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九大总督序列中，直隶总督常被奉为“疆臣之首”，居诸总督首位，两江总督则位列其次，地位较直隶总督稍逊一筹。然而，历史并非全然遵循常规。于清代历史进程里，曾有两位两江总督凭借卓越影响力，其地位与权力远超直隶总督，突破了惯常的权力格局。
【第一位是尹继善】
对于熟悉清代历史的读者而言，尹继善这一人物必然不会陌生。在清朝政治舞台上，尹继善仕途顺遂，平步青云。雍正与乾隆两位帝王，皆对其赞誉有加，给予高度认可。与此同时，其任职之地的民众，亦对他尊崇备至，以“尹公”相称，足见其在民间的崇高威望。
尹继善具有诸多显著特质。出身于满洲镶黄旗且身为大学士尹泰之子，在此背景下，他于科举之途斩获进士功名，足见其学识造诣非凡。不仅如此，其才学更是备受赞誉，乾隆帝便曾言，八旗子弟中，鄂尔泰与尹继善学问最为出众。在彼时八旗文人的群体里，尹继善凭借卓越学识，当之无愧地被奉为领袖人物。
其二，机缘巧合。清康熙六十年，身为雍亲王的胤禛奉旨前往关外主持祭陵大典。途中，因突遭暴雨，胤禛暂宿于尹继善宅邸。其间，胤禛对尹继善的个人情况加以垂询，并铭记于心。
雍正登基伊始，特开恩科取士。尹继善于此次科考中表现卓越，高中二甲进士，旋即被选拔为庶吉士。自此，尹继善仕途顺遂，平步青云。在短短八年的时间跨度内，便获擢升，出任两江总督之要职。
其三，尹继善具备卓越的行政能力。于封建王朝任职期间，他先后执掌云贵、川陕及两江等地，曾一次总督云贵，两次总督川陕，四次总督两江。任职期间，他以勤勉务实之态处理政务，行事契合君主心意。特别是在总督两江之时，其政绩斐然，彰显出非凡的治理才能。
在乾隆朝的中期阶段，尹继善的仕途抵达了鼎盛之境。彼时，乾隆帝将两江地区诸多至关重要的职位，皆委于尹继善一人。据相关文献载录，尹继善曾身兼“文武九印”，此表述意即尹继善同时执掌九个不同的职务。
经御史核查，所涉九个职务分别为：两江总督，负责掌控两江地区军政事务；江宁将军，主管江宁一带军事驻防；漕运总督，承担漕运相关管理职责；河道总督，专职河道治理事宜；江南提督，统辖江南地区军事防务；江苏巡抚，执掌江苏地方政务；两淮盐政，掌管两淮地区盐业事务；江苏学政，负责江苏地区教育与科举相关事务；安徽学政，主管安徽地区教育及科举事宜。
在封建官僚体系中，这九项重要职司，任何一项对于常人而言，皆可谓穷极一生亦难企及。尽管尹继善兼任这些职位的时长有限，后续亦有他人补位，但乾隆皇帝将如此要职委于尹继善，此行为无疑彰显出对其高度的信赖与认可。
在封建王朝的职官体系中，身兼漕运总督、河道总督、巡抚及提督等要职者，并非凤毛麟角，不少封疆大吏皆有此等履历。然而，就清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而言，于众多督抚大员之中，以两江总督之位兼领江宁将军之衔者，仅尹继善一人而已。
江宁将军与两江总督在体制架构上隶属不同体系。朝廷于职官设置之初，便秉持制衡之理念，赋予二者相互监察之职能。特别是当汉人获任两江总督之际，江宁驻防将军则承担起隐蔽监察之重任。
尹继善获任两江总督并兼领江宁将军之职，这一任命实则彰显出乾隆帝对其高度信任与赋权，将江南地区全盘托付于他。此等权柄之重，远非直隶总督所能企及。
【第二位是曾国藩】
曾国藩在其前半生，仕途顺遂，科举之路与官场晋升皆颇为畅达，据文献记载，其于十年间连获七次升迁。然而，自他着手组建湘军起，境遇急转直下。咸丰皇帝始终未赋予其实职，仅以侍郎这一虚衔予以应对，致使曾国藩在湘军事务的统筹上处境尴尬。
在缺乏总督、巡抚正式职衔的情况下，曾国藩于军饷筹集事宜上遭遇严峻阻碍，军事行动亦进展维艰。直至咸丰十年六月，两江总督何桂清竟罔顾职守，临阵脱逃，致使局势急转直下。值此危局，咸丰帝颁下谕旨，令曾国藩暂代两江总督之职，并以钦差大臣身份总揽江南军务，以期扭转战局。
从历史视角深入剖析，曾国藩在晚清政治格局中存在一关键掣肘因素，即其非满洲旗人身份。此因素对当时局势影响深远，例如在成功剿灭太平天国运动后，尽管朝廷曾有“攻陷金陵者为王”之承诺，但鉴于曾国藩并非旗人，最终该承诺未予兑现。
咸丰帝崩逝后，局势发生重大转变。得益于两宫皇太后与恭亲王的强力襄助，曾国藩所处的政治格局得以重塑，其地位旋即攀升，迎来了个人政治生涯的鼎盛阶段。
同治元年，曾国藩获擢升为协办大学士，并被赋予节制四省军事要务之权。至同治三年，随着金陵的成功克复，曾国藩再获殊荣，加封为太子太保，同时晋封一等侯爵。此后，于同治六年，曾国藩又获授武英殿大学士之职。
在清代历史进程中，以大学士之衔，或凭借公、侯、伯爵位兼任两江总督一职者，并非鲜见。然而，在历任两江总督之中，身膺钦差大臣之职且获节制四省军务之权者，仅曾国藩一人而已。
钦差大臣一职，本质为朝廷临时差遣，并非常设实职官位。然而，此职在属性上承载着皇权象征之意义，获此任命者可行使便宜之权，于特定情境下，特别是战时，拥有先斩后奏之特权。至于“节制四省军务”，这无疑是朝廷对军事权力的大幅度下放举措。通常而言，在常规政治运作框架内，皇帝极少会将如此庞大的军事权力授予地方疆臣。
曾国藩于后期以两江地区为依托，大力营建湘军集团。在其鼎盛之际，全国十五省之中，多数总督、巡抚皆为曾国藩悉心擢拔任用。
此外，自曾国藩以降，两江总督一职，若非出自湘系或淮系，实难稳踞其位。从某种程度而言，曾国藩于江宁之地，影响力巨大，其一举一动，乃至能引发清廷中枢的强烈反应，仿佛他在江宁稍有动作，犹如涟漪扩散，连紫禁城的金銮殿亦会为之震动。
同治年间，每逢各省督抚、提镇等官职出现空缺，朝廷与吏部便会通过正式公文，就继任人选一事征询曾国藩的见解。若曾国藩举荐某人，且认为其堪当此任，朝廷即刻予以任命；反之，若曾国藩认为所议人选不契合该职位要求，朝廷则会另行遴选合适人员出任。
自清朝开国伊始，于封疆大吏的选任方面，朝廷从未有过如此低调行事之举，且此次选任竟需向两江总督征询意见。此情形有力佐证，自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朝廷所掌控的人事权已遭地方实力派督抚不同程度地削弱。
在同一历史时期，出任直隶总督之职者为旗人崇厚。崇厚在军政与地方治理方面均能力欠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曾国藩，其在当时享有极高威望，无论军事指挥还是地方治理，皆展现出卓越才能，与崇厚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