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叔属马，今年整70岁，因为我和堂妹都在省城工作，两家居住的小区仅隔一条马路。

所以只要小叔小婶从老家过来，“背锣挎鼔”带的那些农副产品，都给我和堂妹二一添作五分。

当然，每次小叔小婶来，我都要挽留老两口住几天，再忙我也要抽空陪他们说说话，带他们尝尝附近的美食。

每次小叔小婶说起我，都是一口一个“咱萍儿”，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他们的亲生女儿呢。

听奶奶在世时说，她一辈子生了10个孩子，但遭遇饥荒和疾病，最后只剩我父亲他们兄妹4个，按顺序排列为：父亲、二叔、小姑和小叔。其中小叔只比我大16岁。

父亲作为长子，当年把我母亲娶进门后，爷爷奶奶自然想早点抱上大孙子。结果不遂人愿，得知呱呱落地的我是个女孩，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爷爷，扛着大锹、头也不回就去了地里干活，看都懒得看我一眼。

不受爷爷这个家主的待见，奶奶肯定也不那么精心伺候我母亲月子了，她经常贪着去生产队干活，让我母亲月子里饥一顿、饱一顿，本来就是冬天，连尿布也顾不上洗。

那时候没有煤球炉，连锅灶下柴火都不够烧，哪有条件让坐月子的人一天吃几顿？

而父亲性格木讷，心里其实也知道心疼自己老婆，但又怕被外人取笑，所以不敢明目张胆帮着洗尿布、做吃的，就是利用晚上时间，偷偷摸摸的做。

这些倒是被年少的小叔看在眼里。

那时候坐月子的人最好的月子餐就是白粥拌红糖，计划经济的年代，红糖还要凭票买，而奶奶只给我母亲预备了2斤。

为了节省柴火，奶奶在烀一大家人吃的红薯锅灶下面，煨一瓦罐粥给我母亲吃。

但稻草火不扛烧，硬柴火又没有，经常母亲端起粥碗，不是清汤寡水，就是米粒子还是半生的。

但母亲胆小，不敢说，硬着头皮“咕咚咕咚”地喝。

后来还是小叔想出了好办法。有天他从外面回来，手里拿着两只破旧不堪的布鞋底，奶奶问他捡那玩意回来干啥？

小叔笑着说：“你再给大嫂熬粥时，把瓦罐旁边用这布鞋底包上，坐在稻草火里，这样煨出来的粥肯定浓和。”

奶奶将信将疑地照小叔说的那样做，结果还真是这样，我母亲喝着“啧啧”称赞，说又粘又香。

可哪有那么多鞋底子捡呢？后来小叔就拿着粪筐拾牛粪，用干牛粪在锅灶下煨粥。

都说“从小看秧子”，从那时候起，我母亲把这个小小叔子当亲弟弟看待，从脚上的鞋，到衣服上的补丁，都是我母亲帮着做。

老话讲：一娘生九子，九子各不同。本是一母同胞的二叔跟我父亲和小叔性格一点都不一样。

因为早年家庭条件不好，我父亲只上了3年学就回来给生产队放牛，而二叔念到高小毕业，小叔和小姑后来书念得多些。

二叔是他们哥仨当中，长得最帅气的那一个，加上他性格外向，颇有些文艺细胞，所以当年大队成立文艺宣传队的时候，二叔当仁不让就被选拔进去了。

二叔自从成了宣传队的文艺骨干，那走路都恨不得横着膀子，回到家也是趾高气扬，俨然像个“脱产干部”。

我小时候体质不好，经常闹毛病，每次对着摇篮里“哇哇”大哭的我，二叔就用嫌弃的语气对我母亲说：“快抱到旁边去，吵得人连饭都吃不下！”

每次这个时候我母亲不敢回怼，但我父亲不愿意了，这哥俩就“呛呛”起来。

没办法，家庭不团结，在我一周岁的时候，爷爷奶奶将我们一家三口分开另住，第二年二叔将他自由恋爱的二婶娶回了家。

都说“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恶事”，我这个二婶跟二叔两个，真是“一床被子不盖两样人”。

自打二婶嫁进门后，把爷爷奶奶叠摆的无所适从，不是埋怨我爷爷老烂烟、成天咳嗽，往哪一坐就是一堆痰，就是嫌弃我奶奶做的饭菜不讲究卫生，不是咸就是淡。

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爷爷奶奶直到那个时候，才觉得还是大儿媳妇听话懂事。

但即便这样，老两口也是敢怒不敢言，因为二婶的亲叔叔是我们公社革委会主任，也是当地“一踩乱晃”的人物。

更让二叔二婶有底气的是，他们婚后第二年堂弟刘兵出生，二婶一飞冲天。

直到堂弟出生，奶奶才正式脱产回来照看孙子，因为之前奶奶一边在给生产队放牛，一边照看我。

可以说，我是后来沾了堂弟的光，才没有风吹日晒。

因为有二婶娘家这层“裙带关系”，加上二叔确实有工作能力，所以他从大队团支书开始，干到民兵营长，再后来成了我们村副书记。

真是应了那句古话：“冬瓜有毛，茄子有刺，男人有能，妻就有势”，二婶这个干部家属那就更不可一世了！

随着二堂弟刘峰出生，爷爷奶奶更对二叔一家不容小觑，因为小叔那时候没结婚，我父母接连生我和妹妹两个女孩，我们老刘家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二叔二婶他们身上。

估计我父母骨子里觉得没儿子被人瞧不起吧，所以没等计划生育严的时候，又怀了第三胎。

望着我和妹妹穿着“吊八寸”的褂裤，一看就是捡别人的旧衣服，二婶撇撇嘴，尖着嗓子、抑扬顿挫地嘲讽道：“哎哟～孩子看质量，不是看数量，我看大嫂圆溜溜的肚子，估计这胎还是个丫头！”

等母亲回来把二婶说的话，说给我父亲听后，父亲叹口气道：“孩妈，你就争口气给我生个儿子吧，要不在老二他们跟前，这辈子都抬不起来头！”

其实父亲那时候也是愚昧，生男生女哪是我母亲决定的呢？不过还算万幸，弟弟还是横空出世了，把我父亲高兴得逢人就递香烟。

不久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二叔有经济头脑，他摇身一变，把大队的粮油厂承包了下来，自己当老板。

我感觉真正让二叔荷包鼓起来，应该就是他承包粮油厂的时候，他也是农村最早经商的人。

二叔这个暴发户比当初当大队副书记时更加张狂，只见他梳着大背头，用发蜡把为数不多的头发打理得一丝不苟，连苍蝇停在上面都要拄拐棍。

那时候二叔雇人干活，自己倒是很悠闲，他每天胳肘窝里夹着一只黑色公文包，手里端着泡满茶叶的水杯，在村里一走三晃地闲溜达。

本来我父母就没啥能耐，就是靠土里刨食，所以看二叔在村里招工人，爷爷就跟二叔推荐说：“把你大哥和你弟弟招进去吧，不管怎讲，是一家人，也是左膀右臂啊，”

不等爷爷把话说完，二叔脖子一梗，没好气地回怼道：“你知道家族企业是怎么衰败的吗？都是自家人在‘挖墙脚’！我早就说过，家里人一个不用！”

二叔“义正言辞”的回答，看似有道理，殊不知他后来雇的人全是二婶指派的，不是“南瓜藤”、“红薯藤”的娘家亲戚，就是二婶的牌友。

气得奶奶背地下骂道：“真是‘人影不跑，鬼影子乱跑’！我看他雇的那几个人，就没有一个像认真干活的！”

但那有怎么样呢？想当年二叔二婶家新盖的四间大瓦房，一天到晚人来人往，络绎不绝，门庭若市。

有年春节正月初一，二叔酒喝多了，他当着几桌人的面，说我父亲喝酒孬怂。

当时不记得父亲怎么回怼他一句，二叔恼羞成怒道：“刘春生！你跟我说话注意点！小心我找人揍你一顿！”

气得我母亲拉着父亲就往家走，母亲回来抹着泪水对我们几个说：“我和你爸这辈子是翻不了身了！你们要争气啊！”

后来听说小叔看不过去了，他提醒二叔说：“你别‘小狗头上顶不了4两油’，连大哥都直呼其名还扬言要打人，你多几个钱就‘烧包’啊！”

气得二婶说我父亲和小叔共穿“一条裤子”。

我初中考中专那年，因为5分之差跟中师失之交臂，后来听传言说，以后初中复读生不允许读师范。

眼看学习成绩挺好的我，父亲舍不得我回来种地，所以就咬咬牙说：“读高中吧，将来考大学！”

其实按我当年的分数，是可以去县城读一中的，但考虑到费用高，只好就近读一所普通高中。

小叔得知后也鼓励道：“萍儿，你只管好好念，你是弟弟妹妹们的榜样，我希望你成为我们村第一个走出去的女大学生。”

说实在话，村里跟我同龄的几个女孩，只有我一直读到初中，眼下又要上高中，成了我们村为数不多的读书多的女孩。

我读高一那年爷爷因病去世，听说因为爷爷的丧葬费，二婶还跟我父亲和老叔吵了一架，她说许多人情礼都是看他们两口子的面子上，才来的，所以不能作为公情，应该属于她家私人。

而二叔三缄其口，装聋作哑，最后没办法，我父亲和小叔又一家多出几百块钱，为此还负了外债，而二叔家一算账，挣了7百多块钱。

看着二叔二婶得意洋洋的离开后，小姑流着泪说：“这两个东西真是‘万人不遇’啊，眼里只有钱，不顾手足情，我看他们也是‘发财不大，倒运不小’！”

其实都是亲兄妹，如果不是小姑气急了，她不会这么说二叔他们的。

开粮油厂挣了钱的二叔，又想拓展新领域，他听说养鸡、养鹌鹑利润空间大，所以跟村里申请了一块地皮，盖了养鸡场和鹌鹑场，让二婶管那两个摊子，自己经营粮油厂。

殊不知玩心重、热心玩麻将的人，怎么可能脚踏实地干事？二婶还跟以前一样，指挥别人干，自己没日没夜赌钱，有时候去进饲料，遇到牌友就彻夜不归。

因为有二叔的粮油厂掺在一块核算，他们那一两年一直是“大皮蒙大鼔”，看上去也是事业有成，财大气粗。

89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别看我是女孩子，但喜欢数理化，所以高二分科时，我选学了理科。

因为几次模拟考试成绩不错，连班主任都鼓励我说，只要正常发挥，一定能走。

结果“骄兵必败”，因为政治试卷的失误，那年我以15分之差，名落孙山。

落榜的我追悔莫及，非常自责，以致于查分回来，我一个人硬是躲进玉米地，等到中午村里人都在家吃午饭的时候，才贴着墙根、低着头溜回家，生怕别人看见。

看我那个样子，不用问，父母一猜就知道考得不好，不过他们也没多说话，只是让赶紧吃饭。

但我端起饭碗，嘴里如同嚼蜡，哪能咽下去？于是一个人躲在房里蒙着头哭泣，恨自己居然在副科这个阴沟里翻船。

而小叔小婶一直关注我的考试结果，所以那天他们端着饭碗过来问，得知我落榜后把自己关在屋里，小婶进来了。

她拍拍我肩膀安慰道：“别灰心，哪有第一年就能‘一炮打响’的？再复读一年吧。”

接着，小叔不知道啥时候进来，也附和道：“就是嘛，你学习基础好，这次是失误，‘猴子不上树，多敲一遍锣’的事！起来该吃饭吃饭，等开学了去报到，明年一定行！”

而就住在巷子对面的二叔二婶，连问都不问一声。

不久到了八月中旬，高中毕业班提前补课，而几个复读班也在招生。

虽然班主任宋老师给我留好座位，学校也允许在食堂蒸饭，但为了学校秩序，不允许复读生住校。

这下可难为到我了！学校离家有十多里路远，而我还不会骑自行车，住在哪里呢？

就在我们全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小叔提醒道：“找我二哥吧，刘兵（堂弟）不是在镇印刷厂上班吗？听说他住的两间屋，是自家买的，不行就让萍儿在那住，正好离学校也不远。”

其实小叔说的时候，我看出来我父母眉头紧皱，担心希望不大，可眼下没有更好的办法。

就这样，由我母亲出面，想找二婶说说看，因为他们家的大事小情，都是二婶说了算。

可结果母亲碰了一鼻子灰回来了！

母亲说：“素梅（二婶）一听说让青萍借宿，头揺得跟拨浪鼓似的，嘴里说：‘那怎么行？刘兵上三班倒，再说虽然是堂姐弟，但孤男寡女说出去不好听，往后别把我儿子名声搞坏了！’”

听母亲说的这些，差点把我气哭了！其实我堂弟刘兵早就说他住厂里宿舍，吃饭还有补贴，比自己做饭还上算，但到二婶这，她杜撰说刘兵住在家。

不帮忙想办法就算了，还把话说的那么难听。二叔二婶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变得更加龌龊不堪。

好在后来还是班主任帮忙，把我安排在应届生女生寝室，才让我安心地复读一年。

为了保证我营养跟上，父母隔三差五烧菜往学校送，可惜我父母都不会骑车，小叔得知后，哪怕腿上的泥没洗干净，光着脚跨上自家的自行车就给我送菜来。

每礼拜天下午我回学校时，小婶肯定用他们家的那个大号瓷缸，给我做满满一缸子豆干、虾子炸酱，至少够我吃三四天左右的时间。

每次我自己想懈怠的时候，我就想想二婶的嘴脸，再想想父母和小叔小婶对我的殷切希望，同时告诉自己：刘青萍！不吃馒头争口气！

我复读那年一路高歌猛进，而二叔家开始走下坡路。

先是鸡场疫苗没防控好，鸡大批量的死亡，接着鹌鹑也出现了问题，市场滞销。

而遇到这些情况二叔两口子依然“跌倒骑马式”，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其实那时候经济链应该就快断了。

不久养鸡场和鹌鹑场关张大吉，粮油市场竞争力也大。

不过村里人都说，他们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复读再战那年，我终于考出了自己的水平，后来被省医科大学录取。

在接到录取通知书后，父母给我办了简单的升学宴，请了亲朋好友和街坊四邻。

那时候一般随礼是很少的，像邻里之间送一件的确良褂料、一条方片糕就行。

除了我父母高兴，小叔小婶和小姑也跟着开心。

小叔那天激动地对我父亲说：“哥，明天带着萍儿去给爸妈坟前烧点纸钱，告诉他们，我们老刘家终于出了女大学生了！”

而一直头昂得老高的二叔二婶，破天荒地也来到我家，说一定要好好庆贺一下。

“本是同根生”，虽然之前二叔二婶跟我们家就那么回事，但那天晚上，父亲硬是留二叔二婶喝酒。

同时，父亲还叫了村里帮人做饭的大厨云景大伯、他的发小宗胜叔等人作陪。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只见二叔摇摇晃晃站起来，端着酒杯说：“咋样？我早就看出来青萍有前途！往后医科大毕业后就是主治医生、专家级别，有个头疼脑热的她打声招呼，都不需要挂号！”

当时把我羞得满脸通红！真是无知者无畏啊，医院又不是我家开的，有那么容易吗？

说完，二叔把酒杯往桌上重重一放，杯中的酒洒了一大片。

只见二叔从口兜掏出一小沓崭新的钞票，对我说：“丫头哎，拿着！这是1千块！看看是不是二叔二婶最疼你？”

说完，二叔扭脸问小叔道：“老三，你给大侄女准备多少钱啊？”

小叔那天晚上因为高兴，也没少喝，听二叔这么一问，小叔涨红了脸，不好意思地说道：“我哪有你有钱啊，不过是给萍儿准备了二百块钱。”

说完，小叔摸索着，从他上衣贴身口兜拿出两张皱巴巴的钞票，笑着说：“小叔钱给少了，大侄女别见怪。”

我连忙推辞道：“小叔，你快把钱收起来！刘珍和刘强今后上学花钱的时候多着呢，心意到了就行，不需要给钱。”

但小叔硬塞给我。

其实我知道小叔挣钱不容易，他会瓦匠手艺，但风吹日晒在户外干活，都是苦钱啊，而且两个孩子眼看都到了花钱的年纪。

那晚他们喝到10点多钟，外面漆黑一片。小叔站起身要走的时候，我一把挽住他的胳膊，说：“小叔，我打手电筒送你回去！”

看到我对小叔如此体贴孝顺，二叔失落地坐在椅子上剔牙，我没管那么多，一直把小叔送到家。

我大学毕业后留在省立医院工作，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在医科大任教的老公，有了幸福的三口之家。

后来弟弟妹妹们读书，我都倾力相助，如今除了我弟弟刘兴在家搞装修外，妹妹和小叔家堂弟都是老师，而堂妹跟我在省城，她是一家银行的主任。

而二叔家两个儿子过得一般，在集镇上做小生意，二叔二婶在老家居住，好像跟两个儿媳关系都不太好。

正像人们说的那样：创业难、守业更难。二叔二婶作为曾经致富带头人，因为种种原因，中途“被迫下车”。

不过我还是希望一家人都能过得好，因为我们是一条老根上下来的亲人！每次回老家，我还是要买点东西去看望二叔二婶。

做人啊，还是以善良为本，穷不失志，富不张狂，如此给人生画上满意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