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犯间可以有限制的交流之后，管理所内的气氛也渐渐地活跃了起来，原本相见交流以目的老相识们，也能轻描淡写的说上几句话，虽说是简单的问候，已经足以安慰人心了。宋希濂是主动和方靖打了招呼的，方靖虽然对这位曾经的长官并不怎么感冒，甚至是抱有成见，可还是礼貌地和他聊上几句。有一次，宋希濂似乎要表白什么，说了句：“老兄，当初在荆门，兄弟不是不发兵救你，实在是手中无可用之兵，又怕上了解放军围点打援的计谋，没有办法啊。”

方靖摆了摆手，苦笑一声，说道：“老宋，自己多年的部下尚且见死不救，何况他人呢？算了，算了，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我早已忘记了。即便是你们发兵，把我这个损兵折将的家伙救回去，老头子会给我什么好果子吃？我这个人，在蒋某人那里，是挂过杀头之号的。”

宋希濂当然知道方靖过去的历史，笑了笑，说道：“老兄，这一次，你算猜错了，你在荆门的时候，出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已经给第14兵团兵团部发了电报，保举你出任台中市警备司令的。”

方靖摇了摇头，说道：“老宋，无论是台中警备司令，还是你那个第14兵团副司令官，还是什么川鄂湘绥署副主任，不都是让我老方离开部队嘛。从现在的处境来看，确实是你老宋对我好，但在当时的情况之下，会有几个人这样想呢？肯定会说你老宋为了拉拢我的部下，要对我老方来个明升暗降，来个排挤出局，让我去坐冷板凳嘛。”

宋希濂连连摆着手，说道：“老方，我，可没有那个意思，我，我确实想提拔你，确实是。”

方靖又摇了摇头，连声说道：“算了吧，算了吧。这点小事，说说也就是了，说说也就是了，还能有什么功过是非可言？只是我不知道，朱鼎卿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不是起义了吗，怎么最后又被抓了进来，你，在这儿见过他吗？”

宋希濂摇了摇头，说道：“我也是去年的时候，从重庆那边转过来的，也只是听邱行湘说过，他在这儿听说过老朱，不过是单独关押的。那时候，又不让相互走动交流，更不敢打听什么，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我想，他大概是甄别走了吧。”

方靖哼了一声，又问了一个问题：“老宋，我在武汉的时候，听一个部下说过，你在鄂西和老朱闹过不愉快？”

宋希濂笑了笑，说道：“何止是不愉快，简直是水火不容。那个时候，他在湖北省政府主席位置上根本呆不下去，手里没有兵，省政府没有钱，连公务人员的工资都发不下来，厅长都找不着人干。而且，因为第九补给区和华中‘剿总’之间的矛盾，白崇禧又要报复他，他很无奈，就偷偷地提前把手中仅有的地方武装力量湖北省保安旅给转移到了鄂西，还派他的兄长朱怀冰出任鄂西专署的主任。那个时候，我们第14兵团在宜昌站不住脚，同样转移到鄂西，而且比他还要先到一步。这个时候，为了地盘，为了征粮征税，为了扩兵，我们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为了弥补我们二人之间的矛盾，他去找过行政院长阎锡山，也去找过顾祝同、孙震，后来，就把他的部队扩编成了暂8军、暂9军两个军，还把你那个部队第79军也拨付给他指挥了，后来就组建了第3兵团，由他出任司令官。我们就分开了，听说后来他是在金堂那边被迫起义的，我却兵败大渡河，在逃往云南的路上，被解放军俘虏的，后来就被转移到了重庆，进了白公馆。”

“老钟呢，他怎么没有转到北京来？”方靖忽然问了一句。

宋希濂摇了摇头，说了句：“不知道啊，我没有到北京来之前，他就转移到武汉去了，难道你没有见到过他？”

方靖摇了摇头，说道：“没，我们先后被关押在看守所里的几个高级别人员，人头都能查出来，除了我之外，还有张淦、莫德宏、张文鸿、米文和、刘嘉树，六个人，还有一个被处决了的李本一，另一个就是匆匆见过一面的朱鼎卿了，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老钟。”

两个人说的老钟，叫钟彬，是广东兴宁人，1900年生，广东陆军测量学校、黄埔一期毕业，后来基本上是步宋希濂后尘，成了宋希濂的影子，一直干到了国民党第109军军长、第14兵团的副司令官，川鄂边绥署副主任兼第14兵团的司令官，他是第14兵团兵败之后，在四川白涛镇被俘的，后来被关押到白公馆看守所，和老友宋希濂及原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一个监室。

这里正式说一下钟彬之死，根据现有史料记载，钟彬在1953年被转移到武汉。由于长期的军旅生涯和战争创伤，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1955年，在武汉的一家医院里，钟彬因病去世。不是于1950年2月死于重庆白公馆看守所，更不是死于押往北京的途中，也不是在景山劳动时跳崖自杀。

二人说及故旧，也只有黯然感叹一声，然而，又能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