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作为我党的杰出领袖，其人格魅力不言而喻。据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毛主席不论是对待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对待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显得十分和气。

然而，1958年的一天，毛主席突然对着谭震林、田家英大发脾气称“难道只有陈云懂经济，我不懂？”，这是为何呢？故事要从大跃进开始说起。

1957年9月，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主席认为1956年周恩来、陈云等对经济工作中过急情况的纠正是“反冒进”，毛主席认为，只要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来一个“大跃进“式的发展。

1957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首次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这也标志着毛主席亲自从幕后走到台前，开始亲自主管经济。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会议还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这造成了经济工作中的急于求成和急躁冒进。

在大跃进中，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各地纷纷提出工业大跃进和农业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目标，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在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不断宣传“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在工业上，为实现全年钢产量1070万吨的指标，全国几千万人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并且“以钢为纲”，带动了其它行业的“大跃进”。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都开展“全民大办”，把“大跃进”运动推向了高潮。

然而，随着大跃进的进行，国民经济开始出现了严重问题。大炼钢铁导致的农田荒废、生产力浪费、钢材浪费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的粮食短缺问题，都在1958年开始逐渐暴露出来。

到1958年下半年，全国的情况变得更加严峻。许多省已经出现了粮食严重短缺的现象，甚至出现成片地区挨饿甚至死人的情况。山东、安徽、湖北、甘肃、云南等省的情况最为严重，广东甚至出现了去隔壁湖南省抢粮食的行为。

就在关于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的报告送到主席处后，谭震林和田家英到主席处，在谈话时，主席对目前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感到难以置信。主席认为，大跃进的初衷是好的，怎么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局面。据当时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主席当时就“拍了桌子”，主席发火道“难道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

然而，事实如此，一系列经济上的挫折让毛主席对于自己当时的决策变得怀疑。在看到人民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后，毛主席感到心情非常沉重。据时任主席秘书的田家英回忆，主席感叹“1958年走到前台直接主管经济，结果碰了一个钉子”。主席这时也意识到，应当思考如何扭转局面了。

从此，中央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来扭转局面、纠正左倾；直到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反右”的硝烟再起，国民经济进一步走向了困难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