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除彭总外，黄克诚（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周小舟（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张闻天（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等人也一同受到错误的批判，即所谓的“彭、黄、周、张”反党集团。会后，四人被撤销一切职务，继续接受组织的审查。

那么，黄克诚大将在庐山会议后去向如何呢？

庐山会议后，黄克诚的政治待遇基本被取消，和彭总一样，黄克诚在自己的住所、北京大水车胡同四号院过上了赋闲生活。

据黄克诚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开国大将在赋闲期间的生活仍然十分自律。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外出散步一小时，回家吃早饭，听新闻。8点左右读书，看自掏腰包订阅的《人民日报》。午休后下棋。晚饭后，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新闻联播》，散会儿步，10点左右就寝。与此前的繁忙相比，此时的黄克诚终于难得过上了陪伴家人的生活。

然而，好景不长。庐山会议后的第三年即1962年，波澜再起。

这一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县级以上干部的扩大工作会议，与会人数超过了七千人，这就是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与庐山会议类似，七千人大会的主题仍然是要系统性的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教训。然而，随着会议的进行，对于彭总的批判再起。

1962年1月27日，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认为彭总是“不只是写了那封信，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得知此事的彭总气愤至极，于是在会后，彭总将自己的一生经历，是非曲直，详细地写了一个书面材料，交给中央要求澄清自己的名誉，这就是彭总的“八万言书”。

不曾想，材料递上去后，被错误的判定为“想翻案”，彭总再次受到冲击。黄克诚大将也被牵连，跟着遭到第二次审查。

三年后的1965年10月，黄克诚被分配到山西，担任常务副省长。开国大将本打算在这里度过余生，没想到一年后，“文革”开始，这位开国大将终于没能逃过再次被批斗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