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阅读史源历史专栏第4088期。谢振华是开国少将、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官至昆明军区政委，在我军军史上有重要地位；陈永贵则是“农业学大寨”的代表人物，并一度官至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两人的历史渊源颇深，谢振华将军六、七十年代在山西工作时，与陈永贵产生了交集。

农民出身的陈永贵，1967年已经是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虽然当时他还没有被提拔到中央，但无疑已经是政坛的“红人”了。谢振华常年在部队带兵，1967年正担任解放军第69军军长，驻防在山西。由于六十年代后期，山西存在“兵团派”和“总站派”两派，政治经验还不丰富的陈永贵，在1967年8月陷入其中一派的围攻，身陷“武斗”处境危险。谢振华果断带兵去平遥解围，把陈永贵救了出来。此时陈永贵是十分感激和敬佩谢军长的。

在当时的山西，一直流传着陈永贵抗战时期的“历史问题”。“九大”召开前，陈永贵主动向谢振华袒露心扉，一五一十地讲了当年的情况。日军入侵山西后设立了很多“维持会”，以控制百姓、掠夺资财。在当地大姓宗族的要求下，陈永贵给日本人当过所谓的维持会代表。但陈永贵强调，自己本来很不想干，是一个“曹姓地下党员”让自己接下这一工作的，以便借机获取情报替八路军办事，默默为抗日出力。

结果陈永贵被乡亲们误解了很多年，那个地下党员后来也不知所踪，不光无法证明清白，抗战胜利后陈永贵还受了不少批斗。1947年土改时陈永贵表现积极，对之前的经历也觉得后悔。终于在几个村干部的帮助下，陈永贵于1948年入了党。但当地对于他的质疑声并未完全平息，群众时不时议论陈永贵的过往。谢振华闻言非常吃惊，对一名高级干部而言，这确实属于比较重大的历史问题了。虽然是陈永贵主动说出来的，但谢军长仍不敢怠慢，调查了解之后向中央做了汇报。

当时的大寨已经很红，陈永贵本人也是全国学习的榜样，因此对于谢振华反映的问题，中央并没有明确批示。一方面证据不足，另一方面也是从大局考虑。此后几年，耿直认真的谢振华又多次向上反映，并对大寨的一些客观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些言行令陈永贵感到生气，他和谢振华之间有了明显的矛盾分歧。谢振华在军队的上级、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将军私下劝告他：你呀，不要再反映永贵同志的问题了。

1973年，陈永贵成为副国级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认为谢振华对大寨有偏见，反对自己反对大寨。第二年在相关集团的操纵下，陈永贵牵头对谢振华进行了审查和批判，谢振华被免除党政军职务，长时间受到关押。“打倒”谢振华的理由（所谓的《三上桃峰》案）是莫须有的，全国形势好转后大批干部获得平反，谢将军也在1980年恢复了应有的名誉。1982年谢振华出任昆明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书记，此时陈永贵已经辞去了中央领导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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