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商汤灭夏之战事实上经历了两个战略阶段，第一阶段是对夏朝外围方国的扫除，第二阶段则是对夏军主力的歼灭，即鸣条之战。

当夏后氏创造的二里头文明雄踞河南伊洛平原俯视天下的时候，生活在河北易水流域一带的商部落还十分弱小，首领冥被少康任命为水正，以举族之力替夏朝处置水患。

然而到商汤继位时，商族创造的下七垣文化已拓展至今河南商丘、山东曹县一带，势力范围逼近夏王朝的中原腹地。反观夏朝一方，支撑夏朝统治秩序的夷夏联盟再次破裂，有缗氏与夏后氏爆发内战，有缗氏被灭，而夏朝的代价是“九夷之师不起”（生活在东方的夷族部落不再听从夏桀调遣），夏朝失去了最具实力的勤王之师。

在伊尹的谋划下，商汤首先发兵灭掉了葛、韦、顾、昆吾等忠于夏朝的方国，扫清了进入中原腹地的障碍。接下来商汤所要面对的，是夏后氏直属军队。

然而，还未等商汤统率的主力西进，夏朝便弃守经营了数百年之久的伊洛平原。考古发现显示，二里头遗址从一期到四期的发展并未遭遇外来文化的中断，直到临近的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兴建时，二里头的贵族墓地和手工业作坊依然在正常营建，丝毫没有末世王朝都城在遭遇战争时的破败景象。

这也表明，商部落对于夏朝都城的占领是“和平解放”，商汤所期待的大决战并未到来。

于是中国历史上奇特的一幕出现了，决定夏商两个王朝兴替的军事大决战，没有发生在夏王朝的都城近郊，反而被转移到了500里外的晋南鸣条，《史记》记载：“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鸣条战地，在安邑西”。

耐人寻味的是，考古工作者在晋南鸣条山南侧2.5公里处的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遗址中，发现了“回”型壕沟防御工事，与鸣条之战的历史记载形成了暗合。

这也表明，夏桀之所以没有在二里头一带阻击商汤，并非是大溃败后的无序逃亡，而是有意识地战略转移，意图在晋南与商军决战，这一点，我在下文中还会继续深入探讨。

在夏朝的版图中，以伊洛平原为中心的豫西和以中条山为纽带的晋南始终是夏王朝的统治腹地，这两个地方分别发现了二里头文化的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

考古显示，与二里头时代相同、关系密切的诸考古学文化中，唯有东下冯类型与二里头文化共始终，东下冯类型遗存的消失与二里头文化几乎同时，也为二里冈文化（早商文化）所替代，晋南和豫西这两块区域也刚好是文献记载中的夏人活动区域。

但与富饶的伊洛平原相比，晋南的土地贫瘠，东下冯遗址的总面积不过区区25万平方米，远不及二里头遗址375万方平米那种宏大的规模。

在大都无城的三代时期，王朝腹地的军事防御倚仗的是外围军事堡垒或嫡系诸侯方国，比如商周牧野之战，纣王的军事防线就设在了陪都朝歌以南的牧和野。而夏朝的东部防线，则是豫东的韦、顾、昆吾三国。

考古发现也证实，无论是商朝的殷墟还是夏朝的二里头遗址，都只有宫城而无外城。在商汤灭掉韦、顾、昆吾之后，二里头到商汤的亳都之间，已经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夏朝已无险可守，在这种情况下，夏桀选择放弃，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当然，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上世纪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晋南中条山南麓的深山峡谷中发现了一处商代城池，这边是后来的垣曲商城。经碳十四测定，垣曲商城的修建年代略晚于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而后者正是考古工作者判定夏商分界的主要节点。

这也就意味着，位于晋南的垣曲商城，是在夏朝灭亡后修建的。那么新兴的商朝，为什么要在地理位置偏僻的崇山峻岭中修建一座城池呢？

根据矿源探测显示，伊洛平原是贫矿区，代表当时最高生产力的青铜战略资源，主要来自中条山铜。所以，无论是二里头遗址还是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它们铸造青铜器和兵器的手工业作坊，都离不开中条山铜矿资源的支持。

夏桀逃亡的鸣条（今山西运城夏县）和后来新建的垣曲商城（今山西运城垣曲县），都位于中条山山脉北麓，二者近在咫尺，这显然不是巧合。

这说明，夏桀弃守河南选择在晋南据守，除了想利用晋南天然的地形优势抵挡商汤大军外，还有控制战略资源以图东山再起的用意。

事实上，中条山脉的阻隔，的确给商汤灭夏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原本应该自东向西进攻的商军，在史书中呈现出奇怪的进军路线：“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升道渡河，自西翦西邑”，“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

鸣条之战前，商军的进军路线不仅需要渡河（黄河），历经地势高低变化，而且还不得不千里绕道西线，再由西向东进攻。

但让夏桀没有料到的是，原本负责拱卫夏朝西部防线的有莘国（今陕西合阳县），在伊尹的串联下弃夏投商，使得商汤大军可以由由莘国渡河，自西向东可直插夏桀所在的安邑（夏县）。正如孔安国所言：“桀都安邑，汤升道从陑，出其不意”。

这也是《孙子》说“昔殷之兴也，伊挚（伊尹）在夏”的原因所在。鸣条之战夏朝大败的主因，并非是夏军的不堪一击，而是有莘国的突然背叛，让夏桀始料未及，其原本构筑的一面环水，两面环山的防御体系，被商汤从内部攻破。

虽然史书描绘下的夏桀以残暴、荒淫著称，但从固守中条山这一构想来看，夏桀却并不昏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