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战场不断壮大。从数万人的队伍发展到百万大军，这支队伍不仅要抗击装备精良的日军，还要面对国民党政府的经费断供和经济封锁。在根据地资源匮乏、外援几乎断绝的情况下，他们如何维持日常的运转？从战士的衣食，到枪支弹药的补给，再到庞大的行政体系的支撑，这些庞大而细致的开支从何而来？
全民族抗战刚刚开始的时候，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经费主要依赖国民党政府的拨款。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背景下，经过谈判达成协议，原本的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同时编制了三个师，共计4.5万人。
按照当时的协议，国民党政府根据三个师的编制向八路军拨发了经费。在这个时期，八路军的规模相对较小，只有4.5万人左右，这一人数在整个抗战初期的军队总量中显得有限，所需的经费相对可以承受。国民党政府的拨款初步能够维持部队的基本运转。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逐步发展，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各地根据地的建立和敌后游击战的推进中，迅速扩充了自己的力量。1938年10月时，八路军的人数从最初的4.5万人增加到15.6万人，新四军的规模也扩展到了2.5万人。大量投身抗战的民众、地方游击队，以及经过整编的各地抗日武装，纷纷加入八路军和新四军，使得部队规模迅速扩大。
到1940年，八路军的兵力进一步增加到40万人，新四军则扩充至10万人，短短几年时间里两支部队的规模扩大了近十倍。这种增长给中共的抗战根据地注入了巨大的战斗潜力，也为抗日战争整体的敌后战场奠定了基础。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保障如此庞大的队伍所需的资金、装备、粮草等后勤物资。在这方面，国民党政府的拨款显得格外滞后且不够充分。
根据当时的拨款标准，国民党政府仍然按照1937年八路军和新四军改编时的编制标准发放经费，也就是按照原先4.5万人的规模进行分配。到1940年，八路军和新四军总兵力已经达到50万人，但拨款金额并未因此增加，依然维持在改编初期的水平。这种状况导致两支部队的人均经费水平大幅下降，已经无法满足正常的日常开支和战斗需求。
八路军的月经费仅为70万元，折算下来每名战士平均只有不到两元。新四军的月经费更少，10万人的部队每月只能得到13万余元，人均仅为1.3元。这笔微薄的资金连基本的粮食供给和日常开支都难以保障，更不用说支持持续的战斗行动。
面对这样的困难，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后勤压力陡然增加。兵力的扩大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粮食、服装和医疗用品，武器弹药的消耗也大幅提升。然而，由于国民党政府未能及时调整拨款标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经费缺口越来越大。这种状况迫使部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想办法维持运转。
在国民党政府的经费拨付远远不足以支撑八路军和新四军运转的情况下，中共不得不寻找新的渠道解决日益严峻的资金短缺问题。抗战初期，募捐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发动国内的爱国人士捐款、组织各地群众捐献财物，以及通过地方抗日政权进行摊派。各地群众在民族危机的驱动下，纷纷以金钱、粮食、布匹等方式支援抗战。这些募捐活动虽然分散，但在各抗日根据地汇聚成了重要的经济支撑力量。
海外华侨始终是抗战时期中共争取的重要支持力量，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募集资金、物资，并将这些援助送往抗日根据地。在南洋、美国等地的华侨团体，成立了许多支持抗战的组织，为国内的抗战事业提供了持续的资金和物资援助。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的援助也是初期抗战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作为共产国际的一部分，中共在组织上得到了来自苏联的经济支持。这些援助通常以现金、物资和装备的形式提供，成为抗战初期中共解决财政困境的主要外部支持来源。
共产国际的援助除了直接用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费支出，还被用来维持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日政权的运作。这种援助在抗战初期持续了一段时间，缓解了由于国民党拨款不足带来的部分困难。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共产国际的援助也出现了逐渐减少的情况，直到1943年6月，共产国际正式解散，所有援助随之终止。
抗战时期，各抗日根据地在面对经费紧缺的严峻局面时，将税收作为解决财政困难的主要手段之一。1941年以后，随着敌后根据地的扩大和政权建设的完善，税收工作逐步规范化，各地开始系统地建立起税收体系，以保障财政收入的稳定来源。以陕甘宁边区为例，为了增强财政能力，该边区成立了税务总局，各县也陆续设立了税务局。税收政策得到了全面推广，并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了一系列细化的税收条例。
当时公布的条例包括《货物税修正条例》和《营业税条例》等，这些政策以实物和货币相结合的方式征收税款，尽量在维护公平的基础上，避免加重根据地群众的负担。税收的对象覆盖了商业流通、农业生产以及手工业等多个领域。对商业征收货物税，对企业征收营业税，对农业则以爱国公粮的形式征收，成为财政收入的核心部分。
到1941年，各抗日根据地通过强化税收制度和加大征收力度，财政收入大幅提升，与1940年相比增长了三倍多。这种增长极大地缓解了因经费短缺导致的后勤压力，使根据地政权能够维持正常运转，也为支持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日常开支以及作战需求提供了更可靠的保障。同时，这些收入还被用于兴办教育、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以及修缮基础设施，以增强根据地的综合实力和抗战能力。
为了确保税收工作的顺利推进，各地还动员群众广泛参与，通过宣传税收政策和讲解抗战形势，使纳税成为群众支持抗战的一种具体行动。在这种动员下，群众积极配合税务工作，许多人将自家的粮食和物资主动上缴爱国公粮，甚至一些手工业者也主动贡献部分收入，用于支援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军队的补给。
1940年年底，随着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快速壮大，各根据地的经济状况变得极为严峻。蒋介石政府停止了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经费拨付后，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缺口变得更加突出。与此同时，蒋介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紧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他的政府一方面切断了物资进入敌后根据地的通道，另一方面严格限制了根据地与外界的货物流通和人员往来。
经济封锁对根据地造成的冲击是多方面的。首先，资金来源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由于根据地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外界的经济援助，从大后方流入的资金与物资几乎中断，这直接打击了根据地的财政稳定。其次，根据地与外界的贸易也几近停滞。许多根据地通过与外围区域的物资交换来补充资源，但封锁政策使这些渠道变得愈发狭窄，导致粮食、布匹、药品等基本物资的获取困难重重。
此外，封锁的加强使得根据地内的经济活动更加依赖自我运转，尤其是在物资供应方面。大后方和海外援助的中断使根据地不得不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来解决问题。为了应对这一局面，各根据地开始努力挖掘内部资源，探索新的经济生产模式。一些原本依赖外来物资的区域不得不加快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通过开垦土地和组织小规模工厂来弥补外界供应的不足。
面对经济困境，各抗日根据地从内部挖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来解决问题。大生产运动成为其中最重要的举措之一。根据地的干部、战士和群众被广泛动员起来，投入到农业、手工业和副业生产中。为了增加粮食产量，部队和地方政府开垦了大量荒地。许多战士一边进行战斗训练，一边种植庄稼，有时还利用战斗间隙参加生产劳动。
与此同时，精兵简政也成为应对经济困难的重要手段。各根据地对军队、地方政府和群众团体进行了整顿，减少不必要的编制和开支。地方政府通过减少冗余的行政机构，集中资源支持军队和生产建设。
大生产运动与精兵简政的结合，使得根据地的经济状况逐渐稳定下来。虽然这些措施并未完全解决所有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物资短缺和财政压力，使军队和地方政府能够维持基本运转，保障了根据地的抗战能力。通过这种自力更生的方式，各根据地逐渐建立起了一套适应敌后抗战需求的经济体系。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根据地的自给能力逐步增强，为持续抗战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