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挑战·一、文化

（一）二十一世纪威胁人类的是精神病

现在是精神病开始的时代了，我发现很多年轻的孩子们精神都有问题了，归结起来是教育的问题，一个国家、社会的兴衰成败，重点在文化，在教育。

——《南怀瑾讲演录》

人类文明发展到了现代……人们几乎丧失了人性，完全是“心被物转”的时代，工商业的科技文明愈发达，精神文明愈形堕落……对于孔门心法“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的先贤明见，的确有重新认识、从头反思的必要。

——《原本大学微言》

物质的欲望在扩张，蒙蔽了人类的智慧。因此我们现在对于自己的文化复兴，要作承先启后融贯中西的工作，这是刻不容缓的重大使命。

——《论语别裁》

（二）文化的战争

文化战争来了。新的课题就是认知科学，与经济、工商业的战争。大家感觉到好像没有风暴一样，其实一个新的风暴正在形成。今后的文化，不是东方西方，也不是中国、美国，是整个人类的问题了。

——《南怀瑾讲演录》

须知机知时而反求诸己，唤醒国魂，洗心革面以求自立自强之道。……同时，我也正在忠告西方的朋友们，应该各自反求诸己，重振西方哲学、宗教的固有精神文化，以济助物质文明的不足，才是正理。

——《孟子旁通》

我们一方面要复兴东西方固有文化的精华，互相截长补短，作为今天的精神食粮；一方面更应谋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会，以期消弭迫在眉睫的人类文化大劫。

——《中国文化泛言》

（三）整理文化的重要性

整理固有文化，以配合新时代的要求，实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是任重而道远的，要能耐得凄凉，甘于寂寞，在默默无闻中，散播无形的种子。耕耘不问收获，成功不必在我。必须要有香象渡河，截流而过的精神，不辞艰苦地做去。

我们既不应随波逐流，更不要畏惧。必须认清方向，把稳船舵，此时此地，应该各安本位，无论在边缘或在核心，只有勤慎明敏地各尽所能，做些整理介绍的工作。

——《楞严大义今释》

时代挑战·二、教育

（一）人格教育的缺失

中国几千年来的教育，古今有一共同目的，就是养成完美的人格，以人格教育为第一，这才是学问的道理。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

今天的世界惟科技马首是瞻，人格养成没有了，都是乱的不成器的，教育只是贩卖知识，这是根本乱源，是苦恼之源。只有科学、科技、哲学、宗教、文艺、人格养成教育回归一体，回归本位，均衡发展，才有希望。

——《南怀瑾与彼得·圣吉》

我常说我们这一百年来，教育没有方向也没有目的，究竟想把我们的孩子教成什么样子？没有一个方向、没有一个目标，方法也有问题，所以我们要重新思考像《大学》这一篇，就确定了中国教育的目的和方法。什么是教育的目的？就是教做人。做人从什么开始？从心性修养开始，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

（二）人才培养的偏差

学问之道，必须知识渊博，不走渊博的路线不行。要在渊博以后，再求专精；就是各种知识都懂了，然后再在专门的学识上做深入的研究。

我国古代的教育，当然是以国文为主，但是仅以一部《礼记》来说，几乎天文、地理无所不谈，熟读了这些书之后，样样都通达了，那是从博而后约的。现代的教育，目的在求专，开始那一点点的博只是作为陪衬。这种情形，将来会使人类文化出大问题。

——《孟子与离娄》

现代教育造就出来的人才，通才越来越少，专才越来越多。再看未来时势的演变，是趋向专才专政，彼此各执己见，沟通大大不易，因此处处事事都是障碍丛生，这都是更加严重的问题。

能够明道而又通达的人士，愈来愈少，社会也愈将演变得僵化。在这些问题还未表面化的时候，这个道理，大家不会有深刻的了解，我在这里先作预言（按：此课在1976至1977年之间），在今后的五十年到一百年之间，全世界即将遭遇到这种痛苦。

——《孟子与尽心篇》

时代挑战·三、经济

（一）丢掉了俭朴的好习惯

儒家思想，始终教人过俭朴的生活，走其实无华的路子。大家如此，社会就安定，盗窃也少了。今日全世界经济危机，就是受凯恩斯“消费刺激生产”理论所害的，大家不肯节俭，尽量消费所致。

——《论语别裁》

现在第一经济农业的基础都是问题，没有搞好，粮食问题马上出来。可是大家吃的用的都在严重浪费！我们的国家几千年以农立国，“吃饭大如天”，农业经济如何能真的建立起来，俭朴的生活习惯重新恢复起来，免除后顾之忧，也是大问题。

——《漫谈中国文化》

（二）缺乏全人类的经济思想

中国到底有没有自己的经济学？有！这是康熙、雍正时代整理的《古今图书集成》，它把几千年的财经，一切内容的要点囊括在里面。……《汉书》上的《食货志》，食货，包括了农工商业，有人把“食”归纳为农业，把“货”归为工商业。一切经济第一是农业，第二是工业，第三是商业，包括财货的流通。至于现在什么股票啊、期货啊、金融衍生产品啊，真是泡沬，花哨得不得了，迷惑了人。

——《漫谈中国文化》

我们今天看的外国经济学的书，都是十七八世纪工业大革命以后这些国家的思想。你注意每个经济学家是哪国人，他的立场就站在哪个国家。而且那个时代的人，思想都局限于那个范围。现代社会，全世界缺乏一个全人类的经济思想，未来的世界、人类，究竟怎么安排？你们这个那个国家的经济思想家，那些著作都是强盗思想。因为只是站在自己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立场。

——《南怀瑾讲演录》

（三）人口与经济的大问题

现在觉得世界上粮食不够，人口过多成了问题，生怕人口跟土地不成比例。西方人拼命提倡节育，在他们某种理论上可能有道理，但是，其中还有个很秘密的大问题，就是与黄种人、与各有色人种有关的国际上一个大问题。其中涉及了种族，也就是政治理论的立国精神，是否与种族有关，这是非常大的问题。

因为是与土地政策、粮食分配有关，有关人类的生存，更是一个国家人民永续存在的问题。换言之，这与农业经济、国家经济、世界人类的经济等问题，都牵连在一起。所以，我觉得盲目跟人家叫节育是不妥当的。当然站在女性生孩子痛苦的立场来讲，节育是个好事情；而站在一个立国、一个民族国家永久的大计来讲，就是四个字：值得深思。

——《孟子与离娄》

时代挑战·四、环境

（一）对地球的破坏

“地无以宁将恐发”，我们生活居住的这个大地，本来应该是平静安宁的，可是地球不断遭到人类的侵入，挖石油、采煤矿等，使“地无以宁”。大地不能安宁，“将恐发”，就难免发生地震、洪水各种灾难了……

我们的古人，虽然知道有“天材地宝”的矿藏，也决不肯轻易去挖掘。即使挖掘，也要祭告天地神祇，得到允许。不然，只有偷偷地在地层表面上捡点便宜。其实，哪个神祇又管得了那么多？但是人心即天心，人们的传统思想是如此，神祇的权威就起了作用了。

正因为这种思想，使得我们全国的丰富的煤矿等宝藏，才保留到现在，作为未来子孙们生存的资财。例如现在人所用的能源——石油，在道家的观念来讲，是万万不敢轻易多用的，因为那是地球自身营卫的脂肪或者就同人体的骨髓。如果挖掘过分了，这个地球生命受到危害，就会增速它的毁灭。

——《老子他说》

（二）资源的无限制攫取

现在的世界人类知识，尽量利用物质，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已经初步登陆月球，还正在追寻外星球是否有生物的存在。同时，武器的发展，使杀伤力到达不可计数程度。电脑网路的发达，可使人们完全进入“迷心逐物”的境界。可是，却忘了地球和人身一样，是一个整体的生命。我们现在所用的资源，都是取自这个生命的内部。这些生活在地球外表皮肤的寄生虫一族，所谓人类，却拼命钻进内部去挖取它的骨髓。也许很快地就走上树倒藤枯的结局，还归原始的混沌世界，才算了事。

——《原本大学微言》

道家说人身是个小天地，换句话说，这个宇宙天地只不过是个大的人身。道家的观念认为这个宇宙是一个生命的全体，因此中国古代不大主张开发地球，矿藏都不大开。我们挖石油、煤矿等于在身体上每个骨节抽骨髓、抽血出来用，慢慢抽久了，这个地球就毁坏了。

——《我说参同契》

时代挑战·五、宗教

（一）脱掉宗教的外衣

现在开始，所有的宗教要把门打开，把宗教的外衣脱掉，把内容公开地与大家讨论研究，去掉宗教的形式，研究宗教的内涵，在二十一世纪人文社会才可以站得住。不然的话，五大宗教按目前的形式做法，我说只有八个字，“关门政策，自杀主义”，一定要失败的。未来不是有谁会出来反对宗教，而是科技、科学文明的进步，宗教没有跟科技文明配合起来研究，就统统有问题了。

至于现在的宗教啊，在我看来都是很灰心的，现在不是宗教的问题，是整个社会对自己的文化没有信仰了，全体文化也包括宗教在内，这个比宗教问题还严重。现在大家活在这个时代很茫然，自己的文化教育都没有信仰。

——《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

（二）回到哲学、宗教、科学三位一体

上古的中华民族，一开始即孕育出良好的原始科学、哲学与宗教合一的文明。无论现代有些中国人如何鄙弃自家故物，终有一日会翻然觉醒，开启自己的宝藏，并扩而充之，与世界各国民族共同互助研究，进于天下太平的局面。

几千年来东西文化虽然那么多的不同，但是宗教、哲学、科学却是殊途同归的，其根本的目标一致，三位一体，各擅其长。但是现在的宗教、哲学、科学，彼此要么不相干，要么互相攻讦倾轧，忘记了根本的目标，社会当然会乱，怎么可能和谐呢！

——《南怀瑾与彼得·圣吉》

中国文化不然，开始就一朵花一样，长出来是自由的。所以真讲中国，从上古以来就是自由民主，与西方的自由民主不同。道家讲道德，儒家讲仁义，它不像“摩西十诫”，不是戒条，而是做人行为的目标，从普通人的行为道德到追究生命最根本的问题，从政治文化的基本到最高理想，从普通生活到哲学、科学、宗教合一，追究宇宙生命的根本问题，都有目标和方法，与西方文化大不相同。

——《漫谈中国文化》

南怀瑾先生《与哈门教授谈全球性前提计划》

哈门教授 席右：久仰

高贤，素所佩钦。前蒙来信征询意见，并赐宏文，尤为感谢，已转译刊载《知见》矣。无奈俗务繁忙，作复迟迟，尚请见谅。

今因李慈雄返校之便，匆匆作答如次：有关全球性前提的计划，立意至善。但须从人类文化前因，如何演变为现有世界现象的后果，寻找出其症结所在，方知究竟。譬如医师用药，必须诊得病源所自，演变如何，才能处方治疗。

西方文化的有今日欧、美文明，其源流系别虽多，在政治、社会方面，要皆以今日美国式的民主、自由，作为文明的荣耀；在现实生活方面，要皆以精密科技与工商业经济为决定性的指标。但皆迷失西方文化统欧、美三千年，精神文明的性灵中心。因此而形成今日的世界，物质文明似乎予人类生活带来更多的方便，但在精神心灵上愈来愈呈空虚。换言之，物质文明的发达，给予人类生活上许多方便，精神文明，愈形相对的堕落。

东方文化虽概括有埃及、阿拉伯等系统。但无可讳言，唯有中国文化为东方文化的大系，其影响亚洲之巨，历时三千余年，地区概括东南亚、东北亚、中东一部分。然而以三千年来以农为主而立国的文化，极端重视人道、人文、人生的安康，重视自然而轻视唯物唯利的思想，深根固植已久。但在近今百余年来，一受西方文化的刺激，仓皇失措，无法自守藩离。于是要改弦更张，即无如欧、美自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以来产业革命性的基础，终而形成不东不西、不今不古的败坏之局。倘欲维护固有文明，岂能拒西方文化中后期合理的人文思想与物质享受的尖锐声光。故至进退失据，形成今日祸乱不息的东方，甚之，波及全球的不安。

更有甚者，近代与现代欧、美高明之士，固真有心救世者，并无一人真正透彻了解东方文化。徒持皮毛之见，以讹传讹，以偏概全。因此，西方谋国救世之士，凡所举措，一施之东方，无不错误百出，图好反坏，施福得祸，终为人所诟病怨愤，敢怒而未敢言。

而在东方各国，师承西方文化者，大多亦皆肤浅从事，仅图科技的实用，而不知欧、美今日的局面，自正病其如何缺乏精神文明安养的不安。

由此互相矛盾，由东至西，由西至东，如日月经天，虽无差别，但各地区之山川陵谷不同，所感之明暗阴晴，即各有不同的反应。倘使对全球综合性气象的无知，则将何以谋定全球性非污染，否定武力竞争之前途计划！

（二）西方文化感人影响的最深切而彰明者，当为法国大革命的先后时间，由孟德斯鸠、卢梭等先贤之学说，而有现在欧、美民主，自由，社会文明的出现。但在西方精神文化的中心，有同于东方文化的博爱思想者，却由工业革命后各国工商的发展，配合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而演变为今日各家的经济学说，几乎无一而不从小我立场而图富强康乐，何曾有全盘了解全球性各地区民族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建立为全人类总体经济工程的大计。

……从经济政治之观点而言，自十七世纪以后，西方文化思想谋求安定社会与解决人类问题，始终认为唯有从经济问题着手，方得解决政治问题。而经济问题，又与工商发展、物质文明的开发，毕竟不可分离。于是如治丝愈紊，仍然未得要领。

东方文化，自古及今的固有思想，始终认为解决社会与人类问题，必须从贤明的政治措施入手，方得安定社会与求得人类和平。而政治与文化思想，又息息相关而不可分。文化与经济，又彼此相乘而不可偏。于是主观各异，莫衷一是而未得融会贯通。

（三）目前世界局势，大部分的注意在于：A.注重经济的复苏。B.限制武器与军事的发展。C.极力宣传抑制人口膨胀，提倡节制生育；尤其对东方的印度、中国，正在推波助澜而加强宣传。其实，凡此种种的作为，只是显见主谋国际和平者束手无策，更无对全球人类平等博爱的远见，而且仍基于国家或个别民族主义的狭隘私心所出发。即使并无小我私见的预谋，亦只是有限度，短时期有效的消极办法，并非为全球人类谋长程福利的良策。

全球性的总体经济问题，其利与弊，都由科技进展与工商开发问题而来，譬如因地而倒，必然因地而起。当此电脑、核子物理等科技的日新月异，生产工业已迈进于产业再革命时期。工业产品与财富，已非无产阶级与资本家间的人事贫富问题。应当有思想、有理论之指导，使其转向共同为全球人类平等谋福利，使人与人间，再无贫富分配不均，阶级差等斗争问题的存在，只有人能如何利用物理与天然的物质资源，转化为高度灵活的精神文明世界。此当为今日及即将来临的科技，必然可以到达总体经济工程所能领导的趋势。唯须如何建立其经济哲学的新理论、新观念，配合科技发展，作为新时代的指导而已。

人口膨胀问题的顾虑，同此理由，其基本出发点，仍旧在农业经济的粮食、居住等经济分配问题而来。有限节制生育，事实并非坏事。但认为人口膨胀，即为世界祸源之说，未免可笑。况且解决粮食、营养、居住等问题，在即来的科技发展，应可迎刃而解，亦只为总体经济工程计划即须待解的一环，并非绝难以处理的死结。

至于限武与裁军问题，必须从人性哲学上谋求解决，基本在人类群体情欲与理性问题。实难片言可毕其词。人类有两大欲求，无论过去、现在、未来，势所难免，除非有超越物外能力的圣哲。此皆基于人性需要饮食、男女两大原性出发，扩展而成为群体的痴肥症：一即支配财富与资本主义，一即富国强兵与霸权思想。我读大作《TRANSFORMING AFFIRMATION AS A KEY TO PERSONAL CHANGE》一文，已知先生自得启示良多。至于深入形而上与形而下关系的探讨，容待他日细论，恕忙不尽所言。现在仅就彼此已知问题，略抒积愫，藉代面谈而已。

一九八三年四月八日

致答日本朋友的一封公开信

1969年，先生随台湾中日文化访问团赴日，应邀发言（后发表为<致答日本朋友的一封公开信>），呼吁重整东方文化，不断融会东西、古今、中外。

南怀瑾先生《致答日本朋友的一封公开信》

1984年9月，英国学者、近代生物化学家、科学技术史专家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中文名：李约瑟）携学生来访，因特别推崇道家之学，故与先生讨论道家学术问题数小时。

十月十一日下午，中日文化访问团在东京参加东方文化座谈会，关于我要讲的“东西文化在时代中的趋向”一事，因为时间有限，为了珍惜中日两国难得的盛会与宝贵的时机，我自动停止讲话，希望两国与会人士，有较多的时间，可以互相商讨重要的议案。当我宣布这个意见以后，大和学园的负责人土屋米吉先生，便提出我讲演稿末后一段引用司马迁所说“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一句话，要我提出较为具体的意见。而且土屋先生很客气地说：“要讲东方文化，中日两国原为兄弟之邦，中国是老大哥，所以希望贵国以兄长的立场，开诚布公，有所指教。”同时他又问我此行对于日本的观感。

土屋先生彬彬有礼的质询，经过我方翻译人员的转述，以及当时观察土屋先生谦和而诚恳的态度，使我不得不作答复。但我有主要的两点声明：

（一）因为时间不够，有许多可以贡献给大家的意见，无法详细说明。

（二）这是我第一次到日本，先后匆匆七天，都在旅途播迁之中，由京都经伊势而到达那智山，再经过在日本文学上负有盛名的朝熊岳山而到达东京，车尘轮迹，赢得一身疲累，虽有不少的观感，但自认并不成熟，故暂时保留意见。

然而散会以后，日方著名汉学家兼汉学诗人木下彪先生，以及我国访问团同行的几位朋友，都一致告诉我说：当时我说的话，翻译人员辞未达意，不能充分通译，而且遗漏了许多要紧的关键，非常遗憾。后来又有日方的几位与会人士通过翻译，要我见之于文字而写出来，作为此次历史性与会的纪念。

十二日中午返国以后，事务麕集，实在懒得执笔。但与木下彪先生有诗文之约，而且土屋米吉先生所提的询问，确甚重要，故匆匆写就本文，公开寄与土屋米吉及木下彪两位先生，并献给日本此次参加东方文化座谈会的诸位先生，作为此行备受殷勤招待的答礼。秀才人情，书生拙见，未必可登大雅之堂，但如野人献曝，各抒一得之见，山人野叟之言，聊备一格而已。但是这只是代表我私人的观点，并不代表中日文化访问团，或任何文化团体与我国人的意见，其中或有不妥当的观点，可以付之一笑，希望不要因此而引起争论，如果有此情形发生，须得事先声明，恕我愚拙而又冗忙，不拟再作答复。

现在我要再加申复我当日所说的话而稍加补充：

主席和各位先生：本来为了珍惜会议的时间，我要求不必说话，现在为了土屋先生指定要我答复问题，又只好开口讲话。但是这个问题牵涉很广，如果要将我所知的资料，贡献给贵国及本会议席，在短促的时间中，又势所不能尽毕其说，只好留待将来，有机会时再作补充。现在我要提起诸位注意的：据我所见，贵我两国今天与会中的许多人，可能都犯了一个容易错误的偏见，因为大家对于贵我两国，以及东方各国之间今天的文化思想与造成社会风气的败坏，国家前途的殷忧，工商业社会导致人心陷溺于现实的趋势，乃至青年心理的徬徨与颓废，教育的失败，等等，一律都归罪到西方文化的错误。

大家不要忘记，我们今天开会会场的种种设置，便是现代化西方物质文明发展中的产品，甚之，与会人士的衣、食、住与交通工具等等，大多数仍是西方文化自然科学发达以后，物质文明发展中的结晶。西方文化中的自然科学与物质文明的发达，它给予人类在生活上的便利，生存中的幸福，并无过错，而且只有好处。但是东方各国，在传统保守文化的情感中，认为人生伦理、社会秩序、道德观念、生活方式等一切突变中的乱象，都是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关系，所以厌恶甚而鄙弃西方文化。

其实，这是东方人，或者说，贵我两国自己被西方文化物质文明的形态冲昏了头，自己放弃、忘却了东方固有文化的传统精神；换言之，也就是自己扬弃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才有今天的窘态。以中国话来讲，我是一个土包子，而且是一个非常顽固的爱好中国文化的分子。因为我从来没有出洋去留过学，所以没有对西方文化偏爱的情感与嫌疑。

而且我以山野之身可以公平地说一句，西方文化，自然科学发展成果中的物质文明，并没有带给东方人以太多的祸害。至于我们接受西方文明以后所发生的流弊与偏差，那只怪我们自己抛弃了东方固有文化的宝藏，而自毁其精神堡垒所得的应有惩罚。

其次，所谓西方文化，并不能以今天的美国文化而概括一切西方文化，由希腊时期而到今天的欧、美，它本身也自有三千年的历史。它的人文科学，在精神文化上的成就，由宗教而哲学，由哲学而科学的互相递嬗，也是有它的精神所在。

不幸的是，今天欧、美的国家与社会，也正因为自然科学促进物质文明的长足进步，而使人文文化的精神堡垒濒临崩溃，而无所适从。它与我们东方所遭遇的困惑和烦恼，只有病情轻重的不同，而其同病相怜的情况，并无二致。

因此，我们要放开胸襟，放大眼光来看，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局势，是东西方人文文化将要同临崩溃，新的世界人类文化尚茫然无据，危机隐伏的时代。我们不仅是需要为复兴贵我两国的东方固有文化而努力，我们更应该为人类文化开创新的局面，肩负起拯救世界人类危机的责任；要发扬东方人文文化与固有的人生哲学，来补救因自然科学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所造成的工商业社会之弊病。

而且我还要郑重地希望贵我两国与会的高明人士，必须认清一个重要的关键，对于过去历史文化上的光荣，不能留恋，过去的历史，是无法挽回的，留恋往事，只是文学的情绪。至于时代的演进，是无法倒流的，悲伤时事，那是无补时艰的诗人情感。历史的排版，各有千秋的一页，时代的演进，是当前的大势所趋，我们要放开胸襟与眼光，如何振兴东方文化，来补救西方文化在世界时势中的不足，这才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对贵我两国前途有利的大目标。

中国文化，素来秉承儒家的“民吾胞也，物吾与也”的精神，与佛家“众生平等”, “心、物、众生，三无差别”的明训，所以对于东方人或西方人，都认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个人以山野之身，积十多年从事教育，以及教导西方各国友人学习中国文化的经验来说，深切体会到“诚以待人，无物不格”的古训。许多朋友认为我有许多外国学生，应该会有很多的收入，事实上，我为弘扬中国文化，为沟通东西文化而努力的工作，是做的蚀本生意。

当西方学者要向我学习的时候，每每问到我要多少钟点费的问题，这时我便告诉他们，我只要求依礼来学，并不讲求代价。西方人从商业的观念，重视学问的代价与价值，所以把学问与知识，也变成商品，东方人素来认为道是天下之公道，只要执礼而来，中国文化便以学问知识作为应该交出的布施，并无代价，更不要求还报。因此，从我学习或交游的西方人，大多数都与我变成家人父兄的感情，渐渐进入东方文化的人生境界。他们有别我而去的，仍然保持充沛的感情，一如东方人的“礼尚往来”。

例如一个美国学生，为了看到我吸烟太多而流泪，因为他怕吸烟而妨碍到我的健康。一个德国学生，临去时向我跪拜辞行，起来时泪眼婆娑，舍不得离去。最近一位美国的女学生对我说：“当我付出代价去学习时，与在老师家里学习的心情完全不同，因为用代价换来的知识，那只有商业行为的感觉，并无感谢的心情。”

又当美国前任总统肯尼迪遇刺的时候，以及美国对亚洲政策种种矛盾措施的过程中，我与另一位美籍有识之士，也是美国退休的将军，谈论到东西方文化与东西方观念的差别，我问过他对现在局势的感想，他告诉我说：“我觉得美国的历史，倒退了一个世纪。”

他也为美国的前途，以及东西方文化思想的矛盾，与人类文化前途而担忧，才发出这种内涵无限感喟的叹息。我现在提出这些极其微末的资料，只是为了提供我们今天要复兴东方文化的精神之工作，应当如何做法的一个参考。我们需要放开胸襟，放大眼光，了解今天的局面，不只是为复兴东方文化而工作，实在要为拯救世界人类在文化思想上的危机而努力。至于有许多重要而比较复杂的资料与意见，实在限于时间，一时讲不清楚，希望大家原谅。

以上是我当时在东京参加东方文化座谈会临时答复土屋米吉先生的一番话。现在追忆补述出来，只是为了日本朋友的要求，并弥补当时翻译人员未能把握重点的遗憾。

回国以后，国内一些朋友与美国留华的少数友人，关心此行与会的情形，及留心东方问题与日本问题的人，也如土屋米吉先生一样，要我说出此行对于日本的观点与感想，使我觉得有一言难尽、碍难答复之处。

为了提供给会后中日两国将来筹备东方文化复兴策进协会的参考，姑且综合我的一些观点，公开答复。但是，这仍然只属于我的一隅之见，未必甚然。老子说的“正言若反”，或者具有“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的作用，那都不是我预料所及了。

关于日本经济发展中工商业社会的观点。我们一行二十多人，抵达京都那一天的下午，便游览了旧的内庭与二条城（德川幕府时代的大本营）的外景。一路行来，朋友们的赞扬或批评，加深了我对历史哲学的感喟与惆怅。

第二天乘长途游览车直达那智山，虽然受到长日车途劳顿之苦，但很高兴能够走马观花地看到由明治维新而至第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日本的农村，新近进入工商业发达和都市繁荣的日本现代化经济的外貌。既使人低徊联想固有东方农业社会的诗情画意，追忆安静宁谧的旧历史时代；同时又使人想到两三年前日本农村妇女的大游行，要求壮丁回到农村去的情景。

从表面看来，第二次大战以后，日本的乡村建设与农业社会，极其快速地进入东方式现代化的阶段，非常值得钦佩与欣赏。但头脑过于哲学化的我，很快地就会因感触到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各种经济思想与工商业社会的发达，带给东方经济思想的影响而忧虑。经过四天的旅行，由丰桥乘高速夜车到了世界闻名的名都东京以后，看见最新型而合于国际水准的种种建筑与都市建设，有人问我作何感想？

我只反问一句：这些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二十多年来的成果吧？他说是的。我说：那么，我想休息，不想再看了。当然，不但问话的人不会太满意我的答复，同车的日本朋友们，恐怕也不会了解我这句话的机锋。

总而言之，战后的日本，在精疲力竭之余，举国上下，经过二十多年的刻苦砥砺，一致努力于工商业的发展，能有今天的成果，的确值得兴奋与自豪，但是这种自豪与兴奋，并非日本之福，也不是东方文化应有的精神。一个国家与社会，如果忘记历史过去的教训，缺乏未来远大的眼光，困惑于现实而自豪，那是非常可虑的趋势。现在就我所感觉到的粗浅观念，提供日本过去与未来经济发展的参考：

（一）我所谓过去的日本，仅是指战后二十多年前的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始终很幸运地在复兴。因为它碰到我们政府当时秉中国历史文化“兴灭国，继绝世”的精神，毅然决定“以德报怨”的政策，主张保存日本人传统历史文化的精神堡垒，而不废除天皇存在的制度，不要求赔偿，更没有分裂其土地与内政上的治权，因此战后的日本，才在非常幸运中重整国家，发展工商业，而有今天在经济上的成就。

我在那智山与东方文化座谈会上，曾经亲自两次听到日本人大久保传藏先生对于此事的重复讲话，慷慨激昂地表示衷诚的感谢，并要求大家不要忘记历史的这一页。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而且据我观察，除了中年以上少数高级知识分子，感觉到心情的沉重以外，一般社会与工商界的资本家们，尤其是后起之秀的日本人，早已对历史淡忘而漠不关心，甚之，还很可能对于大久保先生的论调，会嗤之以鼻。

我说这些话，既不是要日本人感恩图报，也不是别有用心，因为中国文化，素来有“施恩不望报，受惠不能忘”的明训。我只是说明现代经济成长中日本幸运的前因，由此而说明以下第二点日本未来经济思想的可虑之处。同时也就是解释前因我之所以答不想看东京都市繁荣新建设的道理。因为在现代的经济思想与物质文明的时代中，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战争，没有内忧外患，举国上下，能够同心协力，从事经济的发展与建设，那是任何国家都做得到的事情，既不足为奇，更不必叹为观止。

（二）未来的日本经济趋势，据我的观察，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必须知道，世界上有两种工具，对人类的生存具有正反两面的作用：一是武力与武器，一是金钱与财富。防护国家的安全，必须有精良的战备；稳固国家的基础，必须有充沛的财政与健全的经济。然而战备强的国家，如果没有高度文化的政治哲学，往往会使得一个国家民族，生起唯我独尊的侵略野心。同样地，一个经济发展到实力充沛的国家，如果没有远大的经济哲学的思想，往往会踌躇满志，挟富而骄，而欺凌弱小。

而且人类有天性的弱点，当他在强有力的时候，必定想要耀武扬威，控驭一切。如果在富有的阶段，必定会恃富而骄，凭陵孤寡。何况东方民族中的日本，素来具有奋发雄飞、不甘寂寞的个性。它在今天的世界局势中，工商业的发达，已渐渐可以媲美国际水准，跃登世界第二位的宝座，经济的成长，也是力可左右落后地区，而扬威于先进地区。

那么，日本现在的资本家与政治界的高级知识分子，如果缺乏在现代经济学上远大的思想，一有偏差的观念，恐将为他自己的国家与东方各国，带来新的危机。但我并没有充分了解现代的日本资本家以及他们的经济思想，只是凭泛泛观察所有的一得之见，先有杞人忧天的顾虑而已。虽然我对于近代与现代，西方或东方的经济思想，没有很深切的研究，但从哲学的观点来看，任何一种来自西方文化的经济思想，无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严格地说来，都只适用于某一个国家或某一类型的社会，并没有一种为谋求增进全世界人类的福祉，能够平等而统一地适应各地区的经济思想。

假定是有，也会因某一种政治思想与政治方略而变质，更何况并未得见。就以今天雄长世界的美国而论，又何尝例外。因此，我希望今后的日本，要放开胸襟，放大眼光，要在东方文化思想“济弱扶贫”与大同思想的观念中，产生一种新的经济思想，用来指导工商业的发展，为全世界人类谋福祉，开创未来新的局面。这是一番千秋大业，今后的日本正好赶上时代，大有可为。否则，会走上想以现有经济上的成就，而变相地雄长亚洲，那就于人于己，都是大有可虑的新生之忧了。

关于文化思想的观点。我们此行的任务，主要是参与日本所举办的东方文化座谈会，以及参加日本全国师友大会二十周年的盛典。除了这两次的重要会议，冠盖云集，胜友如云以外，并无个人的接触，也没有与后起之秀的日本学人们交往。在全国师友大会席上，我们看到了日本剑道与吟诗（读汉诗）等东方固有文化的节目以外，同时也看到名闻国际的作曲家须摩洋朔，亲自指挥演奏的节目。听了安冈正笃先生与有关人士们为日本文化及东方文化前途而担忧的讲演，同时也听到木下彪先生对日本文化与国家社会风气的隐忧与沉痛的说辞。我们看到京都宫殿上所绘中国十八名臣的壁画，也看过东京皇宫的气象。

然而过去所知行到皇宫前面必须顶礼膜拜，或脱帽鞠躬的现象，已经成为无可追寻的往迹。我只看到日本青年男女的嬉皮，携手蹀躞在宫墙外的苍松绿草间，一派罗曼蒂克的画面，与一大群嬉皮在车站横七竖八的情景。我看到穿着和服男女们的彬彬有礼，也看到夜总会前面红男绿女们东西合璧的新面目与新潮派的作风。当然，我也看到在公共汽车上，女人抱着孩子，拿着东西，站在车厢里被挤，青年男女们公然堂皇就坐而不让位的东方式大丈夫的作风。同时也看到关闭了的大学门前的布告与封条。凡此种种，与我在国内所见所闻，大同小异，只是触目惊心，更加感觉到这是东西方文化，在现代工商业发展，物质文明膨胀浪潮中的大流弊。

欧美的国家，已经开始自食恶果而图谋对策。它的传染影响，不幸地，竟会这样快速地到达日本社会，纵然有老年人的坐以论道，企图力挽颓风的感喟，恐怕将随暮年而消逝，而无补于新文化思想的一片漠然与空白。阳明之学，创造了明治维新一代的日本，但阳明之学也带给日本在事功上的苦果，这是学术思想上一个非常深奥的大问题，姑且置而不论。关于青年的嬉皮与学生闹事问题，带给教育界与学术界的苦恼，其中实有两种本质不同的问题存在，日本真具有领导权威者，应该加以注意。由美国存在主义演变中造成的嬉皮，在素质来讲，大多是中人之产以上的子弟，而且都是受过较高等教育的青年，因为不满世界的情势，而反对前辈在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上领导的偏差所引起。

这是他们在教育上，习惯于注重批判，寻求自我一代的新生观念，结果又茫然无据而不知其所归向的必然现象。但是东方式与日本的嬉皮，却是西子捧心，东施效颦，在胡闹而已。这是过分曲解自由与民主，对优良传统的风气，矫枉过正的病态。总之，我拉杂列陈匆匆七八天内，在日本所见所闻的这些事实与现象，相信每一问题，都具有专题论述的价值，当然无法一一详说。一言以蔽之，日本在文化思想上的危机，的确是一件更为值得担忧的问题。他们更举办东方文化的座谈，以及中日两国，此次在会议中，双方共同要举办东方文化复兴运动的提案，实在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工作，我希望大家能够做好，但又怕不容易真做得好。现在为了答复土屋米吉先生的询问，我只提供有关日本文化思想方面的两个观念：

（1）所谓复兴东方文化的内涵。如果放开胸襟，开诚布公来讲，实际上便是复兴中国文化。当时所以造成明治维新的壮盛局面，无非是真能做到汉学为经、西学为纬所得的成果。除了汉学——中国文化以外，如果东方文化还有别种精华，那就非我所知了。过去一个世纪，日本在东方文化的地位，据我所知，它一直为中国接受西方文化的先河，一向成为东西文化的转运站，犹如今天日本在工商业上的成就一样，创造的不太多，吸收融会而改良的倒不少。

东方人自有东方文化的历史背景与价值，正如西方人自有西方历史背景与价值相似，如要两者融会交流而创建新文化时代，为时尚早，起码还需要有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的努力。所以我们为了挽救东方在现实存在世界上的危机，必须要共同整理，重新振兴东方文化，为了日本所谓的汉学的精神作新注。我的大体观点，已经见之于十一月十一日的演讲词与前面一段话中，不必再说。

（2）值得注意日本文化学术界的优良作风。由于我此行两次参加日本有关文化学术界的会议，看到日本经济界的资本家们，能够与文化学术界密切合作，相互提携，这是值得钦佩的优良风气，也是日本学习到西方文化较好的一面。一个真正现代化讲自由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国家，从事工商业的资本家们，他们和文化学术与政治，往往是不可或分的。除非教育水准不够的社会，学问知识的低落，不能洗涤个人满身金钱的俗气，以及长年沉醉在书卷中充满酸气的人们，不能了解时与势变的经世之道，于是便彼此扞格不入，分道扬镳，各行其是，小至对于个人，大至对于社会国家，都无真正的利益而反受其害。

因此，此行参观后，对日本工商界的资本家与文化学术界合作的精神，是深为赞佩。至于今后努力的方向应当如何？那就要看东方文化复兴后的作为了。说句老实话，依我的浅见，日本在经济上的成就，尽管已使工商业跃登世界第二位的宝座，但是在学术思想上，还是非常贫乏的。工商业发达的社会，往往会造成文化思想上的空虚。因此欧洲人往往有个共同看法，那就是“日本只是专讲商业利益的国家”，对于这点，我希望日本当今踌躇满志之际能略加注意（因为此时希望日本察纳雅言，未免太难了）。

最后我要反复地声明，以上所述来去匆匆七八天中对于日本的观感，说句老实话，有许多地方，我们是有同病相怜的沉痛，这也正是今日世界东西方文化在激流交汇中所有矛盾的病态，尤其在东方各国为更甚。所以重整东方文化，融会东西古今中外的工作，真是刻不容缓的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想，中日两国的学人，今后面临的重任，当然有不胜重压之感。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来源：恒南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