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nirvana

湘潭冬天的风，寒得透骨，钻进庙门，像刀子一样刮得人直哆嗦。

我坐在龙岩寺的破石阶上，披着旧僧袍，手里握着一根竹尖子。

这竹尖子削得透亮，手感熟悉，像一根老伙计。

我盯着它半天，忍不住咧嘴笑了：“靠这玩意儿，当年可扎死了不少倭寇。谁说和尚就不能讲杀人的道理？”

庙里冷冷清清，香火稀薄。

偶尔有几个老乡来烧香，或者纯粹来蹭个热闹，递根旱烟，拍拍我的肩膀：“碧吾师傅，您当年杀鬼子的事儿，咋那么神呢？”

我每回都摆摆手，不爱多提。但今天，手里的这根竹尖子好像和我较上劲了，勾着我回忆起那些年，那些事。

我出生在1901年的湘潭长岭铺，家里穷得叮当响，米缸一见底，我娘就叹气。

我十二岁那年，正赶上辛亥革命，外头吵吵嚷嚷的，说是大清完了。我还没搞清“完了”是什么意思，就被我爹推到村里裁缝铺学手艺。

他说：“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学手艺能混口饭吃。”我虽然乖乖去了，但心里不甘心：“缝缝补补一辈子？那不是活该当孙子吗？”

在裁缝铺混了几年，我心里一直憋着一股气。

十九岁那年，家里实在熬不过去，我干脆跑到龙岩寺当了和尚。

不是因为我觉悟高，也不是因为想修个佛果，就是想混口饭吃，别饿死。

可当了和尚才知道，这活儿比缝衣服也好不到哪去，天天被师父逼着念经，跪得膝盖疼。

不过，这清规戒律，我从来没守过一条。

当时龙岩寺香火平平，村里的事儿却一桩接着一桩。

地主恶霸欺压穷人，光天化日抢田地、逼婚、打人。我是个和尚，但我也是个人，见不得这些破事儿。

三十岁那年，我冒着被打的风险，跑去跟一个地主讲道理。

他是有枪有人的乡绅，一听我指责他，居然翻脸，说我煽动村民闹事，硬是把我告到了国民党县衙。

这不？我进了监狱，蹲了好几个月。

牢里的日子不好过，但我没闲着，学了不少东西。

监狱里关的什么人都有，有偷鸡摸狗的，也有带着枪打过仗的。

一个老兵教我怎么拆枪、装枪，我学得认真，脑子一转，心想：“和尚不一定只念经，有了这本事，说不定哪天用得上。”

几个月后，我被放了出来，后来，地主还嫌不够，又花钱让人把我送去当兵。

兵役的日子苦，天天扛枪跑操，但对我来说，不算坏事。

两个月后我逃了出来，带着一身学到的军事本事，回到龙岩寺，继续念经。

这日子勉强过得下去，可我的火气一直没散过。我对自己说：“老天爷让我学这些，不是为了窝窝囊囊过一辈子。”

1944年，湘潭的天塌了。

日军来了，进村烧杀抢掠，女人被糟蹋，粮仓被抢空，村里的牛都拉走了。

国民党的兵早就跑光了，剩下的游击队，要么是抢老百姓的土匪，要么是不敢露头的孬种。

我听说村东头一个十五岁的女孩被鬼子拖走，村里人劝她家别喊，免得连累全家。我气得把经书往地上一拍，心想：“倭寇都杀进家门了，和尚也得动手了！”

但怎么动手？光棍一个，没枪没刀，龙岩寺里连根像样的棍子都找不到。

我琢磨着，去找了几个师兄弟，还有以前坐牢认识的朋友，凑了七个人开了个小会。我问他们：“倭寇来了，你们怕不怕？”弘愿师兄笑着说：“怕！怕死了！但不干，死得更快。”

义真也点头：“咱们就算是死，也得让鬼子疼一疼。”

有这个决心，可问题是，拿什么打鬼子？

枪？没有。

刀？也没有。

最后我盯着庙外那片竹林，脑子里冒出个主意：“咱们削竹子，削尖了，比刺刀还厉害！”大家听完哈哈大笑，说：“和尚脑子转得真快！”

那天晚上，我们点着油灯，趴在地上削竹子。

竹尖子一根根磨得透亮，在灯光下泛着冷光，像是跟倭寇较劲的火。我握着那根竹尖子，心里一片踏实，嘴上还不忘逗大家：“咱们这竹尖子，不是佛法，也是道理。扎不死鬼子，那才真算白磨了这一夜。”

第二天，机会来了。村口来了四个鬼子，逼着村民给他们挑粮。

我们装成老农民，扛着箩筐跟着他们走。

我们装着不懂武器，鬼子竟然让我们给他们背枪。

休息时，我们七个人在田里商量，以举左手搔头痒为暗号，到时一起动手。

又走出两里路，来到一个偏僻的小道，我们七个人根据我的暗号一起动手了，竹尖子几乎是同时刺进鬼子的喉咙，四个鬼子当场毙命。

我们抢了枪，又把村民送回家。

这是我第一次杀人，心里没有害怕，只有一种痛快。

竹尖子沾了血，我却觉得它分外漂亮。从那天起，我有了个新名字——竹尖和尚。

竹尖子的故事，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

老百姓背地里喊我“竹尖和尚”，夸得我脸上直发烧。其实，我心里清楚得很，那不过是靠了运气，真要碰上鬼子的大部队，咱们这点家伙事儿顶多也就拼个命。

可惜，这年头，命还真得拼。

湘潭的鬼子越来越多，抢粮、烧房子，能干的坏事儿一样不落。

百姓怕，乡里那些地主恶霸比百姓还怕，成天躲在家里不敢露头。

我心里窝着火，找了弘愿师兄和义真，拍着桌子说：“咱们得干点大的，竹尖子扎鬼子，再来几次，也能换几条枪。”

弘愿点头：“师弟说得对，刀枪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鬼子一死，武器自然是咱们的。”义真却皱眉：“可这枪不够分啊，大家都抢枪，村里人没命背黑锅怎么办？”

我一拍大腿：“怕啥？有命的兄弟跟我干，没命的别掺和。咱们再穷，也不能让老百姓替咱背锅。”

晚上，村里的老乡偷偷来送了两篮子红薯，边塞给我边叹气：“碧吾师傅，咱这日子是盼不出头了，全靠你们这些人顶着。家里就这点粮了，别嫌少。”

我看着那满篮子冒着热气的红薯，心里酸得发疼，但嘴上还开了句玩笑：“放心吧，等竹尖子扎够了鬼子，咱还你两篮子枪！”

那天晚上，我们得到了消息：鬼子在村东的磨盘山设了一个小据点，屯了不少枪弹。磨盘山三面环水，一条小道通往山腰，白天有岗哨，晚上据说只有两三个兵把守。

我听完消息，心里直打鼓：守得松不松不重要，重要的是咱得真弄点枪回来。竹尖子再好用，真碰上硬茬子，还是个麻烦。

计划定下来了，还是老办法——装作老百姓，摸进去干活。我带着弘愿、义真，还有几个兄弟，一路摸到磨盘山下，扛着箩筐蹲在山脚。

义真往箩筐里塞了把竹尖子，边塞边嘀咕：“和尚杀人这事儿，佛祖知道会不会劈我们？”弘愿瞪了他一眼：“劈你？佛祖要劈的，怕是那些倭寇。”

凌晨，雾气正浓，鬼子的岗哨换了班。我们扛着箩筐大摇大摆地上了山。

刚进门，值守的两个鬼子瞅了我们一眼，叽里呱啦地说了一通，还冲我们摆了摆手。我假装听不懂，低头装老实农民，顺手摸了摸腰间的竹尖子，心里默念：“好兄弟，靠你了。”

到了堆放武器的木屋，我对大家使了个眼色，几个人装模作样地整理箩筐，等四下无人的时候，迅速拔出竹尖子直奔那两个鬼子。行动干净利落，竹尖子一扎，喉咙一冒血，人就倒了。

“快，把枪扛上！”我压低声音喊了一句，几个人迅速抬了两条步枪、两箱子弹，顺着原路退了出去。刚到山脚下，远处就响起了枪声——后头的鬼子发现尸体了！

义真扛着枪吼了一声：“碧吾，怎么办？”我头也不回：“跑，枪比命值钱！”

我们分成两路，在山林里绕了两个时辰，最后总算把鬼子甩掉了。到了村口，村里的老乡赶紧迎上来，一边扶我们一边问：“成了没？”弘愿一把甩下肩上的枪，大笑：“成了！碧吾师弟说过的话，还真灵！”

磨盘山一战之后，我们手里有了枪，名气也传开了。

老百姓跑来送粮送水，甚至还有人哭着喊着要跟着我们打鬼子。

我心里清楚，这人不能乱收，队伍大了，枪不够，乱起来就是麻烦。于是我定了个规矩：“有多少枪，收多少人；没枪的，先回家种地。”

这规矩倒是管用，游击队人少但精，干活麻利，纪律也好。我们每到一处，不拿百姓一粒米，不伤百姓一根草。

有一次，一个兄弟喝了点酒，顺手摸了村民家两只鸡。我知道后，狠狠抽了他一鞭子，说：“咱们打鬼子，不是打乡亲。谁再乱来，杀鬼子前，先扎他。”

没几天，这事儿就在村里传开了，百姓越发信任我们，还给我们送了不少消息。

磨盘山那一仗打完后，队伍是壮了点，可问题也来了。人是多了，枪却没几条，子弹更少，每次行动都得精打细算。我蹲在火堆旁，用树枝画了一张地图，心里琢磨着：“这点家当，还能撑几天？”

义真凑过来问：“师傅，磨盘山的鬼子会不会再找咱们麻烦？”

我摇摇头：“来不来都不重要，关键是咱得先拿够枪。枪不够，干活就跟闭眼捉老鼠一样，太悬。”

弘愿插话道：“枪上哪找？再去磨盘山？”我摆摆手：“不，得去城里。咱们假降，把鬼子的枪搬回来。”这话一出，义真瞪大了眼：“师傅，这不是开玩笑吧？鬼子能信咱？”我笑了笑：“信不信，在于咱们演得像不像。”

几天后，我和义真、弘愿还有三个兄弟，扮成流民进了湘潭城。

城门口站着几个鬼子兵，一见我们这副模样，立刻叽里呱啦喊了几句，翻译官走过来，皱眉问：“你们干什么的？”

义真抢着说：“大人，我们是投降的！”翻译官冷笑了一声：“投降？为什么？”我低头哈腰：“大人，咱们打不过天皇陛下，只求一口饭吃，能为您干点活，图条活路。”

翻译官盯着我们看了一会儿，命人把我们带到宪兵队。宪兵队的军官是个矮胖子，一脸横肉。他眯着眼打量我们，开口第一句话就问：“怎么证明你们不是游击队？”

我连忙摆出一副诚恳的样子：“长官，咱们穷得连块铁片都没有，哪配得上当游击队啊？只要您能信我们，给口饭吃，您让干啥就干啥。”

胖子哼了一声，命人端来几碗稀饭：“先吃饱了再说。”我捧着碗，装出一副狼吞虎咽的样子，心里却盘算着怎么靠近他们的武器库。

胖子吃饱后摆摆手：“你们既然要投降，就得证明忠心。明天跟着我们出城运粮，看你们表现。”

第二天，我们跟着一队鬼子出了城，扛着粮袋一路走到郊外。胖子盯着我们干活，似乎有些放心了，嘴里还叨叨：“这些中国人，穷得像老鼠，忠诚得像狗。”

我听着心里窝火，表面却笑着附和：“长官说得对，您是大树，我们愿意当树根。”胖子被哄得哈哈大笑，挥挥手：“好好干活，天皇陛下会赏你们。”

等干完活，胖子带着我们回到宪兵队，留我们过夜。趁着夜深，我对兄弟们说：“今晚动手，咱们分两路行动。义真，你带人引开守卫，我和弘愿进武器库。”

行动开始，义真在院子里故意打翻一堆空桶，几个鬼子闻声跑了过去。我趁机带着弘愿摸进武器库，屋门上锁，我用湿毛巾裹住拳头，狠狠砸了一下，锁纹丝不动。

“得找钥匙。”我嘟囔了一句，抬头看见门外的鬼子哨兵，灵机一动：“把他骗过来。”不多时，弘愿装作跌倒，鬼子果然走了过来，我一个箭步扑上去，把他按倒在地，搜出钥匙。

武器库的门开了，我和弘愿冲进去，一人扛了两支枪，又拎了两箱子弹。屋里的装备不少，但没时间挑，拿了能用的就往外撤。

刚走到门口，院子里忽然响起枪声，义真边跑边喊：“师傅，快撤！鬼子发现了！”我咬着牙喊：“跑！枪重要！”

我们一路狂奔进了山林，身后枪声渐渐远了，等停下来时，几个兄弟全累得趴在地上。义真拍了拍枪，喘着气问：“师傅，这算胜利吗？”

我点点头：“枪在，命在，就是胜利。”弘愿擦着额头上的汗，喘着说：“真险，师弟，你这胆子也太大了。”

回到村里，老乡们听说抢回了枪，全都围了上来，激动得说不出话。那天晚上，大家烧了一大锅红薯，围着火堆聊了一宿。我捧着一块红薯，咬了一口，心里却沉甸甸的。枪是有了，可鬼子会不会追来报复？

我抬起头，看着火光映在兄弟们的脸上，缓缓说道：“枪是护百姓的利器，也是咱的命根。拿着枪不开枪，对不起百姓的这锅红薯。”

义真咧嘴笑：“枪里是命，命里是信，咱记住了。”我点了点头，心里却想：和尚本该清心寡欲，可这乱世里，佛门的清规戒律，也得让步给百姓的安宁。

枪是有了，可麻烦也随之而来。

鬼子不是傻子，发现武器库被劫后，顿时炸了窝。

第二天一早，村口的刘大爷气喘吁吁地跑来报信：“碧吾师傅，不好啦！鬼子已经进了镇子，抓了不少人，说要搜山找你们！”

义真咬牙骂了一句：“这些畜生！早知道该多扎几个。”弘愿却摆摆手：“别急，这枪刚到手，命不能丢。咱得先想法子，把村里的人保住。”

我点点头，拍了拍弘愿的肩膀：“咱们兄弟是杀鬼子的，不是连累乡亲的。得先把人撤出去，再和鬼子周旋。” 村里人一听鬼子要来，顿时乱成一团。妇女抱着孩子哭，大爷大妈满脸惊恐。我站在村头的大槐树下，敲着碗沿喊：“都别慌！能跑的先跑，跑不了的去山里躲一躲。山里的路我熟，他们追不进来。”

这时，村东头的刘大娘颤巍巍地站出来：“碧吾师傅，我们跑了，您呢？”我笑了笑：“鬼子要抓的是我，你们跑了，我自然留下招待他们。”

这话一出，村里人更慌了。刘大爷急了，拽着我的胳膊说：“不行！您要是被抓了，村子以后怎么办？”我抬头看着大伙，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但嘴上还是硬气：“村子要靠你们自己。杀鬼子的事，交给我们兄弟。”

村里人眼里含着泪，带着老弱妇孺匆匆往山里撤。天渐渐黑了，我和兄弟们站在村头，看着空荡荡的村庄，心里说不出的沉重。 夜里，鬼子果然来了。先是哨声，然后是一排排火把的光，鬼子的脚步声像死神的钟声，一点点靠近。我趴在村口的土墙后，低声问弘愿：“枪上的子弹够吗？”弘愿点点头：“够，咱们这几枪，准打不虚。”

我扫了一眼兄弟们，轻声说：“今天的目标是拖住鬼子，绝不能让他们追进山里。”

鬼子进村后，一边喊着号令，一边翻箱倒柜。几个兵扛着火把，朝我们藏身的地方走了过来。我屏住呼吸，等他们离得近了，抬手就是一枪，正中为首的军官胸口。枪声一响，四下炸开了锅，鬼子端着枪四处乱扫。

“打！”我一声令下，兄弟们纷纷开枪，几个鬼子应声倒地。枪响惊动了更多的鬼子，他们一边吼叫，一边朝我们围了过来。

“撤！”我一声令下，带着兄弟们转身钻进了山林。夜色掩护着我们，身后的枪声像追命的鼓点。 山路崎岖，鬼子的脚步渐渐慢了下来。我们爬到一处山坡，回头看见鬼子打着火把，远远地在后面搜寻。我咬牙喘了几口气，对弘愿说：“不能让他们再追了。你带两个人绕到山腰埋伏，其他人跟我继续往前。”

弘愿点点头，带着两人翻下山坡，消失在夜色中。我带着义真和剩下的兄弟，沿着山路一路狂奔，耳边只剩下风声和杂乱的脚步声。

突然，远处传来几声枪响，鬼子的队伍顿时乱成一团。我扭头看了一眼，知道是弘愿他们成功吸引了火力。我带着兄弟们继续向前，直到爬上一处山顶，才停下来喘了口气。 天亮时，鬼子的追兵已经不见了。山林间雾气弥漫，我们疲惫地靠在树干上，一个个瘫坐在地。义真捂着腿上的伤口，咧着嘴笑：“师傅，这算赢了吧？”我叹了口气：“鬼子没追上，乡亲们安全了，算是赢了。”

弘愿拖着步子从林子里钻出来，拍了拍我肩膀：“弟兄们都安全，子弹还剩不少。这次，我们没丢脸。”

我点点头，看着山下的村庄。虽然烟雾缭绕，但我知道，那里还藏着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希望。

“鬼子没完，咱们也不能完。”我站起来，扛起枪，对兄弟们说：“记住了，咱们的枪不是为了咱自己，而是为了乡亲们能有活路。接下来，谁敢松懈，我第一个不放过他。”

7月初的湘潭，日头毒得人睁不开眼，可我心里更烦，比这天儿还热。国民党的陈德炎跑来，说要把我们的游击队“改编”成所谓的“湘潭县游击支队”。他嘴里说得天花乱坠，可我听着却觉得不对劲。

“碧吾和尚，你们这队伍打鬼子确实有一套，但得归咱们管。”陈德炎笑得一脸假意，“统一编制，这才算是正义之师。”

我摸着手里的竹尖子，懒洋洋地说：“陈支队长，我不要什么改编，我不想当老爷，我不识字，也没资格当老爷。我只会杀鬼子，这就够了。”

他脸色变了变，继续劝：“碧吾，这可是大势所趋。你别一意孤行，听我的，接下来会更好。”

我的兄弟们却开始动摇了。弘愿拉着我说：“师傅，我们人少枪少，改编后有军饷有装备，队伍能更好发展。”义真也低声道：“师傅，暂且同意，咱们还能多杀几个鬼子。”

我知道他们是为队伍着想，心里叹了口气：“行吧，那就改编。但记住了，不管队伍叫什么，咱们只听杀鬼子的道理。”

改编后，我成了所谓的“第一大队”队长，其他几队也分了出去。陈德炎把张彪调到“第二大队”，不再受我管。没几天，消息传回来，张彪在梅塘一带抢百姓的粮，还打死了不愿交粮的村民。

我气得摔了桌子，跑去找陈德炎：“你的人干的这叫什么事？咱是杀鬼子的，怎么对乡亲下手？” 他却满不在乎：“小事，先顾眼前，别整那么多规矩。”

“放屁！”我一拍桌子，“这是抗日游击队，不是土匪窝。你要护着他，咱们就散伙！”

陈德炎被我吓住了，连忙改口：“碧吾师父，别急，这事我会处理。”

可后来他不仅没管，还让张彪继续“自谋出路”。这下，我更明白了：他们要的是名义上的抗日，实际却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没多久，日军进犯湘潭河口，我建议集中四个大队一起抗击。

陈德炎虽然嘴上同意，但其他几队配合得稀里糊涂。

战斗中，只有我们第一大队真正投入，成功击毙十多个鬼子，缴获十几条步枪。其他三队，别说战果，连个影都没看见。

战斗结束后，我把张彪叫来：“你那队人还能不能打？要是不能，趁早散了！”

他顶了我一句：“碧吾，你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我怒不可遏：“你这不是抗日，是糟践百姓！”

最终，我建议将张彪的队伍解散，他索性投奔了另一支土匪队，彻底撕破脸。

8月，日军进犯古塘桥，我带着第一大队和张鹏飞的第四大队联合抵抗。

敌人五百多人，我们只有三百余人，在文庙一带打了三天三夜。

兄弟们又饿又累，但咬着牙硬撑。

第三天晚上，我们趁夜反攻，成功击退鬼子，夺回了几条枪。

战斗后，我带着队伍撤到枫水塘，百姓知道我们胜利，特意留了我们过中秋节。晚上的月亮亮堂堂的，兄弟们围着火堆吃红薯，聊着战斗中的趣事，笑声一片。

我却知道，这短暂的宁静背后，是更多的杀戮。

10月，我们转移到南岳一带，暂时驻扎在花石许家铺。这片山区复杂，但鬼子少，勉强算是个安全的地方。可祸不单行，国民党的另一支游击队居然试图包围我们，明里是“配合作战”，暗里却是想夺枪。

陈德炎被抓去扣了一阵，虽说后来被放了，但我们心里清楚：国民党这帮人心思不在抗日，他们只想消灭异己。局势越发险恶，我提议突围，但陈德炎却坚持留守。他说：“碧吾，再等等，敌人不一定会动手。”

我没吭声，心里却明白，等下去只会更糟。我把一支手枪揣进怀里，挑了个夜深人静的时辰，一个人悄悄走了。 突围后，我一路躲躲藏藏，避过了不少鬼子的巡逻。有次路过朱亭，我遇到日军的检查岗，脑子里一转，买了些糖果藏在怀里。检查时，我解开衣服，装出一副老实模样，把糖果递给鬼子：“大人，看看，都是给家里孩子的。”

鬼子果然放我过去。我心里松了口气，可前面又有岗哨。我一狠心，找了个轿夫，坐着轿子绕路而行。路费谈好是四十银元，可到地方我身无分文，只好拿出手枪做抵押：“你们放心，钱会还你们的。”

轿夫看我拿出枪，吓得连忙摆手：“不要钱，您真是条好汉！”最终，他们不仅没要钱，还把我送到了安全地带。我转头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到家后，我把手里仅剩的枪交给了龙锡云，准备就此隐退。可看着墙上挂着的那根竹尖子，我却怎么也放不下。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就算再难，我也没法丢下。

湘潭的夏夜，总是被蝉鸣和草丛里的蛙声填满，可在1945年6月的夜晚，这些声音被偶尔的枪声撕得支离破碎。

刘家桥公路上一片寂静，只有几辆日军的车辆缓缓驶过，车灯在路面上拉出长长的影子。

我和赵兄弟趴在路旁的树丛中，死死盯着这队人马。月光洒在地上，像给大地披了一层薄纱。我低声说道：“记住，等那军官走近了再动手。咱们快进快出，不给他们反应的机会。”

赵点了点头，梭标在手中微微颤抖。

我抓着他的胳膊：“别怕，他们怕死比咱们多。”

就在军官靠近的那一刻，我们同时跃起，梭标准确地刺入他们的身体，动作干净利落。

那晚，我们带着缴获的手枪和步枪匆匆离开，而身后，鬼子的尸体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安静。

这段时间，我们的游击队在潭衡公路上频繁活动，专门截击日军的运输队。重机枪响起的地方，常常是鬼子的噩梦。我经常对兄弟们说：“咱们用的是鬼子的枪弹，打的还是鬼子，这叫现世报。”

可就在我们战斗的同时，国民党的地方武装也不消停。

林支云带着队伍逼我接受他们的改编，我冷冷地回绝：“老百姓的枪，是用来打鬼子的，不是给你们耍权势用的。”话一出口，他派人围攻我们，所幸我们与另一支正派的游击队联手，才得以化解危机。

就在局势焦灼之时，八路军的三五九旅南下挺进湖南，我得到了中共地下党员张中连的书信。他告诉我，八路军已经到了湘潭附近，希望我能和他们取得联系。

我带着兄弟们在南桥见到了王震和王首道两位同志。那一晚，我们席地而坐，畅谈抗日大计。王震同志拍着我的肩膀：“碧吾和尚，你们在湘潭坚持得很不容易。咱们合力，鬼子必败。”

后来，我们的队伍被编入湘赣鄂边区人民自卫军，得到了中共的经费和武器补助。

我的游击队从十几人发展到百余人，枪支弹药也充实起来。这一刻，我真正感到，抗日的希望近了。

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时，我们正在整理装备。

消息是刘大爷送来的，他激动得声音都颤抖了：“碧吾师傅，鬼子投降了！咱们打赢了！”

听着这久违的好消息，我却没办法完全高兴起来。

胜利了，可国民党的阴影却依然笼罩在我们头上。他们派人来收编我们的枪弹，还有人密告我是共产党嫌疑。很快，我被国民党的湘潭县警察局逮捕。

审问我的人冷着脸问：“你是不是和八路军有联系？”

我看着他，平静地说：“我组织游击队抗日，和八路军合作过。难道抗日也有罪吗？”

他拍着桌子吼：“你老实交代！

我冷笑：“要杀就杀，要办就办，反正我碧吾和尚问心无愧。”

他们拿我没办法，只好将我释放。战后，我回到了谭家山的老宅，尝试过平静的生活，却发现，我已经无法彻底离开斗争的世界。解放战争时期，我再次与地下党取得联系，暗中帮助他们对抗国民党。

我的游击队曾一度成为湘潭百姓心中的希望。在战斗中，我坚持纪律严明，从不骚扰百姓。一次，有个叫李应界的队员向村民强要草鞋钱，我得知后，狠狠训斥了他：“咱们打鬼子，不是欺负乡亲！谁再乱来，我第一个不放过他。”

每次进村，百姓都会留我们住下，送上粮食和水。他们说：“碧吾师傅在这儿，我们心里踏实。”我知道，这些支持，是因为我们从不贪恋个人利益，而是真正为了百姓的安宁。

后来，我常常坐在龙岩寺的石阶上，看着远处山河叠翠，思索着过去的一切。

我对来拜访的村民说：“跟我走，别想发财。总要以后让人记得咱是好人。”

这句话，不仅是对他们说的，也是对我自己的告诫。

抗日的烽火虽然已然熄灭，但它留下的痕迹，却永远刻在了这片土地上。

那些曾经与我并肩作战的兄弟，有的牺牲在战场，有的隐姓埋名。

他们的名字，或许不会被历史书记录，但我知道，他们是这片土地真正的英雄。

参考文献：

戒圆：碧吾和尚和他领导的僧侣抗日游击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