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的地方官制来看，知县铆足劲干又懂得一点人情世故，升到散州知州或是直隶州知州还是有希望的。而对于知州来说，再往上爬到知府难度就很大了，倒不是说一定不行，只是总体概率要比知县升知州小很多。
那么，知州升任知府会有哪些阻碍呢？其实政绩考核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主要还是牵涉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其一、有很大一部分被卡在出身上清代的知县、知州群体中，有44%左右是科甲出身（进士、举人），31%是正途出身（贡、监、荫），剩下的基本都是异途。御史需要说明一下，清代向来有“宗室不外放（督抚除外）、旗人无微员”的说法，就是说州县官群体中，基本都是汉人。
地方官任命有一个大的原则：级别越高对出身要求越高。州县官相对来说级别较低，皇帝和吏部对其出身资格没有太多的要求，这也导致了州县官整体水平参差不齐。
自乾隆十八年以后，知府的品级为从四品（此前正四品），从会典的记载来看，地方官只要跨入了四品行列，就意味着正式进入了“中级”官员的序列，所以对官员出身有着严格的限制。
清代全国只有180多个府，根据乾隆朝统计数据来看，知府的出身科甲占到了80%以上，其中还有一部分是翰林出身。这第一道出身关，就将一半多的知州排除在升迁名单之外，剩下不到一半的知州，也仅有极少数人能升到知府。
其二、晋升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知县、知州作为亲民官，是升是降，吏部和督抚掌握绝对的话语权，受皇权的影响不大，甚至可以说基本没有。
知县升知州需要满足的条件无非就是几点：
一是俸满，这是前提条件，就是任期满了以后才能进入考核程序。当然知县的任期是不同的，内地为五年，边疆沿海为三年，条件极其恶劣的烟瘴缺为二年或二年半，总之不管是什么缺，都得俸满才能晋升。
二是政绩，任期内无钱粮亏空，无重大刑名案件，地方治理井井有条等，这些都是政绩的考核范畴。政绩基本达标的调缺，即小县调大县；政绩优秀的升任知州或其他岗位。
三是督抚意见，俸满、政绩属于客观因素，能不能升官最终还是督抚说了算。清代各省总共就1314个知县缺（光绪朝之前），其中有700多个属于题缺。题缺知县吏部没有发言权，由督抚直接向皇帝推荐；剩下的才是吏部铨选。
实际上，知县能不能升知州，不取决于政绩，和督抚建立良好的关系才是根本。
知府就不同了，御史就以山东十个府为例，其中济南府、泰安府、兖州府、曹州府、沂州府、青州府、莱州府、东昌府八个府，都属于“请旨缺”，只有武定府、登州府是“题缺”。
请旨缺很好理解，就是得皇帝点头任命才能放缺，正常的操作流程是：知府开缺，由督抚题请吏部开列名单，然后交由皇帝任命。但是皇帝很多时候并不会从现有的名单中圈定，而是提拔他熟悉的京官或名单之外的官员出任。换句话说能做到知府，也就表明已经跻身核心权力层的外围。
这样一来，本在名单中的应升知州就被排除在外了，晋升的机会也就相对少了。
其三、知府是历练京官的中转站清代文职京官岗位相对较少，总数只有2800多个缺，而且还是以四品以下的司官、小京官居多。御史不止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四品同样也是京官的一道坎，从郎中、员外郎升到四品京堂也是小概率事件。
尤其是岗位占据多数的六部衙门，其职官设置就很不合理。正五品郎中之上不设四品、三品官，直接就是正二品的侍郎和从一品的尚书。
司官要想升到四品，只有到其他部门去中转，但是京师各部院官缺太少，根本无法扭转僧多粥少的局面。所以司官外放，也就成了清代官制中一个普遍的现象。
皇帝如果对某个司官印象不错，在京察考核之后，就会将其外放为知府或道员，其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成为独当一面的正印官。待历练成熟之后，就顺其自然提拔为按察使、布政使，然后再正常升任侍郎一类的堂官，这也符合正常的人事提拔程序。
此外，翰林官作为国家的储备人才，也最能获得皇帝的额外照顾，当皇帝要培养提拔某一个翰林官时，也会将他们外放道府加以历练。
在清代官场上同样也很注重“基层经验”，只有在地方做过正印官，其仕途履历才会完整。少了这道程序，就难以升到三品以上。
京官外放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因督抚本身已经握有一部分州县官的人事权，如果再将知府任免权也交给督抚，那么势必就会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皇帝通过京官外放道府的手段加以牵制，也是皇权集中的一个表现之一。
太平军兴以后，皇帝就丧失了这一部分权力，凡地方督抚保举，下至州县上至藩臬道府，几乎都是一保一个准。
正是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因素，使得知州升任知府被赋予了很多的不确定性，总体难度也比知县升知州要困难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