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文一刀

时至六月，咸阳高新存志学校办学许可证过期已近一年。由于未能在有效时间续办，证照效力消失，意味学校早已身处“裸泳”。

这般状况谁看了都会熬煎，更何况与之关联的家长及教职人员。大家的茫然从时不时收到的私信里清晰可见。只是，对类似“学校以后归属怎么发展？”的问题，其实是没法子“调查”。

努力努力的，也只能是剖析与探究。以下，权当一份研报参考。

1、合作办学“名不存，实更亡”

今年1月，领航教育作为咸阳高新存志学校业主“房东”兼合作办学方，向上海爱立诚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两个月前已起诉其要求赔偿损失）；爱立诚公司也反诉领航教育，亦要求赔偿损失。

前后不过半月时间里发生的这些动作，等于宣告领航教育与上海爱立诚的合作办学一脚踏入寿终正寝。

合作通常被比作联姻，不合作自然就似离婚。说得好，双方协议离；谈不拢、撕破脸，就只能起诉。

如果只是一方起诉另一方要求离婚，还存在很小的概率被法院驳回不让离，比如徐州那嘎达对拐来的婚姻曾发生的情况。

若是双方都已起诉，离，就意味着板上钉钉，无需再多废话。

从领航教育那份发给爱立诚公司的解约通知来看，前者对后者已经步入无可挽回的“终于认清对方面目”之状态；

而爱立诚公司反过来对领航教育的起诉，传递的信息无非就是：走？分手费谈好先。

双方之间，大致就这么个状况。闹到法院正在争执的，无非是对于已经确定的分手，谁该给谁赔偿的问题。

2、思维方式：“并联”VS“串联”

既然合作办学分崩离析，从维持学校平稳运行角度来看，理应尽快重新“招婿”，接茬继续办即可。这是最直接、不绕弯子的路径。

至于原合作办学双方所争议损失及赔偿问题最终如何判定，其实是与尽快为学校重新“招婿”并行不误、齐头并进的两件事。

也就是说，重振办学与已存纠纷之间，既是“并联”关系也应以“并联”思维解决。

目前的现实却是：合作办学的一方，同时也是投资8.5亿建校的业主方——领航教育的理事及一批（多为看不惯不规范做法的）教职人员，被要求从学校事务中实际退出；学校管理由爱立诚公司“一家独大”；然后等待“法院最终判决”。

（延伸阅读：偷换概念频变形，咸阳的“伪同济”是如何炼成的？）

这就成为一种“拉偏架”式的“串联”思维。即：在双方合作已经破裂，彼此对簿公堂情况下，仍要求“保持合作模式不变”，只能是强扭之瓜不会甜；

何况，“模式不变”又并非真的“不改变”：一方人员被退出，另一方独占，无论从合作模式还是从学校规范管理来说，其实已经是最大的改变。

两家合作时期，尚爆发了大量有争议的关联交易甚至涉嫌财务挪用、占用且被报案的现象。现在，一家被退出日常管理，更少一份监督。

所谓“等待法院最终判决”更是一个伪命题：民事诉讼需要经历一审、二审，复杂的还会有再审、再再审，完后还有执行程序。

整个程序走完快则两三年、慢则四、五年，疫情下进展更缓，可预见的”最终判决”出来，当事人或早已“鬓毛衰”。

那边厢，办学许可证还继续“黄”着，按照审批法规面临注销。

毕竟，发证、注销许可证都应该是审批部门独立依法行政，不应该与民事诉讼互为前提。

而且，目前举办者双方都没有提起行政诉讼，就说明都认可了办学许可证过期。

因此，“串联”思维下的安排，随着消耗加剧，潜在不稳定因素不知哪天就可能喷涌而出。

3、“五行缺诚”爱立诚

在“并联”思维下，诉讼结果，或者你赔他、或者他赔你，在法院走程序即可。

办学问题，核心需要解决的则是两点：1、谁，来重新办学；2、重新办学如何实现规范、优质。

谁来重新办学，首先需要排除的应该是上海爱立诚。

实事求是看，咸阳高新学校事件的根源，首先来自爱立诚公司前后两年种种做法的累积。

关注过咸阳存志学校的人，或多或少应该都曾被该公司抛出的一系列概念搞得云里雾里：同济大学、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基因、上海存志学校、同济附属存志学校、上海爱立诚教育集团、上海存志教育集团、上海存志学校集团……

不得不承认，爱立诚公司的确是一个玩弄概念和打擦边球的高手。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提法当中，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存志学校成为爱立诚公司“征战各地”的杀手锏。

在咸阳高新学校事件中，退一步说，即便同济附属落空，假若是“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存志学校”作为第三方过来签约，也算与“海派教育资源”多少挂上些关系，结果连这种“减配版”也最终落空。

2019年碧桂园在贵州的一个大盘——印象花溪配建的学校也是一度命名为“同济大学附属存志花溪学校”。

在双方共同举办的教育发布会上，原上海控江中学校长、退休后出任存志学校创始校长的刘大连公开表示，“同济大学附属存志花溪学校不会只是挂名同济，而是与同济大学共建董事会，共享教育资源。”

这句话，给出了真正意义上联姻“海派教育资源”的标准。拿咸阳高新学校的情况与这个标准对比，就能知道如今的结果有多么沮丧。

2021年8月揭牌的时候，贵州的那个学校，名称也变为“贵阳花溪存志学校”，估计最后的处境与咸阳也好不到哪里去。

总而言之，从早先的平土集团到爱立诚公司，在其手中，同济大学、附属、存志学校、教育集团…..这些词似乎可以无穷无尽地根据不同场景、不同背景进行组合。

外界可以听，听完也可以爽，但最终解释权却永远不在你手中。到底哪种提法是个准头，相信一般人都很懵圈。

选择这样的机构，入主自己投巨资建设的学校来主持办学，一些四字成语不由得会如影随形。比如，引狼入室、与虎谋皮……

现实也对此予以印证：咸阳高新学校搞完财务审查和审计，立刻暴露出爱立诚对学校财务上下其手的种种痕迹。

（延伸阅读：咸阳存志学校变形记续：伪名校操盘手的“财技”与算计）

至这一步，咸阳领航教育决然“割席”上海爱立诚不难理解。

不仅是领航教育需要“割席”爱立诚，但凡行事规范者都有必要与这种机构“敬而远之”。

4、“转公”的现实鸿沟

还有一种说法是对该校实施“民转公”。转公是个好政策，但对于具体个案来说，好不好首先要考量的是现实与稳妥。

梳理以往信息可知，2017年，咸阳高新区面对竞争激烈、强手如林的招商引资环境，萌生打造这所教育机构的计划。

咸阳高新区不缺公办教育资源，以2021年9月区划调整后整合兴平相关街镇的范围来看，高新区范围内的公办学校约20余所。

去年“新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之前，尤其是在2017至2020年期间，咸阳高新区试图打造优质民校的初衷不难理解：既提升辖区义务教育多样化选择，亦可通过优质教育配套的落地来助力招商、实现跨越发展。

这样的现实局面，时至今日并未改变。

“转公”的核心精神是“规范民办义务教育”。2021年5月16日的《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意见》专门提出，推进时需要“通过多种方式积极稳妥加以整改”。

以西安一段时间以来的实践为例，“转公”的主要是小区配建学校，尤其是建成还未招生或正在建设的小区配建学校。因为这正符合去年5月《意见》提出的可操作相关原则。

彼时《意见》提出：“对已有住宅小区配套建设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经协商一致，条件成熟的转为公办学校，也可通过政府购买学位方式继续办学。”

“转公”面临最大的现实问题是财政和编制负担，因为这意味着必须按照目前市值一次性收购回全部校产，并承担接下来的学校运行经费。

以目前咸阳高新这所学校情况测算，学校原设计规模144个班，每班按45人编制，办学规模6000学生，加上教职员工，全校师生近7000人。每年人头工资和办学经费估计至少在4000-5000万元之间；

除一次性回购资金外，此前购买学位者可能的退款数额也非常巨大；经审计，办学这段时期下来，学校目前还存在亏损1100万元；

整个估算完，该校“转公”的财务成本或达数亿。

按照咸阳一季度出炉的财政收支情况看，真要为一个学校掏出如此巨资，噗嗤一下就整趴下了，还拿啥来“稳住经济大盘？”

另外，也存在大量潜在“次生纠纷或风波”的可能。

换个角度看，真有这些钱，用到其他基建也罢、民生也好，干什么不行，效果更佳。

正是这样的现实，在邻近的西咸新区，知名民校包括：原西工大咸阳启迪中心、原陕师大丝路花城学校、原陕科大强华学校、原康桥金河湾小学、原西工大附小阳光城分校、陕师大林凯城小学等，目前均维持民办。

邻省河南更是“点子清”：2022年5月13日，河南教育厅发专项通知，首当其冲三大要点表述为：“切实排查是否存在把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单纯理解为压减比例，层层加码，而忽视提升教育质量、规范办学行为等其他任务；

是否存在简单使用关停民办学校方式消化存量行为，未能有效实施政府购买服务兜底性举措；

是否存在重大政策和决策出台前调研论证不充分、风险预判不足、诉求回应滞后、应急处置不力等问题。”

两相对照，不得不承认，河南相关职能部门对上面政策的理解力、领悟力之精准，执行过程中的把握之平衡，以及果断担当的态度，太值得老陕学习。

以后，也别再调侃人家了。

5、极简主义与实事求是

回到咸阳高新这所学校，用极简主义的“点对点”思维观察，解决起来并不复杂。就像治疗糖尿病最好的方案其实是打胰岛素一样，缺啥补啥。

学校此前出现的状况就两项：1、想引进名牌高校基础教育资源，结果上当；

2、上当可以忍，相关部门检查和审计发现的财务管理混乱，尤其一堆关联公司围着学校“吃”，就太过分。该现象可归纳为“不规范。”

（延伸阅读：咸阳存志学校变形记续：伪名校操盘手的“财技”与算计）

对此，直截了当地解决“病灶”其实是成本最低、次生影响最小的思考方式。

名校资源落空，以公开、公平、公正的方式重新招、引即可。

古有“比武招亲”，现在为攻克关键技术也推出“摘牌挂帅”，机制都是现成的。

办学管理不规范情况，解决起来更不用绕弯子：予以规范，干就完了。

唯一需要避免的，是置现实、常理、常识于不顾的“装睡”。而对于叫不醒的装睡人，结局大概率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