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彼时的中华民国便已设立专门机构统计日本侵华所造成的损失，战后亦积极投身于对日索赔的诉求当中。

同盟国最终核定的日本赔偿总额高达 540 亿美元，中国主张获取其中的 40%，然而英美等西方阵营却表示反对，坚称中国仅能得到 30%。此事久拖未决，一直延续至 1951 年…… 该年 7 月，美国公布了对日和约草案，并发出召开 “旧金山和会” 的邀请。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美国并未向遭受日本侵略时间最长、损失最为惨重的中国发出与会邀请，这无疑意味着中国被排除在美国所认可的参与对抗日本法西斯战争的国家序列之外！诚然，美国主张让逃亡至台湾的蒋介石代表出席，但苏联坚决不同意。在大国间的激烈博弈下，最终的结果是中国被排斥在 “旧金山和约” 的大门之外。

美国给出的托辞是，鉴于同盟国对中国政府的认同存在分歧，故而不邀请中国参会，并建议中国在会后与日本单独缔结和约，至于日本与北京还是台北缔约，则由日方自行抉择等等。

和会结束后，日本除了在美方面前继续俯首帖耳之外，面对中国全然没有了一个战败国应有的姿态。在未将遭受日本侵略之害最深重的中国纳入其中的情况下，“旧金山和会” 竟将对日作战的起始时间划定为1941年12月7日，对中国自1931年9月18日起便开始抗击日本侵略的历史事实绝口不提！

在此必须铭记，从1937年7月7日起至1941年12月7日止，这段时期内中国是独自对日作战，而彼时美国却在为日本供应军需物资！和会收场后，美国宣称，赔偿之事各方皆莫要再想，日本对各国的赔偿方式仅能是劳务补偿。

针对 “和会” 的决议，周恩来同志发表声明，予以了立场坚定、言辞犀利的批驳！

但当时仍占据联合国席位的 “中华民国” 却在1951年9月12日宣称将依据 “旧金山和约” 与日本在会外进行缔约！

“和约” 的签订，彻底改变了日本的命运走向。在与北京还是台北缔约的问题上，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表示 “日本如今有权选择媾和对象，对于如何运用此项权利，需考量客观环境、中国的局势以及与日本未来的关系，不便轻易做出决定。”

为了这个 “不便轻易做出决定”，日本开展了一次 “民意调查”，就与大陆还是台湾缔约一事 “征求” 日本国民的意见。结果自然是平分秋色。基于此 “民意”，日本政府佯装 “为难”，将缔约之事一拖再拖，并且不时放出要与北京缔约的风声，以此来刺激台湾。

蒋介石见状坐立不安。

1951年10 月，蒋介石的代表董显光赶赴东京与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会面，询问日本的真实意图。

冈崎回应道：若与贵方缔约，我们便会得罪贵国大陆的人民，此事还需从长计议…… 冈崎还提及，本国政府的确有意与贵方达成和约，只是贵方目前的处境……

吉田茂在与董显光会晤时直言：日本无法忽视贵国大陆上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的情感。

面对日本的 “欲擒故纵” 之举，台湾出台了对日缔约的草案。

草案提出 “利用日本国民为中华民国从事生产打捞及其他工作，以此作为补偿。除此之外，中华民国放弃一切赔偿要求，放弃该国及其国民因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在作战过程中所采取任何行动而产生之其他要求。”

再来审视美国在这一事件中罔顾中国利益，一味出于自身私利引导和纵容日本的丑恶行径。由于提出的草案迟迟未得到回应，顾维钧在与美国官员的交谈中表达了对日本的不满，岂料谈话内容次日便刊登在了美国的报纸上。

蒋介石方面急忙 “辟谣”，声称自己并无那般意思……

美国此时恰到好处地登场。美国政府不但告诫日本不得与中国大陆有所拉拢，还派遣杜勒斯前往东京发出警告：若你要和北京会谈，我们便将废止旧金山和约！美国的这一行为无疑给日本提供了一个台阶，日本顺势而下且带着 “一脸不情愿” 地表示：那我们便只能与蒋先生商谈此事了。

1952 年 1 月 30 日，日本委派贵族院议员河田烈作为代表前往台湾，与叶公超开启会谈。

关于缔约事宜的会谈自 2 月起至 4 月止，双方签署了 “和约”。

这份 “和约” 最终呈现出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一条乙项明确规定：“为向日本人民展现宽大与友好之情，中华民国自愿放弃依据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提供之服务利益。”

换言之，蒋介石不仅放弃了对日的钱款索赔，甚至连劳务赔偿的方式也一并舍弃！1952 年 5 月 5 日，周恩来同志发表严正声明：“对于美国所宣布生效的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中国绝对不予承认；对于公然侮辱并敌视中国人民的吉田蒋介石和约，中国坚决予以反对！”

岁月悠悠，斗转星移。当看到尼克松的专机降落于北京之际，日本前首相佐藤荣作顿时坐不住了…… 佐藤秘密委派访华的东京都知事美浓部，在与周恩来总理的会见中提出：我也渴望前往北京！

对此，周恩来总理斩钉截铁地回应：他？没门儿！

并且，周总理明确告知美浓部：佐藤荣作根本没有资格与我们谈论中日友好！

佐藤下台，田中上台。

田中角荣甫一上任便郑重宣布：我们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双边关系！你若抛出橄榄枝，我们自当欣然回应。

中国对日本意欲修好的态度表示赞赏与肯定。带领艺术团赴日演出的孙平化同志代表中央向日本政府转达了 “只要田中首相能够亲赴北京当面商谈，一切皆可协商” 的意向。

此后，竹入义胜代表日本政府前来北京进行前期铺垫……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拟定了会谈草案。在谈判进程中，日本外务省条约局长高岛益郎对日本侵华战争的责任进行模糊处理，没有正确认识到日本过去的侵略行为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伤痛，周恩来总理对高岛益郎荒谬绝伦的言论予以了严厉驳斥，并质问道 “高岛条约局长是为了破坏中日邦交正常化而来的吧？”1972 年 9 月 29 日，中日两国代表在中国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郑重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回顾这段历史，从日本侵华的暴行到战后赔偿问题的曲折历程，再到中日关系的艰难破冰与重建，每一个阶段都充满了历史的沧桑与教训。战争赔偿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博弈，更是国家尊严、民族情感和国际关系的集中体现。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坚守着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底线，同时也展现出了在时代变迁中审时度势、顾全大局的智慧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