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闰之、玉阶，救我啊！”

1930年12月30日凌晨，国民党中将师长张辉瓒被红军活捉，吓得趴在地上高呼。

然而，由于张辉瓒是红军的死敌，又欠下老百姓无数血债，毛泽东和朱德最终决定将其交给人民公审。

张辉瓒最终被处决，但是他师部的一个小兵却参加了红军，并很快就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接见，且委以重任。

建国后，这位“小兵”又被授予中将军衔。

更神奇的是，他几乎没上过战场，却让那些拼杀出来的老将军们全都服气。

如今，即便是中央广电总局和移动等三大运营商，都将其奉为奠基人。

这位“小兵中将”究竟是什么来头呢？他又为祖国的事业做出了多大贡献呢？

这位“小兵”，名叫王诤，原名吴人鉴，1909年出生在江苏武进县天井村的一户书香世家。

王诤的父亲是个知识分子，还做过清末的小官吏。

但由于当时社会动荡，升迁无望，父亲自感做官这条路已经走不通，还不如学门手艺。

在父亲的影响下，王诤从小就对修理东西非常感兴趣，15岁时考入苏州一所工业学校。

1928年，王诤又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通讯专业，毕业后成为了国军十八师无线电台报务员。

他本想借助国家的实力，潜心研究高端科技，可没想到国军部队让他失望透顶。

他每次跟随部队来到一个新的城市，发的第一份电报却总不是军情，而是“商情”：比如这座城市有多少大米、多少黄金等等。

台长更是腐败，抓住一切机会吃空饷、买设备，把钱全搂进了自己的口袋。

1930年12月，王诤随张辉瓒部“围剿红军”，进入朱毛红军布好的口袋阵，在江西龙冈被活捉。

师长张辉瓒的死活，王诤并不在乎，他只是在思考自己的出路。

当王诤看到红军官兵平等，又对这些俘虏非常优待时，他解开了多年的疑惑：红军并不是上司宣传的那样，而是一群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革命信仰的爱国者。

从这一刻，他就默默下定决心，要加入红军，哪怕红军什么设备都没有。

红军确实什么都没有，当时国民党早就实现了无线电通讯，但红军还处于“传话基本靠喊，送信基本靠走”的阶段。

当时，上海的中共中央已经有了无线电台，但红军还没有。本想偷偷运送过去一部，可路途遥远，管制又很严，只能依靠缴获。

1930年，红军打长沙时，一下子缴获了9部电台，发了大财。

可战士们当时根本没见过电台，不知道是什么新鲜玩意，就想砸开研究研究，把9部电台全给毁了。

这把红一方面军首长们心疼坏了，传下严令：以后缴获东西千万不要随便乱动！

再缴获电台，就是活捉张辉瓒这次了，不过这部电台还是被战士鼓捣坏了，成了发报功能损坏、只能接收的“半部电台”。

可就这半部电台，也是高端玩意，红军中根本没人会用。

就在这时，王诤站了出来，他说自己是电台方面专家，不愿意拿路费回去，而要加入红军。

为了怕家人受到迫害，他还特意将原名吴人鉴改为“王诤”。

毛泽东和朱德对技术人员非常重视，在百忙之中还亲自登门，鼓励王诤消除顾虑，并将红军的电台事业全权委托给他。哪怕将来战争胜利了，照样还由他负责。

王诤非常感动，从那天起，他完全发自内心地扑到工作中，要将余生全部奉献给祖国，那一年，他只有22岁。

王诤靠着这半部电台，一边开办电讯培训班，一边接收敌台的情报，为毛主席及时了解敌情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1931年5月，蒋介石调集20万大军，对中央红军再次发起“围剿”。

王诤的电台小组昼夜不停，在关键时刻截获并破译了王金钰给“剿总”何应钦的急电，了解到第五路军水土不服等情报。

毛主席当机立断，派出2万余人急行军，从敌人主力之间穿插过去，直奔第五路军。

经过激战，将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二十八师和四十七师3万余人全歼，缴获2万余枪支，将第二次“围剿”粉碎。

在长征“四渡赤水”时，王诤利用电台帮助毛主席准确了解敌人动向，让他能够及时做出战略部署。

为了配合毛主席“声东击西”的战术，王诤又冒充总部电台发报，将敌人迷惑的团团转。

毛主席高兴地开玩笑，要给王诤发一个最大的勋章。

除了在与敌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王诤还为我党的无线电事业立下大功。

他刚参加红军时，根据地没有一个懂电台的，他就挑了几个肯学的慢慢教，然后再一点一点扩展。

光是长征之前，他教出来的各类通讯人员就达到了2100余人，他的职位也从小队长、大队长到总队长，后来干脆创办了电讯学校，当起了校长。

当然，都教会了没有电台也不行，可光靠缴获又不够用。

为了满足党内电台的需求，王诤干脆自己想办法，在根据地创建了通信材料厂。

王诤就地取材，将焦炭、石膏、松香等土产品用作制造干电池的原材料，就连缴获的飞机铝皮、和后山的树都用上了。

靠着四处拼凑的材料，在简陋车床、钻床和砂轮的配合下，硬是造出了多种可变电容、电阻等元器件。

甚至还研究出了领先于苏联的波段开关。

工厂建立不到一年，就能够成批生产各种瓦数的无线电收发机和有线电话交换机了。

在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时期，靠着完整的无线、有限通讯情报网，毛主席在西柏坡运筹帷幄，审阅的电文超过上千份，亲自起草的电报多达300份。这其中，王诤功不可没，他也升为电信总局局长。

但王诤却不是贪功之辈。

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军对志愿军补给线进行疯狂轰炸，又使用当时先进的电磁波干扰技术，使志愿军的警戒雷达不能发现目标。

王诤带着清华大才子张履谦奔，坐上火车连夜奔赴朝鲜战场，一起观察雷达被干扰的现象。

张履谦虽然刚刚大学毕业，却能从干扰频率着手，加装抗干扰电路，与美军展开了一场电磁干扰战，并取得了胜利。

王诤带着欣赏的目光，拍着张履谦的肩膀说：“从现在起，全军的雷达就交给你管了！”

张履谦以为领导只是鼓励他，也没当回事。

没想到王诤回去后，写下了详细的报告，申请建立雷达干扰和抗干扰小组，让张履谦当组长，而王诤却甘当副组长。

张履谦这个26岁的小伙子，因为王诤的信任和谦让，开始刻苦钻研，最终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才。

1955年授衔时，王诤这个从没在战场上厮杀过的战士，被授予中将军衔。

然而神奇的是，那些靠真刀真枪打出来的将军们，没有一个不服气的。

王诤的一生创造了很多个第一次，涉及到通信、雷达、气象、甚至两弹一星，这些领域几乎都是他开创起来的。

他在六七十年代提出的观点，即便放到现在依然新颖；他过去提出的问题，至今仍是我们亟待解决的。

毛主席不止一次地说过：“王诤是解放军通讯领域的鼻祖！”

但也由于常年操劳，再加上“十年”特殊时期的折磨，王诤的身体非常不好。

1977年，王诤不幸患上癌症，但他却仍然坚持工作，哪怕是插着呼吸机、躺在床上。

1978年8月13日，王诤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

他的整个生命历程，真正诠释了什么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诠释了什么才是“共产主义信仰”。

李先念为王诤的亲笔题词，是对他这一生的最好总结：半部电台起家，一生征战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