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人 彭生辉

我住在秦岭腹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里孩子。1970年我初中毕业后，就回乡参加了劳动。因为我家是地主成成份，所以根本就没有上高中的机会。因为当时上高中全凭推荐，出身不好的学生很难超越贫下中农学生被推荐上。所以只有16岁的我只能回家务农。

才开始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我才挣8分工，也就是说和一个妇女工分一样多。我要找队长理论，被父亲挡住了，父亲说8分就8分，再过一两年你满18岁后，谁也不会只给你记8分工了。

在生产队劳动了一个月后，我就渐渐地适应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民生活。

两个月后的一天晚上，生产队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会议主要内容是动员年轻人去修镇旬公路。我们生产队分配了3个名额，可是没有一个人报名。队长把条件开到了每天每人补助半斤玉米，这时才有两个人报了名。还差一个人的时候，所有社员都把头低到了不能再低。半个钟头过去了，还是没有一个人主动报名。队长突然就把眼睛扫到了我的身上。我生气地把头扭到一边，我只挣8分工，你可别打我的主意。

可是队长还是点了我的名：“生辉，你去吧，你去了除了给你补助半斤玉米外，还给你记10分工，怎么样？比你在生产生劳动强多了。”父亲站起来忙说：“他还是一个孩子，没出过门，你还是让别人去吧，他挣8分工，我们不嫌少。”

队长说：“你家是地主成份，在旧社会，你们家剥削，压榨贫下中农，现在是你们赎罪的时候了，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从明天开始，你再参加生产队劳动，不给你记工分，散会！”

看着已经离开的社员，我的心里难过极了，地主家的孩子就没有你愿意不愿意，只有需要下不需要。

两天后，我与千千万万个农民的儿子一样，从商洛山中来到了旬阳县，参加镇旬公路的修建。

到了旬阳县后，我们驻在了一个十分偏远的大山深处。我被分在了三连二排四班。我们班的主要任务就是打炮眼，十二磅的大铁锤从早晨开工一直抡到晚上收工。劳动强度非常大，而且工作也非常危险，我只干了三天，胳膊就肿起来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多月后我的胳膊才慢慢地恢复了正常，生活也开始走上了正轨。

一天早晨大家还没有起床，排长就早早来到了我们宿舍。他告诉我们大家，由于我们所处的工地比较偏僻，交通不便，后勤补给出现了问题，让我们排今天去很远的地方挑粮食。

六点钟我们就被叫了起来，每人吃了一点东西后就出发了。这次挑粮的人特别多，大概有200多人。我们走了7个小时后才到达目的地。那里的服务人员早早就准备好了饭菜，每人一个馒头一碗稀饭，再加半碗咸萝卜片。我们吃完饭后，不敢停留太久，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就担着粮食往回赶。

来时不觉得怎么累，可是回去时还没走过一半路，就累得大口大口的喘气。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仿佛有千斤重担压在肩上。

又坚持走了一段路后，我们的肚子也开始饿了。来时排长已经提前嘱咐过了。天黑前赶不回去的，可以自行寻找睡觉的地方，如果路上饿了，也可以自行在农户家里做饭，就用自己挑的面粉。于是我们一行三个人便找了一户人家准备做饭。

我们找的这户人家是比较干净卫生的，他们是这个村子里房屋最破地一家，选择在这户农家做饭，也是当地群众为我们提供的信息。

为我们做饭的姑娘个子高挑，皮肤白皙，五官清秀艳丽，看得我们三个人都目瞪口呆。姑娘也不拘束，她让我们三个坐在櫈子上休息，她则为我们擀长面。

姑娘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厨艺也相当不错，做饭的速度也是十分惊人。半个小时后我们就吃上了姑娘擀的面条了，看着碗里漂着几星带油的葱花，还有红红的辣椒，真是让人馋得直流口水。我一连吃了两大碗还没有尽兴，一锅面条连汤都没剩，全被我们吃光了。

吃完饭后，时间也就不早了，我们被临时安排在一间大土炕上睡觉，姑娘也在我们房间里和我们聊了很久才离开。

原来姑娘叫张菊梅，今年已经年满18岁了，家中共有5口人。姐姐张菊花比她大四岁，前几天才结婚，姐夫是入赘她们家的。

那天晚上我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张菊梅，直到晚上12点钟，我们才沉沉睡去。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张菊梅就提前为我们做好了饭，我们吃过饭后就出发了。临走的时候张菊梅过来送行，看着她那依依不舍的神情，我立刻就被这位萍水相逢的热情姑娘深深的感动了，为了表示我的感激，我从我担的面粉中舀了半碗面送给了她，没想到这半碗面粉竟然为我惹出了一场大祸！

不知是谁把我给张菊梅半碗面粉的事报告给了连部。连部立即对这件事进了深入调查。原来张菊梅的家庭也是地主成份。我是地主成份，为我们做饭的姑娘也是地主成分，批判我的人说，这就叫狼狈为奸，惺惺惜惺惺。

我被当作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进行批斗。连长还让我写了几份交代材料。我一连上了三次批判大会。也分别作了三次交代。

没想到我的交代材料竟然得到了连长屈德才（公社副主任）的赏识。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改变了对我的看法，遇到写总结，写报告的事都交给我来完成，每写一份材料都要给我3天的时间。其实我只用几个小时就写完了。

我被批判的事不知怎么就传到了张菊梅的耳朵，她专程来找我，见倒我后哭得非常伤心，她说她给我添了麻烦，以后再也一会和我有任何交往了。

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奋战，我们连提前20天完成了任务。这天，连长又把我拉到一边，让我给他写一份工作总结。并把他办公室的钥匙交给了我。

两个钟头后我便把这份总结报告写完了，我刚回到大铺就发现张菊梅在我的床铺上坐着，她见到我后竟然哭了。

原来和我一块在她家吃过饭的张成功，对她动了歪心思，几次三番去她们家骚扰她，还说一些下流话。

就在今天，他又一次去了张菊梅的家，这一次这家伙竟然对张菊梅动了手，要不是被张菊梅的母亲及时发现，把他赶了出去，那后果真是不敢想象。她今天来这里，就是想把这件事向领导反映一下。

我总算明白了，原来把自己给张菊梅面粉的事是张成功告诉连长的，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画虎画皮难画骨。自己的知心朋友竟然把自己出卖了。

我长长地叹了口气告诉她，这件事最好还是冷处理，因领导知道后未必会处理得让人满意。而且还会因这件事把自己的名声搞得一片狼籍。更何况张成功也没有得逞，也找不出其他证据，还不如以后提高警惕，尽量不和张成功这正面接触。

张菊梅听了我的建议后，也说我分析得合情合理，她的家庭是地主成份本来就低人一等，这事如果说了去，领导相信不相信还很难说。还是就让它烂在肚子算了。

为了抚平张菊梅心中的创伤，我们一边闲聊一边在汉江河畔上走散步。汉江是旬阳境内最大的一支河流，水深可达2米以上，一些小型商船经常在这条河上跑运输。

突然张菊从路边检到了一根胳膊粗细的木棍拿在手上，我问她拿这个干什么，她告诉我，汉江河畔的人经常用木棍在河边打鱼，特别是发了大水后，河里的水浑浊不清，这时大鱼就会从深水中游到河边。这时，只要你看准鱼的头部，一棍子下去就能让它翻起肚皮。

我笑着说：“今天天气晴朗，河里的水也没浑浊，你拿根木棍难不成还能打到一条大鱼？”

张菊梅笑了笑说：“碰碰运气嘛，说不定那条鱼活得不耐烦了，想让咱们把它吃了，于是就跑到河边来了。”

还真让张菊梅给说中了，我们走了一会后果真看到一条大鱼游在了河边，张菊梅立即一棒下去就打在了那条鱼的背上，那鱼受此一击后立即就翻起了肚皮。张菊梅高兴得急忙扔掉手上的木棒趟进水里去捞鱼。没想到这条鱼竟然没有死，就在张菊梅抱住它的一刹那，它用力摇摆了一下巨大的身躯，竟然从张菊梅的怀抱里逃走了，还让张菊摔倒在河水中。张菊梅慌了神，急忙在水里挣扎，但越挣扎离岸边越远。

我立即扑进水里一把就拉住了张菊梅的一只胳膊，然后用里一拉，张菊梅慢慢的游到了岸边，可是我却被用力过扑到了汉江河的河中心去了。

我是一个旱鸭子，根本不会凫水，任凭大水冲着我在汉江河里翻滚。我连一点力气都发挥不出来，只感觉大水从鼻孔，口腔给直给肚子里涌。

张菊梅爬上岸后，见我又被大水冲走，于是就大喊大叫，刚好遇到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准备去船上。因他长年在汉江河里跑船，所以水性特别好，他听到张菊梅的哭喊声后，立即跳下水把我救了上来。

我千恩万谢后从身上掏出尽有的17元钱给船工，船工笑了笑后没有收钱就离开了。

从此后，我便与张菊梅来住的更加频繁了，只要一有空，我便去她们家玩。

1971年的后半年，我们连完成最后一个任务后便返回了家乡。我回生产队不久后，屈德才就找到了我，他告诉我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公社的财粮干事调到了县城，他为我争取到了暂时代理财粮干事的差事。

1972年元月份，我正在公社上班，突然父亲来到公社找我，他说屋里来了一个客人，还是年轻姑娘，她要见我。

我回到家里后才知道，原来这个客人是张菊梅，她告诉我，自从我们离开那里后，她的父亲突然得病去世，姐夫成了家里的管事人。他整天吹胡子瞪眼指派人，还准备要张菊梅嫁给村支书的儿子。因此张菊梅就从家里偷偷地跑出来找我商量。

因我年龄太小，没有到结婚年龄，因此我们还不能结婚，在公社书记张德财的帮助下，我把张菊梅和她母亲的户口暂时先迁了过来。

1974年5月，我由临时工转为正式干部，并担任公社文书。

1975年我和张菊梅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我们这一对地主子女终于走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