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上周元宵节刚过，大家猜灯谜、吃汤圆，都是为了庆祝合家团圆。

抗战老兵方川为了能回家团圆，用了整整45年。

方川是我记录那么多抗战老兵中，第一个回国抗日的越南华侨青年。

当年为了能回国抗日，他改名换姓，历时几个月，徒步穿越中越原始森林来到中国。

45年后，他终于可以回家，来到中越边境，却被一张纸条给拦了下来。

为了回家，方川决定再次铤而走险。

1988年，我从江苏溧阳出发，辗转一个多星期，终于到了广西东兴市。

过了边境检查站，就能回到越南的家，见到朝思暮想的亲人。

当我拖着大包小包兴奋地到检查口时，却出了意外，工作人员说少了溧阳公安局的一张出境卡。

探亲假只有短短一个月，前面办证件已经耽误了几天，等我再回去办出境卡，还探什么亲。

从我记事起，就知道祖上在中国广州，早年爷爷拖儿带女，漂泊到越南来到河内以求谋生。

到了父母这一代，我们家做生意已经很有名气了，父亲是河内海边街知名的米行老板。

为了扩大经营，母亲在河内的另一个街区又开了一家米行，购置了两部大卡车专门运货。母亲也受过很好的教育，后逐渐成为米行的当家。

1924年10月15日，我出生了，家中排行老四。

父母为我题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叫方雄洲。

几个孩子中，母亲最宠爱我，可惜在我6岁时，母亲难产于医院离我而去了。

母亲走后，父亲把我送到河内市中心的中华小学，这是一所完全由华侨创办的学校，讲国语，采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制的教材。

我学习还算刻苦，成绩总能名列全班前茅，单科成绩也经常满分。

我接受的是正统的中国教育，又有父亲的言传身教，从小就对祖国母亲有很深的感情。

1937年，以优异的成绩升入初中，但我却动了辍学的念头。

抗战全面爆发，抗日的激情也在华侨中传开，河内的华侨团体组织各种宣传演讲活动，我也一次次前往参加，就想回国参加抗战。

那时也知道了许多关于祖国的消息，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十九军吉星文团在宛平城抗日，以及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在河内欧洲大酒店被锄奸团刺杀等等。

为了防止汉奸或政府侦查人员的告密和破坏，抗战演讲和报告会都用只有同乡人听得懂的广东普通话。

那时，我们就嘲笑法国殖民当局和地方政府，说他们“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讲官话”。

不止是抗战宣传活动用这种话，我们华侨学校也连夜决定，用广东普通话授课。

学校里还定期举办抗日演讲比赛、戏剧比赛，鼓励大家多说家乡普通话。

这样一来，原来说闽南语、潮汕话和广东话的学生都能团结在一起。

各学校里的许多年轻老师和高年级学生都主动回国，考取了陆、空军学校。

我听了越南地下抗日救亡组织对共产党抗日的宣传教育，和几个伙伴决定，一起回国去投奔延安。

从河内到延安有两千多公里，我们经多次商量和探讨，打算沿着公路一路朝北走，走到延安去。

一开始我说要去抗日，父亲竟然拿着竹棍在我身上猛抽了一顿，他的观念很传统，觉得“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暗中准备了八个月后，我瞒着家人悄悄走了。

离家的那年我初二，只有十四、五岁。

我们按照既定目标，从河内一直往北走，就到了越南芒街，然后偷偷渡过一条小河，就到了广西的东兴，这里是祖国的土地。

毫无疑问，我们刚入境就被边境驻军拦截下来。

中国东兴驻军看到我们都是小孩，请示上级，让我们立即回原籍河内，还说在原籍也一样抗日。

大家都不愿意，坚持要北上，说要到延安抗日。

就在我们与当地驻军相持不下时，来了一位叫邢森洲军官。

他是孙中山先生的弟子，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时任中央党部越南办事处主任，受命在中越边境组织各种青年训练班，为抗战提供各类技术和专业人员，巩固和保卫抗战的大后方。

邢森洲劝说我们，反正都是抗日，哪里都一样。

随后我们被安排进东兴训练班，开始了政治学习、军事训练、纪律教育。

进训练班前，还有一个文化考试。

我因考了个第一名，就被编入电报通讯班，学习初步的电报翻译和报话收发。

此时，已是1940年秋，越南已经被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全部占领。

我们一下就变成了身处抗日的前线，在训练班的训练也危险重重。

技术落后，电报机笨重噪音大，只要有日寇的汽车和巡逻车来，就不得不停止发报。

只能用最传统的方式传递情报，将情报改写成微型小字塞入卷烟内，或用米汤写在书报空行间，这样做风险极大。

东兴训练班结束后，我和同伴们接受任务，回到了越南各自的家，从事地下抗日斗争。

1941年珍珠港事变之后，日寇为稳定后方，经常搞突然性的大规模搜捕，肆意逮捕爱国侨胞。

被日军抓走的同伴，最后都被暗杀了。

在紧张的氛围中，我意外得知消息，我的身份已经暴露，日本人也要逮捕我。

我当即决定逃出越南，改掉方雄洲的名字，给自己取名叫方川。

为了不牵连家人，还登报宣布和父母断绝关系。

为了避开日军的防守，我需要在雨季之后，穿越一片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

这是一条异常凶险、危机四伏的回国路线。

山谷里难见天日，又无向导，时常迷失方向。

途中有同行的两人在泅渡激流时落水遇难。

记得通过两峰间的峡谷时，要走那种铁索桥，风一吹，桥就剧烈晃动。

人就像醉汉一样，一步一停地向彼岸移动，摔下去就是粉身碎骨，尸骨无存。

队伍里一位老马夫失足坠落深谷。

除了吊桥，路上还有土匪、野兽、瘴疠、蚂蟥。

本来预计十多天的路程，我和其他人却在山中转了两个月才出来。

走出森林的那一刻，我双膝跪地，热泪盈眶。总算是活着回来了。

那环境实在太险恶了，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后来当听说远征军几万人的部队，都没能走出缅北野人山的原始森林，我就能理解。

到1942年年底，我来到了昆明，不久又跟随行动组到了重庆，主要还是给邢主任抄写材料，翻译电文和一些日常的秘书工作。

1944年8月，听说重庆的复旦大学招收优秀的华侨青年入学，并优惠开设了华侨先修班。

我立马辞掉了工作，考进了复旦大学华侨先修班。

刚学习一个多月，更好的机会来了，空军军官学校来我校招生。

我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不久回到昆明，在昆明本校进行飞行地面训练和理论考核。

在空军学校，有一个韩国同学，叫金信，他大我一岁，基础比我好，但我在训练中，总能拿到很好的名次，连他也比不过我。

在昆明训练了三个月后，我与一同考入的100多名24期航校生，被送到印度的腊河，成立了抗战时期有名的“中国空军军官学校腊河分校”。

根据中美双方的计划，我这批空军学员，在腊河进行基础学习和训练后，经考核成绩合格后，将送入美国空军院校进一步深造。

我们不再进行地面训练了，而是在美国教官的指导下，开始学驾驶飞机。

1945年6月，我在腊河分校作飞行训练

我和金信在同一个教室上课，同一个宿舍吃住，现在也是在同一架飞机上练习，我们关系越处越好。

那时我们学的教练机已经得到了提升，是一种新型的PT17双翼教练机，蓝蓝的机身，黄黄的机翼，非常漂亮。

我是所有学员中最早飞上蓝天的，同时也是不要美国教练陪伴单飞蓝天最早的学员之一。

8月15日，日寇宣告无条件投降，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这批准备送去美国的学员全部回国。

空军学校的大本营在杭州笕桥机场，这里还是一片狼藉，我们每天都在修复被日寇破坏的飞机跑道和设施。

不久，内战爆发的消息传来。

1946年8月，我在一次足球对抗赛中右臂骨折，受伤住院。

同一个病房里，还有笕桥中学的教育处长吕天龙，他因胃病住院。

有一天晚上，吕天龙和我聊得特别长，对我说，现在形势非常微妙，前途难测，你现在很年轻，正是学习的时候，我真诚建议你别干了，还是上学去吧！

我苦思冥想了整整一夜，不得其解，他为什么会对我说这种话。

没几天，几位复旦的老同学前来看我，大家在一起攀谈时局，连天天与我打交道的护士长也插进来聊天，大家建议我乘受伤的机会退伍。

于是，我在出院后婉谢教官愿为我加班补课的好意，申请退伍，重新回到复旦大学。

报纸和电台不断传来国军失利的消息，上海都常常有工人和学生的运动。

在军事管制下，当局一刻不停地查禁书、抓人，全市处于戒严状态。

而复旦大学里却热火朝天，“旦声社”顶风公演冼星海著名的《黄河大合唱》，同学们之间开始传阅《新民主主义论》，我也开始偷偷收听新华社广播，了解解放区的情况。

当时地下学联有“反饥饿、反内战”的号召。

我也响应，和同学们一起，声援被逮捕的教授学生，谴责当局制造的xue案，始终站在学潮斗争的第一线。

1949年4月23日，解放大军渡过长江后，复旦大学被强令驱散，所有男同学上海无亲友在沪的，一律回原籍，不回去的一律抓起来。

我和一批进步同学迅速转移到了上海山海关路育才中学，晚上就睡在学校大礼堂的地板上。

上海已在解放军的包围下，炮声隆隆。

我受托连续多次骑车跟随从外滩开向徐家汇的公交车，伺机与被关在复兴中路达人中学的同窗联系。

先前骑车联系的同学暴露被捕，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也被军警跟踪，然后被他持枪拦下，要把我抓起来。

我急中生智，高声嚷道，你知道我是谁吗？

军警一愣，非常警惕地要我出示证件。

当时我虽然是学生，但还随身带着印度腊河空军分校的身份证，乘车可免费。

我立即拿出空军学校的身份证来。

军警不认识上面的英文，只能要我在盘查单子上签字，准备放了我。

没想到，我强装镇静，但手抖得无法写字，心想着要是我此时被杀害，岂不太遗憾了，上海解放就在眼前。

正好两名同学路过，见状自愿代笔，跟军警说情，才让我逃过了一场生死大难。

我还记得两个好心同学的名字，桂承宣和沈冰静，桂承宣后来任福建省纪委书记 。

形势越来越严峻，国民党当局也在做垂死挣扎。

为了让学生和老师们放松警惕，国民党军队冒充解放军进到复旦大学宣布上海已经解放了。

有些人以为真的解放了，结果有83名进步学生被逮捕了，有的教授被软禁了。

我天天收听新华社的广播，知道是骗局，故而没有上当。

1949年5月27日，上海守城部队投降，这才真正解放了。

正值暑假，我看到华东新闻学院在上海创办，招生简章很明确，一个月短期讲习班，学员学习一个月后将分配工作。

我因一直喜爱写作，便前去报名。

填写学员履历表时，我把自己参加抗战、进空军军校、退伍复学、进新闻学院、参军等的所有经历，写得清清楚楚。

讲习班8月1日开学，范长江、恽逸群、冯定、胡风、魏文伯等著名专家和学者亲自授课，学习了 《新人生观》《国内外形势》《中国革命问题》《新闻业务与政策》等。

1949年8月25日，我被正式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军军部任军事记者，我华东新闻学院的履历表也随之到了部队。

半年不到，第30军调归华东海军，我调到华东海军司令部政治部教育科任干事。

那时教育科负责军人的政治教育、思想教育、文化教育。

科长是新四军老资格干部聂大朋，顶头上司就是华东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爱萍将军。

我不仅当记者很有名气，还是军篮球队和足球队的绝对主力。

部队都知道我是华侨，还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领导对我也非常重视，外出视察或检查工作总喜欢带上我。

一次，司令部的两位老领导带着我在东海前哨视察工作，在小岛的营房里，在摇曳的豆油灯下与我彻夜谈心。

我向两位老领导汇报了我在学校参加学潮的情况。

他们对我的工作极为赞赏，也向我讲述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故事，强烈震撼了我的心灵。

随后我采访一系列的英模感人事迹，更使我对解放军这支队伍有了新的认识，人生观也得到进一步升华。

很快“运动”开始了，我作为华东海军司令部的文化干事，年轻有朝气，工作能力强，被借调到审查组担任记录员。

记录了半个月，主持会议的科长还表扬我工作认真，思想觉悟高。同时，我还参加全军首届运动会，与队友一起夺得男排冠军。

万万想不到，1951年12月21日，华东海军军法处突然来人将带我走。

说是学习半年，其实是关押。

走的太突然，我连衣物、珍爱的影集都来不及处理，就中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军法处围绕新参军的军人，着重审查三代内家史，而我的履历表里清清楚楚写了我曾经的国民党身份。

半年关押学习管训后，军法处就以我档案袋中的履历表为依据，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判处三年劳役（管制）。

当年和我关在一起的有200多人，绝大部分都是49年前后参加革命、加入解放军的。

有家庭成分不好的，有亲属曾在国民党军队或政府当官的，有海外归来的，有国军投降过来的，有起义过来的，林林总总，五花八门。

审查组一旦看到履历表或自传上感觉有问题的，一律进管训队，没有解释的机会。

在管训的半年期间，几乎是每天要你挖思想根桩，检查自己的错误，深刻认识自己的罪过。两天一小会，三天一大会。

200多人先后被宣判，并被分批押走，最后只剩下7个人，押往华东海军劳教队看押。

他们的身份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一个是留英归来后随重庆舰起义的枪炮军士长，他是蒋介石的族孙；

一个是给被俘后投靠八路军的日本军医当通讯员的老区少年，他曾被军医认作干儿子；

一个是起义后海上勇敢作战负伤还立过战功的艇长，他先前干过汪、蒋海军；

一个是皖南事变被关上饶集中营，获释放后找到部队重新归队的新四军老战士，他曾奉命假自首；

其余两个水兵平时表现都还好，但有亲人在台湾当大官。

7个人里，就属我的情况最复杂了。

《黄埔》杂志刊载了我的晚年照

纵观个人的历程，我明显是向往共产党的，而我又是华侨，有海外关系，自传里写得明明白白，曾经在国民党服役，属于历史反革命。

自传上也按着我的手印，在管教队看来，就算是承认了罪行。

办案审查人员总是面带笑容地对我说：“方干事，你放心，你是大学生，我们不会为难你。只要你不上诉，过不了多久，你还是可以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

所以我一直没有上诉。

想不到，两个月后劳教队突然奉命撤销，劳教人员全部押送苏北农场劳教，我正式脱离部队编制 。

刚进劳改队，我还是抱有希望的。

我利用放牧和夜班的间隙，花了三年时间把越文版的《胡志明传》翻译成中文。

可三年教管期限满后，劳改队也不给我释放。

远在越南的父亲，给我汇来回家的路费也没有用处，只能全部购买经济建设公债。

当时，每个劳改中队都可安排一名犯人全脱产，负责统计当天劳动成果，交干部晚点讲评。

我被安排做统计，但管教干部却不让我脱产，只准我在晚收工前抽出两个小时去完成。

所以，我白天早起干农活，晚上统计劳动成果，写黑板报、倡议书、挑战书、应战书，常常要忙到深夜。

冬天的时候，劳改农场零下十多度，我要下芦苇塘劳动，脚被芦苇椿和冰角刺伤，池塘上有一大片血。

在夜间突击筑闸护堤时，我被黑暗中掉落的大泥块击昏，苏醒后继续干。

有一次，渡河竹排绳断，事务长掉落水中情况十分危急，我毫不犹豫跳下激流把事务长推向了岸边，而自己差一点被激流卷走。

还有一次，中央号召开发江南煤田，有军区大领导亲临现场视察，让众多媒体拍摄领导和大队卡车一起装煤的景象。

突然，一块千斤大石向现场滚去，我冒死开着推土机，死命顶住了下滚的巨石。

我做了这么多的事，也没有得到任何表扬。

监狱为防止劳改犯逃跑，平均三年左右就要换一次监狱关押地址。

每次迁移，我都是在睡梦中被紧急哨声突然唤醒。

不管是下大暴雨还是暴雪，都要挑着个人全部物品在场排队，等候新单位来点名验收。

遣送时若走水路，只能在密封的船舱下闷坐，连转身站立都困难。

在北方我先后更换过8个监狱，直到1970年被押送到江苏溧阳竹箦煤矿，在这里待了九年。

我在监狱中经常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

才学步，父亲就手牵着我参加国庆提灯大游行；

启蒙课堂内外，不断索绕着岳飞“还我河山”的强烈呼号和满江红悲壮的旋律；

九·一八后，堂兄就怒将高价购买的日本瓷器砸得粉碎；

每逢国耻纪念日，全家要在孙中山遗像前默哀，背诵遗嘱立志保国雪耻……

我想不通，我的一生怎么会是历史反革命？

我向相关单位投寄了三十几封申诉信，不仅石沉大海，还因此被处罚，派其他狱友监视我。

1979年，越南开始了大规模的排华，我姐姐也被赶回国内暂时居住在广州。

姐姐写信给我，要我去广州和她会面。我也不知道行不行，试着向劳改单位提出探亲的请求。

又是没想到，我居然第一次获准到广州探亲，还是一个月假期。

出了狱，我直奔原工作单位——东海舰队。

接待人员告诉我，所有申诉信他们都收到了。

说之前没有相关政策允许，自然也没有回复，“如今形势和政策已经成熟，你的问题是到解决和平反的时候了。 ”

我听后，高兴得不得了，安心住到了单位招待所，单位宣传部部长来招待所看我，他不认识我提到的大部分老同事。

当我问到原东海舰队司令部教育科聂大朋科长，他说，那也是他的老领导，调去北京了，还是他的上级大领导。

他把老科长在北京的电话和地址都给了我。

1980年7月1日上午，我正在煤矿工地开扒运机干活，一位管教干部跑到工地找我。

我从机车里爬了出来，随着管教干部来到办公室，有两位军人在等着我了。

他们是东海舰队保卫部的军官，专程来溧阳竹箦煤矿落实我的平反问题。

当时我头上、身上满是煤灰，工作服也被汗水湿透。

场部领导马上让我去洗澡，换上新衣后，回到场部小会议室。

军官当面向大家宣读了我的平反判决书、政治部的决定书，以及恢复我军籍及优抚等三个文件。

从1951年12月21日起到1980年7月1日，我在监狱共度过了28年又5个月，计10373天。

紧接着，他们直接带着我到了溧阳县人事局，溧阳人事局看了我的档案后，认为我应该归属溧阳县教育局解决。

最后我被教育局安排到永和中学任教，担任英语老师。

学校无水无电，住的是危房，学校也都还把我当成释放的犯人，不仅分配的教时多，还要我兼学校的保管和会计，帮炊事员挑肥、种菜。

我在溧阳孑然一身，无亲无故，也只得听天由命了。

我的姐姐、侄子和亲友知道我平反后，经常寄钱来。每到星期天，我都会从从学校步行到镇上的邮局来取他们寄来的钱。

我原工作单位海军东海舰队政治部的同事，大家都很同情我，老部长杜果更是经常发动新老战友给我筹款。

我（左二）和其他抗战老兵合影

因为我总是到邮局取钱，被邮局的一位大姐认识，她给我介绍了个老伴，电影院退休女工朱荷英，我这才从漏雨透风的单人宿舍里搬到了她的家里。

那时我59岁，朱荷英56岁。

生活稳定下来后，我有了回越南探亲的念头。

我先到溧阳公安局办理相关手续，再远赴北京的越南驻中国大使馆办理了签证。

我只身带了大包小包的行李上汽车、爬火车，路上辗转7天多才到中越东兴边境，而我的探亲假只有短短一个月。

没想到，我提着沉重的行李到了边检站，却被边检人员拒绝，说溧阳公安部门办理的出境卡少了一张。

我求边境人员放行的时候说：“我已经整整45年没回家探亲了。”

可是边境人员和值班领导就是不答应。

我打长途电话给溧阳公安局，说因少办了一张入境卡，在边检口岸被拒，希望能跟边境的工作人员说一声，让我过去。

电话对面的人让我回溧阳，找他们给重新补办，我想这哪行，我急得都要哭下来了。

这时，边境站的工作人员建议我，让溧阳的家人帮忙补办，再邮寄给我。

我立马拍了封加急电报给溧阳公安，但他们却坚持要我本人到场才能办理，不能代办。

回家补办出境卡，再回头，光路上的时间就半个月，我还探什么亲呢？

到不了越南，我也不愿意回溧阳，我背着大包小包在东兴边检站附近转，也没地方去，坐在路边哭。

这一天，真是我整个人生经历中最痛苦的一天，即使在牢狱中也没有这样难过与痛苦过。

45年前我为了报效祖国，历时两个多月，穿过中越边境的原始丛林，回到祖国参加了抗日。

那真是一条险象环生的回国之路呀！

有当地人看到我哭，就过来问我怎么回事。

他们得知后告诉我说，离边检站不远处有一个边民通道，是给在中方打工的越南人回家时用的，不用过境卡，过境时检查人员只大致看你的脸型像不像越南人就行了。

“我看你的脸型像越南人，你可以从那边去试试。”

我虽然出生在越南，母亲是越南人，但从来都当自己是中国人，这次为了能顺利回家，我此时心里真希望大家都当我是越南人。

那天傍晚，我竟通过了东兴边检站一侧的边民通道，成功回到了越南。

幼年丧母，父亲在我劳改的时候也已经去世。

我先赶赴河内看望姐姐，然后赶到越南最南边的胡志明市与哥哥会面。

几十年间，在越南的兄弟姐妹也经历了各种波折，亲人重逢也是执手相看泪眼。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回越南。

1994年10月，我受邀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笕桥24期50周年大庆”。

这是我当时在中国空军军官学校参加的同学聚会，有来自美国、韩国、加拿大的同学，同时也有国内本届空军军官学校的军官们。

同学会上，我见到了当时同机训练的金信，跟他拥抱在一起。

金信是韩国国父金九之子。

日本投降后，我们这些中国学生回到杭州，他则在1948年从美国飞行学校毕业。

1949年，他的父亲被暗杀时，他在航空队任职，后来逐渐升为韩国空军参谋总长，中将军衔。

他问了我：“你还记得当年在学校校门上的大字吗？”

我说：“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发财请走别路”。

我们虽然命运不同，但我不后悔曾经报考空军的选择。

同学聚会一结束，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曾经的老科长聂大朋。

当年聂科长非常满意我，经常在大会小会上表扬我，只是我出事前，他就被调到了北京《八一》杂志社。

他的地址、电话我都有，很快就联系上了他。

老科长不仅热情接待了我，了解完情况后，马上拿起桌上的电话，直接打给了张爱萍将军。

于是，我又独自一人去了鼓楼米巷张爱萍将军的家。

在张爱萍将军的书房，他详细听了我四十多年的遭遇，用放大镜看我的申述材料，不时询问和提出一些问题。

他说，当年是听说了政治部教育科的一个大学生给抓起来了，想不到就是我。

整整一个上午，分别时，84岁老将军握着我的手说：“你安心回去吧，世界上的事，对的就要坚持，错的就要改正。 ”

其实，张爱萍将军虽是我老领导，但只是我认识他，他不一定会认识我，这一次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见面。

我从北京回溧阳后，原华东海军老领导周利人找到我，说是张爱萍将军专门打电话过来，叫他来看看我。

周老离休后自费在张巷办了养猪场和一家丽华实业公司，他看我年纪不大，身体也不错，就请我去搞财务工作。

没想到，过了40年，我又成了老首长的下属。

每天早上，我骑着自行车到周老的住处去接他上班，他坐在我的自行车后坐架，穿过城中心前往溧阳东门外的张巷养猪场。

周老是副省级干部，离休后出行应该有专车接送。

一次我载着他路过市政府门口时，被一位领导看到了，立即要安排车送他，被周老严词拒绝了。

我参加抗战老兵聚会

我生性乐观，这一生波折不断，身边也遇到各种好人，1998年，老领导聂大朋打电话给我时，问到待遇问题这事，我才跟他讲了之前没能解决掉的困难。

聂老离休后一直与我保持着联系，还送给我一幅亲笔题字：“千万里奔走抗日舍家，含冤仍坦荡终生乐观”。

最后在聂老的努力下，迟浩田将军亲自过问了我的事，海军东海舰队法院院长带队，专程来溧阳为我彻底平反。

周利人见到办案人员时，也说：“我们对不起方川这个人！”

自此，我正式享受离休待遇，级别由正排级提高到正团级。

对一般人来说，金榜题名、洞房花烛都是值得庆贺的大事，但对我来说，平反、离休，才是一生中无与伦比的大喜事。

因为这是我一生的定论。但想起为国捐躯的先烈，我也常觉得受之有愧。

2015年，我收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

盼了一辈子，我终于盼到了这一天。

每个华侨归国史，都是一部爱国史。

就像方川一样，几代人努力在越南开创了新天地。

可当祖国有难，民族危亡时，他们不仅慷慨解囊，还不畏流血牺牲，回到国内，和祖国人民同仇敌忾。

真正体现了什么叫爱国无悔，报国无怨。

方川老兵身上还有很多值得深挖的点，还有很多未解的谜。

可我们和作者任建中老师联系后，才知方老于2023年12月8日去世，刚刚过完他100岁生日。

任老师说，每次听这些老兵讲故事，老兵没哭，他先哭了。

方川去世前，打电话让任老师一定要去看他。

躺在病床上的方老拉着任老师的手，说：“我这一生还有很多故事，都没来得及让你写出来。”

确实，很多历史的细节，浓烈的情感，都随着个体消失而消失了。

我们一直跟时间赛跑，抢救式记录下这些老兵的故事，就是因为他们的记忆，也是我们民族的记忆。

今天能记录下来，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次和先人对话的机会。

编辑：思聪 霞姐

图片来源：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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