出，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是多元混合的民族。毋庸置疑，“中华民族”这一词汇的使用，在社会舆论和民族认同等多个方面，对提升民族向心力、凝聚力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舆论场上，梁启超是成功的。但在现实中，无论是他参与的政治，还是改造、影响国民的效果，他无疑又是失败的。

他其实是一个很悲剧的人物。

他在世时，就像一条狗，叫了几十年，也没把中国叫醒。但当中国醒来后，没有人会怀疑，他正是那个让国人感念的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他的地位无可替代。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病逝，年仅56岁。

辞世后，他的墓碑上未写任何生平事迹。如他生前所言：“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