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连城文史资料》第四辑(1985年5月)，作者邹日升，原标题《中国四大雕版印刷基地之一——四堡——浅谈四堡雕版印刷业的盛衰》(一九八五年二月十日）

正文

五十年代初，文化部副部长、著名文学史家郑振铎先生到厦门视察时，在厦门大学作了一次“关于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学术报告。郑振铎先生在报告中提到版本问题，指出本省的长汀四堡是我国古籍雕版印刷的四大基地之一。遗憾的是，郑先生尚未写成专著，就在不久之后的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而离开了人世。三十多年来，中间有北京、上海、厦门等地的同志去过四堡，谋求一些珍本古籍和调查有关印刷业的历史，但是终因年深日久，实物大多湮没，加上其他原因而难予追溯，最后都怅然而归。

我离开厦门，在外省工作已经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来，郑振铎先生的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去年，调回连城工作，有机会回到故乡与父老们攀谈，经过多方努力，觅得了一些在“文革”余烬中残存下来的《范阳邹氏族谱》。经过半年多来的调查采访，并从《族谱》的字里行间，零星的记载中，互相得到印证，初步理出了关于四堡印刷业的脉络，找到了它的纵向轴线和横向联系。

四堡印刷业的诞生

四堡印刷业的发轫，可追溯到明朝嘉靖三十年至万历八年（公元1551——1580）在浙江杭州任仓太使的邹学圣（学圣字清泉，生于公元一五二三年，卒于一五九八年）。

据传，当邹学圣辞官归里时，其夫人邵妙正（杭州人），不愿离开杭州来福建。当时邵妙正年仅29岁，她留恋杭州的生活，更担心孩子的教育成长问题，她知道，膝下三个孩子，最大的仰鲁（震孟）才12岁，望鲁（希太）仅6岁，缉鲁（希孟）尚不满3岁。如果回到山区僻壤，是难以把孩子培养成才的，所以磨磨蹭蹭不愿离开杭州。可是，丈夫邹学圣想的是，自己年纪57岁，接近花甲，特别是老父已在风烛残年（这时邹雄已92岁高龄了），母亲又早在14年前病逝，自己又是父母的唯一独生子，无论如何也得回家。一则安慰老父暮年念子之心，二则安度自己晚年，而下决心辞官归里。为了使夫人能跟随自己回乡，于是决定把苏、杭的元宵灯艺和印刷术（含部分雕版）带回故乡，以此换得夫人的乐意成行。从此，“镌经史以利后人”（《谱》卷34,P10-B）的印刷业，便在四堡雾阁播下了第一颗种子。

自封建社会实行科举考试取士制度以来，在民间渐渐形成了一种意识流，这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因此，作父母的总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科举仕宦上取得一席之地；青年学子更热衷于功名利禄，日夜勤奋攻读，梦寐以求飞黄腾达，封妻荫子。于是儒业之风，历久不衰。四堡的印刷业顺应了时代需要诞生于雾阁后，因“列书肆以镌经，芸编广布”，便为“庭贻诗礼，分灯课读历寒更”的人家，提供了前提条件（《谱》卷34，P42-B）。

邹学圣之子邹希孟（1578-—1643）继承父亲的事业，在“身游库序，富拟陶朱”之后，更“广置书田”鼓励勤读（《谱》卷34,P5A-B）；其兄邹振盂（1568——1634）外出售书，“走东粤，”“游武林”，“殷富”“冠都邑”而名噪一时（《谱》卷34，P25A-B）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在希孟、震孟弟兄运用父亲从杭州带回的雕版开设书坊，搞印刷业之后不久，其堂侄邹葆初（1619-—1673）便在广东兴宁“刊刻经书出售”，“娶妻育子”，至康熙二年（1663）方搬回本里，置宅买田，并抚养诸侄，仍卖书治生。闽汀四堡书坊自刻书版印刷“实公所开创也”。故时人称颂其“丰功伟绩，全在刊经，公刻书以来，多人学步，通里文明，实公宣布”。（《谱》卷34,

P9其侄启整、正国所记《葆初公行实二则》）。可见邹葆初开始自行镌版印书致富以来，影响更大，许多人跃跃欲试，开始步其后尘，为后来四堡印刷业在乾、嘉发展到它的鼎盛时期，开创了先河。

四堡印刷业能够稳步发展的因素

清康熙帝为了运用儒家的封建礼教来为其统治服务，在他的倡导下，组织了一批文人，编纂了著名的《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和其他儒家著作。同时他自己也认真学习，吸取外来的文化科学知识。雍正统治为时甚短；乾隆帝继承乃祖康熙遗风，崇尚文学，尊重士人，身边集结了许多著名学者（如纪晓岚等），进行古籍的整理、考据、纂辑、汇编、出版，对我国古籍的保存和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四堡印刷业的发展有了客观上的条件和基础。

但是，四堡地处闽西山区，交通运输不便，尽管官马驿道直经雾阁，毕竟不象现在汽车交通方便，为何如此大规模的全国重点印刷业，竟能在这样的山区集镇傲然崛起和发展呢？这就是它本身赋予的特定因素在起作用。

1、四堡地域宽广，物产丰富。它包括了长汀、连城、清流、宁化数县相邻接的村庄，统称四堡。除了在特殊情况需要区别时，才加冠以县名（如长汀四堡、清流四堡）以示不同外，一般则打破县界所属，泛称“四堡”。

这是因其语言风俗、生活习惯、攀亲结友、经济往来的纽带把他们连结在一起。县属之分，在这一带地方的群众并不把它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所以，周围山村，如井口、石背、珊坑、岭背、南柴坑、彭坊、肖屋岭、龙头坊、王枧[jiǎn]坑、王家墩、竹薮[sǒu]里、强风、庄下、马罗围（属汀），到湖、大坑源、蕉坑、车上、张地井、石螺角、大坪（属连），长校、江坊、茜坑、留坑、黄坑、深渡、里田、草坪、刘坊（属清）、助背岭（今治平）、曹坊、滑石、甚至安乐（属宁）等地的毛竹、木材、玉扣纸、松烟（印刷墨烟）和各种毛皮、山货土产，均在雾阁的集市（农历每月逢五、九的墟期）进行贸易，同时买回生活日用百货和儿童的启蒙读物，纸、墨、笔、砚。雾阁渐渐地成了四堡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于是四堡这一地名便取代了雾阁之名而沿袭至今。据考，四堡原名四宝，就是由于文房四宝的纸、墨、笔、砚而得名。后来，因贸易往来日趋频繁，相邻各县交汇处，当地豪绅各设关卡收税（当时称之为“抽厘金”）于是“四宝”便演化成“四堡”，同时“宝”的繁体字“寶”不如“堡”字易写，所以一开了头，也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虽然这些近似题外话，但它说明了当时四堡的物产丰富，经济繁荣活跃，尤其印刷所需的基本原材料：纸张、墨烟和雕刻印版的梨、枣、梓等木材，在四堡境内均有出产，这在经济上和物质上都为四堡印刷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四堡地少人稠，环境迫使人们向农业以外去寻觅生活出路。于是读书风气极盛，几乎遍及各村各户，冀图从功名仕宦方面闯出一条新路。但是，真正能从科举中得一官半职养家糊口的人，毕竟凤毛麟角，微乎其微。因此，知识分子在碰壁之余，常哀叹“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而掉头另辟蹊径。有的在农村开馆执教，成为受人尊敬的教师，有的便以“大丈夫不能为良相以济世，当为良医以济人”来宽慰自己的士途蹭蹬，转攻歧黄之术，终成一地名医；有的则以青鸟（勘舆风水先生）为业，终年与青山绿水为友；有的则终老于家，著书立说，和书画文苑结下不解之缘，如邹圣脉（梧罔）等人；还有一大部分人，则在工、商业门前徘徊良久之后，跻身入夥。原来他们认为“生意人”成天“计锱铢”，“沾铜臭”而耻与这种“末流”为伍。但是，生活是现实的，不得已只好自我解嘲地改变初衷，投身到印刷业和书肆经营上去。说什么“若将古人载籍，镌刻梨枣，俾之不胫而走，四方咸知圣贤翰墨之精神血脉，贯注流通，且可开财源以赡家口。”（《谱》卷33,P27B-28A）。同时，经年外出售书，能广泛接触各地学者、名流、诗人韵士、儒林俊秀，唱酬应对，谈今论古、倾吐情怀，借以慰藉士途坎坷的失意情绪，拂释精神上的无端烦愁。所以，知识分子在科举场中不得志后，大多便走上了“开设书肆，以售经史”的道路。他们经年屡月，背井离乡，售书江南各省。发财致富后，归里“筑大厦，置腴田”（《谱》卷33,P15),逗引得更多的人垂涎而加入这一“末流”队伍。正是向外售书逐年增多，刺激了四堡印刷业的进一步发展。

3、华侨经济的源源不断涌回故乡，也为四堡印刷业的发展，提供了扩大生产的资金来源。据谱牒所载，康、乾时代，四堡就有了一批人出国到南洋新加坡、印尼、泰国、缅甸、越南以及欧洲 各地经商。这些人，大部分原来就是贩书在闽、赣、苏、浙、湘、鄂等省和沿海各大商埠的书商。由于商业往来，信息反馈灵敏，加上明朝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以后，相继前往海外贸易而致富的故事，和现实中的一些侨商殷富的情况，耳濡目染，启迪了他们向海外开拓的冒险精神，将贩书的一部分资金转轨换向，投入海外贸易中去，并通过自己在驻地经营书肆多年，对人事和产品情况熟悉的有利条件，采购大批丝绸、瓷器、茶叶等等国外畅销名产，运往南洋、西欧各地销售。这样每年往返几次，获大利回家，从而扩展家乡的印书业务。有些人则长居海外，娶亲立业，扩大经营而发家致富。因是黄金、白银源源不断流回故乡，供养父母、弟妹和侄儿。如谱载：“梓臣……年十九,汛咬×(左口+上亞下田)吧(注：不解其意，有知道的请评论留言)，颇获利，屡年寄百金回，为诸弟完娶，父母得享安逸,及归家，买田数亩，作二人蒸尝，并分给诸弟……”（《谱》卷34,P15A）象邹梓臣等一批人，从海外寄回的金钱，其中有一大部自然也投到了家乡的印刷业上去，成了促进四堡印刷业向着高峰迅猛发展的经济基石之一。

基于上述因素，所以到了乾、嘉时期，四堡的印刷业便跨入了鼎盛的黄金时代，其影响之大，播及全国。它印行的很多古籍，后来成了上海铅印排版的依据，所以郑振铎先生对四堡雕版印刷业十分关注，称之为我国古籍雕版印刷的四大基地之一。

鼎盛时期的印刷业规模和销售地域

四堡的印刷业，经历了明万历至清康熙150多年的草创和发展后，便进入乾隆、嘉庆和道光三代110多年的鼎盛时期。在这期间，印刷业遍及雾阁与马屋两大村庄，尤以雾阁为盛。据了解严屋也有过一家，但规模小，时间短，已难查考了。当时四堡比较著名的书坊，雾阁有碧清堂、文海楼、文香阁、翰宝楼、五经堂、崇文楼、素位堂（后分出素位山房）、萃芸楼、梅中昌、种梅山房、本立堂、以文阁……等20余家；马屋有林兰堂、万竹楼、翼经堂、德文堂等数家。它们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大书坊。这些书坊，据雾阁的资料所知，均是一个个小家族祖辈相传的家庭作坊，他们三、四、五代人同居共爨，男女老少，按体力强弱进行周密的组织分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投入到各个工序的紧张劳动中去。从版面设计、底本考据、书写成形、校对详核、刨制胚版、雕刻印版到裁纸、调墨、印刷、折页、分册、装订、榨书、切光、细绢封脊、订线、贴签、包装、打捆……等20多道工序到最后发运、布点联络等，均有专人负责。因分工细密，人人繁忙如蜂采蜜，日夜不停。甚至农历年除夕晚上还不得休息，为赶印新学年供书发运和新版书籍的封面于初一贴出，而彻夜不眠。新年初一日，休息一天。初二或初三（择吉日良辰）启封开印，进入新的繁忙一年。所以一家四、五十口，甚至七、八十口人,能在繁忙紧张的劳动中融和一起，各司其职，井井有条。这种家庭作坊，实际就是近代工业的雏型。其工场，初期大多是居室的前后大厅和侧屋的闲房；后来随着规模扩大，无法容纳时（仅印版就已汗牛充栋，使人望之惊叹），便另加建印书房（至今雾阁尚有称为“印书房”的屋宇，达十余处之多，但还能清楚看到印刷遗迹的，只有文海楼的印书房了；马屋据说只剩林兰堂的印书房而已）。据初步采访考察，其中有资料可作参证者，雾阁大小印刷业几近百家。规模较大的有20多家如邹葆初、邹德襄、邹致臣、邹佐臣、邹警轩、邹华臣、邹本祖、邹龙川、邹子仁、邹子肇兄弟、邹龙泉、邹忠瑞、邹继云、邹熊云、邹元超、邹殿、邹殿梁兄弟、邹新城、新桥、新位、新诂兄弟、邹毅夫、邹肇珂等人开设的书房。因为印刷书籍工序多，有些工序渗透在外进行，如刻版等雇请他人承担，或到外地购买；折叠书页有时分散到各家各户进行，按件付酬，以加快出书速度。实际上，当时雾阁几乎家家户户都卷入了印书活动。

四堡书版来源，除一部分从外地购进外，大部分在当地刊刻。工匠，有从外地雇请来的；也有当地专事刻版生涯的师傅；有的书坊主人自己就是刊刻专家。所以新书定稿一成，即能付梓。如雾阁学者邹圣脉（梧罔）当时增补《幼学故事琼林》和撰著农村日常杂字的四言韵句《人家日用》以及邹焜国所著《读史约编》及阐发程、朱理学的论著与一些诗词、短篇笔记小说等，稿成即能刊版出书。因此，四堡雕版随着时间的推移.越积越多，种类愈来愈丰富，真是琳琅满目，包罗万象。刊版除农村幼儿启蒙读物的《人家日用》、《三字经》、《弟子规》、《增广贤文》、《幼学故事琼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和《四书集注》等普通书籍外，《康熙字典》、《说文解字》、《佩文韵府》、《楚辞》、十三经、二十四史、诸子百家，以及王、杨、卢、骆、李、杜、元、白、韩、柳、欧、苏等历代名家诗、

文集，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历代文学评论、医药、历法、乃至巫卜星相、勘舆诸书，均有刊本。有些禁书如《绣像金瓶梅》，据传就在四堡刊印过，时间当在清代乾隆前后。但截至目前，我还没有在四堡找到当地刊印的原书或雕版。只是儿时曾听先父恒端与友人聊天时，谈到过《绣像金瓶梅》在四堡刊印的零星传说和作者写书的目的等。他说：“《金瓶梅》的作者王世贞，其父藏有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真迹，奸相严嵩强索，贞父乃因传家珍宝不愿相赠，而以赝品付嵩。嵩知非真迹，构罪以杀贞父。贞为报杀父之仇，察知严嵩父子生活极度腐朽淫秽，且读书时，有手沾唾液翻书 怪癖。遂作《金瓶梅》一书。书成，用剧毒药品（砒霜之类）粘于书页，阴使人持赠。严嵩如获至宝，日夜披阅，不忍释卷，结果中毒暴亡。”这是先父当时所讲的故事梗概。开故事本身和作者的真伪问题待考暂且不谈,单就这一故事能在我们那个山村小镇流传来看，可能与四堡确实刊行过该书有关。

《金瓶梅》一书，历代均把它列为“诲淫”的秽书加以禁锢，既禁止看，更禁止刊印发行，这是无容置疑的。因此，要在京、津、苏、杭等地刊印《绣像金瓶梅》确非易事，只有四堡这个远离政治中心的山区印刷地刊行，可能性才是比较大的。所以，对《绣像金瓶梅》一书，曾在四堡刊行的问题，我是偏重于肯定一面的。目前对该书的评价和对作者的析疑，学术界还未取得一致意见，如果将来有一天能找到四堡的刻本，或许会给解答某一部分的疑难、提供寻踪追迹的捷径。

至于版本问题，经、史、子、集诸书，均善。不仅纸张质地好，装快考究，字形秀丽清晰而且书页天头高大，便于读者批注（笔者上代祖先即雾阁碧清堂、文海楼书坊主人，小时曾亲睹过一些旧“余页”，即装订成书后剩余下来的残页。亦曾多次聆听先父谈及一些往昔印书的情况和有关故事），所以很受各方欢迎。因装帙精致大方，校核精详，讹错甚少，以质取胜，信誉极高而驰名遐迩，尽管价格昂贵，销路依然很广，故有“垄断江南，行销全国”之说。当时江西许湾书商就曾派专人来四堡坐地采购转运，并曾向雾阁印刷业家商让了一块地皮，建成采购转运人员的住所，长期居住下来，购买大批书籍转运到江西各地贩卖。其房屋就建在雾阁村口，去长汀与清流、宁化的古驿道分岔处，地名羊坑尾（即现在四堡中学西南侧，粮站前面的公路以西）。后来，许湾书商深感长期作为四堡书坊的推销人，很不合算，赢利总是有限，不如回去自己开办书坊，于是许湾书商便在四堡购走了部分旧刻版回去，并以四堡刻本作为依据，搞起了自己的印刷业，从此就不再来四堡采购书籍了。其房屋也就随着时问的推移，渐渐倒塌，成了一块平地废墟。之后，邻村有人欲占该地造田、建坟,雾阁不同意，双方发生争执，结果经长汀县令调解：双方谁也不能占有，作为官地归公。从此，羊坑尾的地名转变为，“官地坝里”而沿袭下来。这个地名掌故，说明了当时匹堡印刷业的影响之大，行销之广。“官地坝里”这个地名，就是当时最好的见证。

四堡的书籍，除外地客商来直接采购外，自己经年屡月连续不断地往外发运。其发行路线有三：南线、北线和西线。因其地处汀、连、清、宁四县结合部，其南至连城，北至清流、宁化，西至长汀。因此，书籍的发运路线，也是按这三条线路行进。在靠人力肩挑或骡马驮运的时期，日行不过七、八十华里至百里，但沿线路的城镇都有四堡人的书店可供歇宿并调剂货源余缺。这些沿途书店的开设者，原也是串乡走村深入馆、院推销书籍的流动书商，经过一段时间熟悉后，才建立铺面变为坐商。如此逐步往前四处延伸，愈行愈远，散布到江南各省。当时，北线经清流入沙溪下闽江或由宁化到建宁、泰宁进入江西丰城、临川、南昌、樟树、九江等地。再沿长江向上游进发到武汉、长沙和四川重庆、成都；下游抵安庆、芜湖、宣城、南京、湖州、无锡、苏州和杭州。西线至长汀后，也分水陆两路，一路沿汀江乘舟南下入上杭、潮州、汕头，经海运入珠江，进广州，散入粤西各地，或沿珠江上溯至广西梧州、贵县、灵山、横县、南宁、百色，直抵云南各地；或于潮州陆路转入粤东北各地。另一路由长汀向西入赣南和湘南诸县市。南线至连城后分东、南两路：东路入永安经沙溪发行至南平建瓯、崇安、浦城各地，或沿闽江东下至福州，转海运入温州、浙东各地，伸而入杭州，散于全浙；南路经朋口溪入韩江至广东或陆路至龙岩、漳州、厦门、泉州等地。总之，从四堡向西、向南、向北三线出发后，再分水、陆各支线往四周扩散，步步延伸，如网状叶脉一般，分散到长江以南各省。因为各地都散布有四堡书商，为了互相沟通讯息或调剂货源余缺，彼此经常往来。由于线路长,人、畜力运输的运量小，所以终年都有大批人力奔波在这三大线上,像血液周流，永不停息。后方家乡和前方驻地之间，信息往来和银钱回家，虽然时间稍长，但也还算便利，使得双方牵挂不大，能一心致力于开发，希望自己的事业兴旺发达而宏图大展，进一步迈出家门，创建新业。

据初查，四堡的印刷业家和贩售书籍的商家，在四川、湖南，有邹龙泉、邹丕煌、邹龄轩；在武汉有邹象古；在南昌、樟树等地有邹龙川、邹龙岗、邹子麟父子权侄，邹松轩、邹龄轩、邹大亭、邹浩才、邹海燕、邹信徵；在九江有邹昭亭；在赣州有邹孔昌；在苏州有邹大贞、邹藩臣、邹龙泉、邹龄轩；在杭州有邹大亨、邹藩臣；在温州有邹毅夫；在福州有邹大享；在武夷崇安有邹瑞轩、邹象古、邹泗轩；在南平有邹瑞轩、邹恒昌；在永安有邹扬丰；在泉州有邹昆祖；在漳州有邹卓就、邹良成、邹朝元；在汀州有邹新城、新桥、恒舒兄弟叔侄，马传图、马崇德、马德明；在上杭有马传图兄弟；在广东兴宁有邹葆初、马炳芳；在潮州有邹肇珂、继恒父子，邹新城、新桥兄弟；在嘉应州（即今梅县）有邹瑞轩、邹丕彬、马传新；在翁源有马传恩；在云南昆明有邹孔昌，广州有邹宾王、邹立乾；南宁、桂林有邹新桥、邹恒鉴父子，邹式煌、邹式皋兄弟，邹瑞轩、邹松轩、邹经轩、邹立亮、邹明镇、邹明辉；灵山有邹元超、邹殿磨、邹梁父子兄弟，邹新城、邹新桥兄弟；横县有邹新、邹恒振、邹恒葆父子兄弟；在平马有邹上达、邹恒焕父子；贵县有邹宁光、邹新城、邹恒聪、邹森成、邹洪熙、马守望、马鹤山、马传芳；百色有邹远昌；平南有邹秉儒、邹耀光、邹秉翰；振安有邹上才等。他们可说是父子、叔侄、兄弟，代代相传，其中很多人家中就是印书业巨家；多处设立书肆售书，有些人则是贩售他人书籍而去。不论是自印、自售，还是贩运推销，开始时，都是从四堡运书前往各地走乡串村，搞流动行商；后来才在各地开设书店，成为坐商经营。所售书籍则源源不断地从故乡四堡发运前来，于是搞坐商经营者，逐渐变为在各地长期定居下来。但是，他们与家乡仍旧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三年归里探亲一次，并携带巨款回家建房、置产、扩大印刷业规模，两地流动居住，兄弟叔侄轮番外出。像这样定居的书商在浙江温州有，在四川重庆等地有，在广州、南宁、灵山、贵县、横县、桂林、平马、百色各地就更多。他们中间70岁以上的老人，至今仍保留着不十分标准的四堡方言。这些长期在客地居住的书商，渐渐与当地人民融合在一起，男婚女嫁，结成了儿女姻亲关系。他们从行商售书到定居售书的整个过程,对发展和提高当地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起到了催化的作用；对传播和交流民族文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正如清代拨贡廷试第一特简兵部武库清吏七品京官余国琛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为雾阁三修《范阳邹氏族谱》所写的序言中说的：“予闻其乡……储古籍雕版，装为细帙，以应士大夫觅购者，不可胜讨。此实有神于文教。因而酝酿乎诗礼之气，用能发越其英华。邹氏之家声，吾知其必大振矣！”余国琛的最后一句褒词，自然成了泡影。因咸丰、同治间，石印在上海出现后，四堡的雕版印刷业，便渐渐失去了竞争能力，于是，它从自己的高峰鼎盛期开始沿着斜坡往下滑进了衰落期。

雕版印刷业的衰落

社会生产力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而提高。一切陈旧落后的生产工具，在科学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面前，逐渐被淘汰，被新的进步的生产工具所替换，最后寿终正寝，送进历史博物馆，成为人类发展阶梯上的一个印记。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无法阻挡的洪流，是铁面无私的判决。四堡雕版印刷业，从乾、嘉的鼎盛时期，到咸丰、同治时代就一步步地趋向衰落，最后被彻底挤垮，是必然的。正如乡进士文林郎大挑直隶县正堂邹励成给其侄孙邹新城（建池）写家传时说的：“吾乡在乾、嘉时，书业甚盛。致富者累相望；至咸、同以后，乃不振。间有起家者，多以节音积赢而致，然亦不及前人也。”

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的魔爪用蘸饱中国人民鲜血的罪笔写下《南京条约》，中国被帝国主义“西方文明”的炮舰轰开了五座大门—“五口通商”，从此，上海也就渐渐地变成了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疯狂掠夺中国人民的根据地。

随着上海的逐步“繁荣”，一边是人民的苦难越陷越深；一边是变外来影响，本国近代工业逐渐发展起来。同治间，石印在上海出现四堡的雕版印刷业家开始感到了一股竞争的无形压力，木版书籍的销路开始下降，虽然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印刷业家，亦想试图更新设备，但地处远离海口，交通不便的山区四堡，谈何容易！然而，石印毕竟生产工序依然烦琐，进度慢，效率不高，产品一时还难以独霸市场，所以雕版印刷业尚能占领一席之地。但是，打开了大门的中国，随着国际科学技术交流频繁的影响，在上海很快就出现了活排铅印新工艺，其高效能的现代化生产迅速发展后，四堡的雕版印刷便在清末民初被挤到了无立锥之地而一蹶不振了。虽然直到解放前夕，雾阁的邹海成，马屋的马传图两家，还微量印刷若干种农村幼儿启蒙读物，但已是强弩之末，行将熄灭的余烬，再也无法燃起熊熊烈火了。这些曾经为传播祖国灿烂文化效劳的古籍雕版，终成一堆废古董搁上了陈旧的书架，彻底休息了。不过它毕竟为我国的印刷业发展史，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从此，散布各地的书商，有的只好停肆归田，有的则继续在外拼搏，改变了传统经营产品，跟上时代的步伐，面对“洋板书籍”，向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广益书局、世界书局……等巨家采购时新货色，供应市面，成为推销商。此后，四堡的雕板印刷业便消声匿迹，不被世人所瞩目了。那些曾为中华文化的传播辛勤献身的雕板，默默无闻地沉睡了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扫荡中，葬身一炬，永不留骸迹了。

结束语

四堡印刷业，虽然在近一个世纪前后就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但它为传播和发扬祖国文化遗产，确实立下过汗马功劳，在我国印刷史上应有它的一定地位。今天，我们的印刷业在日新月异地前进，达到了新的高峰。然而前辈的辛勤劳动，也确实为今天的发展奠定了基石，他们是我国印刷事业披荆斩棘的开拓者之一，其功绩，应该载入史册，以激励后人勇攀新的高峰！

资料来源：

《连城文史资料》第四辑(198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