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文强进了战犯管理所依然不肯认错，他在《口述自传》中写道：“我什么都可以写，就是不写悔过书。过了几天，又让我写悔过书。我就是不写！这样，我二十六年半之后才特赦出来。（本文黑体字均出自《文强口述自传》）”

熟悉文强履历和社会关系的读者诸君当然知道，文强确实在内战时期没有什么大罪，只要他肯认错，可能不用特赦就出来了。

电视剧《特赦1959》中那个顽固尖刻的刘安国，历史原型就是文强，但文强绝不像刘安国那样执拗：“我们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和看守员的关系搞得很好，后来，监狱长所长换了人，这个人在俄国留过学，叫姚伦，现在从公安部也退休了，他和我两个人还在一起拍过电影，是很好的朋友了。我每天在监狱里忙得很，当学习组长，又管墙报，管文艺，我们自己还成立了一个图书馆，我又在这里负责，过年过节，还写些纪念的文章。”

看过电影《决战之后》的读者，肯定注意到了字幕上那位“顾问”就是姚伦，那么文强跟他一起“拍电影”，指的当然就是这一部。

文强在战犯管理所的表现很好，当时关心他的人也不少：“周总理在战犯名单中发现了我，就派萧劲光专程来济南看我，萧劲光派了四个警卫把我送到了北京。到了北京，我以为能见到周恩来，没想到把我送到德胜门模范监狱（就是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于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功德林路1号），监狱长（所长）找我谈话，要我写个东西。我说：‘写个什么东西呢？写封信吧。’监狱长说不是简单的信的问题，你们反共反人民，要写个悔过书。我想，我什么都可以写，就是不写悔过书。”

文强一直声称自己爱国爱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既没有杀害一个共产党，也没有破坏共产党的组织，他在军统时期主要对付的是日伪特务和将军内部的贪官污吏，比如陈诚在东北大开杀戒，一口气枪毙了三个中将，还活埋了包括至少一个中将一个少将的三十七人，那都是他当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的功劳：既铲除了祸害百姓的贪官，又削弱了东北蒋军的实力，还离散了蒋军军心，打击了蒋军士气。

《文强传》也说“督察处长”文强收到的举报信足有一麻袋，但是文强可能不知道，他以为已经被枪毙的三个中将，实际并没有被枪毙，据传是被活埋的那个中将，也没有被活埋。

当年陈诚排东北行营督察处大力搜集证据，确实发现了不少问题：各部队都不经上级批准就在东北私设了留守处或办事处，这些地方其实都是高级军官的私宅或秘密住所，里面住的不是正室夫人就是姨太太和，里面还藏着非法掠取来的大宗财物，更有一些就是盗卖军需物资的窝点。

督察处就是干这个的，他们基本不搜集我军情报，主要是眼光向内盯着蒋军，所以在军中很不受待见。

督察处出马，一些中将和少将纷纷落马，文强在东北的时候，陈诚通过他提供的证据，把中将田湘藩、李耀慈、李修业逮捕并判处死刑，据说田湘藩和李耀慈未经审判就被拉到野外枪毙，李修业也关了一周就枪毙了，但是笔者看到的资料，好像这三个中将并没有全被枪毙，比如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外事处处长、日俘管理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第一保安区司令兼秦榆警备司令李修业，在新中国成立后还当了江苏政协委员、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

李修业没有被枪毙，李耀慈后来好像去了李弥为司令的第六编练司令部，田湘藩去向不明，也不知道是不是真被枪毙了。

不管这三个中将有没有被枪毙，文强都会认为他们已经被枪毙了，因为陈诚杀红了眼，最后也要对文强下手，文强只好找上面的关系跑掉，那些人死没死，他就不知道了。

据《文强传》记载，文强从跟随陈诚来到东北的国防部第二厅国际情报处处长叶楠处得到消息，说陈诚对他已经十分注意，劝他最好趁各部门改组时自动离开，要不然也可能人头不保，于是文强赶紧密电时任军统局局长的郑介民（军统局副局长戴笠坠机后，郑介民以“国防部”二厅厅长身份兼任正局长）要求调离，然后把工作交给手下，只给陈诚留下一张“有要公奉召赴宁，请假一月”的纸条就溜掉了。

文强从东北溜掉，在“世叔”程潜的帮助下，调往湖南担任长沙绥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后来又被杜聿明调到淮海战场，这才跟杜聿明一起被俘，杜聿明1959年第一批特赦，文强则直到1975年才最后一批特赦。

杜聿明跟陈诚是有过节的，他也承认陈诚虽然指挥打仗不行，但在东北也不是一件好事也没干。

杜聿明在《我在辽沈战役中所见之国民党高层百态》中回忆：“各高级将领及部队长如顾祝同、刘峙、熊式辉、汤恩伯和我等均对陈诚表示不满。因为自陈任参谋总长以来，飞扬跋扈，任用私人，排除异己；装备补充，多偏重他的嫡系第十八军等部队。而对其他各部队则多予克扣留难，以致众怨沸腾，议论纷纭。”

陈诚的排除异己，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起码那些贪官中非陈诚嫡系的将领，都被除掉了，杜聿明回忆：“陈诚在东北既抱有雄心，也做了一些别人做不到的有利于蒋家王朝的事。他将东北国民党正规军扩充到十四个军后，就大加整肃军纪，惩办党政军贪污人员，如查办汽车兵团团长冯恺，逮捕前日本俘侨管理处处长李修业等，并到处取缔散兵游勇，将东北无聊军人田湘藩监禁法办，将高立人驱逐出境。一时东北人心也有些振奋，认为陈诚是有办法的。”

陈诚杀“自己人”毫不手软，连“四平街功臣”陈明仁也被他拿下——陈诚原本军事水平就一般，搞得军心不稳之后，就更打不过东北野战军了。

陈诚屡战屡败，眼看再打下去就要输光老蒋在东北的家底，就走“夫人路线”，让妻子去找义母宋美龄，宋美龄也不想干女儿太早守寡，就去求老蒋，于是老蒋就好说歹说，把卫立煌推到东北区顶缸。

1948年2月5日，陈诚灰溜溜离开东北，身后留下骂声一片：“陈诚初来东北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原来是一个草包，到了紧要关头他就逃了。陈诚人小鬼大，他说同沈阳共存亡，最后以手枪自杀，那是想骗各将领自杀，他才不自杀呢！简直是骗子，有谁相信这个骗子呢！”

杜聿明东北淮海两头跑，还不忘抽空去“探望”陈诚，出来后逢人便说：“我见陈诚满面红光，比他一九四三年在昆明患十二指肠溃疡病时的精神还好得多，不像个病人。陈诚真是被吓倒的，当然他病是有的，但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急病。”

杜聿明的宣传，加上白崇禧助攻，当时的军事会议上，“杀陈诚以谢国人”的喊声差点嫌烦屋顶，气得老蒋拂袖而去，表示这全是白崇禧背后捣鬼，却没有半点要处罚“干女婿”的意思，反而把陈诚派到台湾为自己经营最后的存身之所。

陈诚逃掉了，据说他后来在台湾混得还算不错，他把在东北那一套办法搬去台湾，好像也见了一些成效，所以他“枪毙”和“活埋”东北蒋军高级将领的事儿，也就很少有人提起了。

文强跑来跑去，还是没逃脱被俘的命运，这可能也要怪杜聿明：如果不是杜聿明把文强要到淮海，程潜已经决定让文强担任新部队的军长，那时候文强肯定会跟程潜、陈明仁一同起义，那就不用进功德林了，至于起义的文强在1955年会授何种军衔，还真不好说——他是参加过南昌起义，也当过领导二十三个县红色根据地的川东特委书记，按这资历，军衔似乎不会太低。

文强因为不肯认错而学习改造二十六年半，他认为自己在东北有功无过，也没杀过一个地下党，这可能是真实的，但是说陈诚在东北枪毙三个中将、活埋包括一个中将一个少将在内的三十七名军官，也是文强的功劳，那就不符合事实了——那三个中将肯定没有全部被枪毙，真正被“活埋”的将校有多少，不但文强不清楚，恐怕陈诚自己也不知道，于是最后的问题就出来了：陈诚在东北大开杀戒，是整顿军纪还是消除异己？您对陈诚的军事和行政能力，分别打多少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