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城市里的养犬问题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一边是宠物犬数量激增，另一边是狗咬人、遛犬不牵绳、流浪犬泛滥等矛盾频频冲上热搜。

仅2024年，上海市就收容了4.8万只流浪犬，查处了6876起涉及犬只的违法违规行为。

而在衢州市，过去三年因遛狗不牵绳引发的冲突高达3.1万起，狂犬疫苗接种人次更是超过9200人次。

快节奏的城市生活，本来就给不少人带来了不小的焦虑和压力。

狗咬人等突发事件再度激化了公众对“狗主人该如何管好自己的狗”的质疑。

在各种公共论坛和网络评论区，不少网友直接发问：这些问题到底是“管狗”能解决，还是要“管人”才行？

的确，狗不会自动学习法律，也不懂红灯绿灯，只能靠作为养犬人的我们来负责。

从人大代表到市民代表，大家都对养犬问题表达了各种看法。

如今，多地已经加快了养犬立法的步伐，重点打击无证养犬、违规遛犬和遗弃犬只等行为。

可是在全国范围，如何既保留养犬这份生活情趣，又能保证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依旧是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难题。

近些年，城市里出现了一个很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狗逐渐被当成家人和伴侣，犬只数量激增。

另一方面，高楼大厦之间却缺乏足够的公共空间与政策指引，让日益增多的宠物与邻里关系发生碰撞。

1. 狗咬人数据触目惊心

根据美国的一项研究，每年由于狗咬人导致死亡的案例约18人，其中儿童成为重点受害者。

而在国内，像北京、上海、衢州等地，犬只伤人事件明显逐年增多，公共卫生体系也承受了更大的压力。

除了医疗成本，狗咬人还可能导致一连串的连锁反应，社会恐慌、邻里纠纷、舆论争吵。

我们经常在新闻里看到，哪条街道又有流浪狗咬伤路人，或者某个小区有人遛狗不牵绳，让孩子吓得大哭，结果双方一言不合就演变为肢体冲突。

每一次血淋淋的伤口，都让各方都开始反思问题到底出在哪。

2. 烈性犬与禁养名单难以“一刀切”

许多城市已经公布了自家版本的“禁养犬种”名单，常见的有藏獒、比特犬等被视为烈性犬的品种。

但是有些地方并没有对中华田园犬等本土犬种进行清晰的界定或分级管理，结果就导致了全盘否定或彻底放任两种极端局面。

部分狗主人也会想尽办法规避政策，通过冒充、套证等操作来绕过管理。

这些漏洞的存在，让本该“威力巨大”的法规难以发挥实效。

3. 管人还是管狗？

从网友观点来看，许多人对养狗并不排斥，但难接受“狗高于人”的极端心态。

比如出门遛狗不牵绳，不清理排泄物，甚至在小区楼道里放养等。

更令人担忧的是，还有少数“犬奴”言论，认为“我的狗没问题，别人躲远点就行”，坐实了矛盾的激化。

粗暴管理并不能从根本上化解这些问题，因此如何通过合理立法来规范人的行为，而非简单地将狗视作“麻烦”，才真正值得深思。

尽管一些城市因执法依据不足，常常在遇到违规圈养、流浪犬收容等问题时只能“劝导为主”，但也有不少地区开始摸索出一整套较为完善的管理办法。

福州在条例中明确要求养犬必须登记，加强了防疫、免疫等环节的规范性。

还规定了犬只在公共区域时必须由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牵引带1.5米以内。

此外，也对违规者设置了相应处罚措施，罚款或没收犬只都有明确条款。

对普通市民而言，最大的变化就是“养犬责任”被进一步压实，不能再随随便便“带狗遛街”。

泸州则将适用范围扩大到城市建成区及类似城市化管理区，特别指出公安、城管等部门在犬只登记和违法查处方面的职责。

值得一提的是，泸州对禁养犬种也给出了非常细化的规定，例如对军用犬、警用犬、导盲犬、应急救援犬等，是以“特定用途”来区别管理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实际需求，避免了“一刀切”引起的冲突。

宣城的条例中，亮点在于对收留场所和领养程序作了详细规定。

如对超过限养数量的犬只、携带烈性犬进入重点管理区、在居民楼道蓄养犬等行为都有严格的处罚标准。

此外，“即时清除犬只粪便”的要求，显然也是为了解决市容卫生问题。

政府监管、社会参与和养犬人自律等多重管理原则同时出现，也说明当地在努力完善治理体系。

金昌市对养犬管理作了较大范围的修改，进一步厘清城市管理与公安部门在登记、查处及收容场所建设方面的分工。

“职责分工”这一块做得越清晰，意味着遇事后谁来处理、怎么处理都能快速落地。

这些新法规的出现，固然对当地的养犬和社会秩序管理有积极意义，但落实细节、监督执行仍是一道不好跨越的门槛。

针对养犬乱象，一些人大代表在提案中呼吁重点“管人”，认为能通过提高违法成本和建立失信惩戒来逼迫狗主人自我约束。

也有市民指出，现在某些宠物狗其实很无辜，真正要改进的是狗主人“把狗当玩具”却不负责任的态度。

事实上，“管狗”不如“管人”的治理逻辑越来越清晰。

在北京、德阳等多地的提案里，都明确了要将养犬人的行为纳入信用体系。

如果频繁违规或犬只伤人，就要付出更高的代价，比如被罚大额款、被限制养犬资格甚至牵连个人征信等等。

有人会抱怨这些措施过于严厉，但从公共安全角度看，一次狗咬人往往牵涉到受害者、医护、调解、执法等一整套流程。

提高违规成本，就意味着倒逼狗主人们勤拴绳、勤收拾排泄物、一旦狗出问题要立刻承担责任。

在严管的同时，也要留一口气给那些守规矩的小狗和普通的狗主人。

现实中，不同品种、不同年龄段的狗，确实存在着不同的攻击性风险。

对于本土犬种的保护，也不能简单一刀切地全部“拉黑”。

正因如此，多数地方在修订条例时，都开始强调科学区分犬只品种、增设分类管理。

比如对烈性犬、工作犬、特殊用途犬都有不同的管控标准，让现行法规更具可操作性。

部分极端言论和视频博主，会在网络上宣扬“以暴制犬”，或触发更大规模的对立情绪，不仅不能解决狗咬人的问题，还可能引发更多人性和公共道德层面的讨论。

政府和社会各界需要就此进行理性引导，鼓励“文明养犬”。

让公众理解到，正确的治理并非盲目“打狗”，也不是绝对地袒护犬只，而是找到狗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平衡点。

结语

说到底，狗咬人本质上是一个“社会空间再分配”的问题，公共领域就那么大，狗多了、人多了，矛盾自然多起来。

要想真正解决这些矛盾，还得把焦点放在人的观念和行为上。

加强“铁腕”立法，用明确的条例去规定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

同时也需要“柔术”式的教育，提升社会对文明养犬的认知和责任感。

希望不久的将来，人和狗不再是彼此对立的两个群体，而能在城市里相互尊重、互惠互利，真正成为这个社会的共同生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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