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阅读史源历史专栏第4096期。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有一个占据重要地位的名字，就是王稼祥。王稼祥在红军时期就当过中央军委副主席，党内职务更曾达到中央书记处书记（相当于建国后的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后他还是决定军队行动的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人物，抗战后期的职务却越来越低，甚至可以说是一落千丈。

1945年中共七大时，王稼祥同志连中央委员都没能选上，在毛主席的一番现场动员下，他才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建国后王稼祥主要参与领导外交工作，当过驻苏联大使、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对外联络部长。但即便在外交领域，他的地位也远不及周总理和陈毅元帅。六十年代王稼祥曾遭到错误批判，1973年他复出工作，没想到在1974年就因心脏病突发离世。

王稼祥军政生涯“高开低走”，在我党历史上的高级干部中，是比较典型的一位。他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在红军早期是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纽带人物之一，因此地位很高。当然王稼祥同志绝不是靠“关系”上位的，他的理论素质很高，并且回国工作早（1930年），比较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实际情况，与一些典型的“洋派”有显著区别。

论早期职务，王稼祥比毛主席还高。但他和王明等人不同，长期在中央红军工作的王稼祥，思想并不教条很看重实际国情，他深感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对于红军前途的意义。1935年遵义会议时，王稼祥投出关键一票，坚决支持毛主席，后来主席也多次提及此事。这样一位文化水平高、早期地位不凡且有具体功劳的干部，按说不会有太明显的职务下滑，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是受王明影响。延安时期，我党大力清除王明的极左错误思想，这牵连到了一些同志。王稼祥此前虽没有明显过失，但他和王明的私交还是不错的，并且他们都是苏联回来的干部，属于留苏派，因此受到了波及。政治上的原因，往往是对个人前途影响最大的因素。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我党的独立性更强了，政治格局也有变化。建国后王稼祥的个人处境不理想，1962年他犯了所谓“修正主义”错误（1979年平反），被迫休养，后又遭到审查下放。

其次是性格原因。王稼祥为人内敛低调，在革命工作中也有体现。杨尚昆同志晚年曾回忆王稼祥，说他理论水平高但不够泼辣大方，显得有些书生气，跟很多同志不能真正搞到一块去。这个评价是有例证的，比如中共七大投票时，很多代表不怎么了解王稼祥，竟导致他没有选上中央委员。毛主席大感意外，怕选候补委员时仍没有王稼祥，因此专门提名他，并讲话为其“拉票”。

最后是严重的伤病。1933年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王稼祥因国民党军空袭而受了重伤，一度生命垂危。此后他多次因伤病原因接受治疗，比如1937年夏天前往苏联治伤、1944年伤病复发离岗、1946年又赴莫斯科治疗。反反复复的伤病，自然会影响到王稼祥的工作，尤其作为一名高级干部，如此状态很难长期维持下去，组织只有进行相应的人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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