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湘军成功戡定太平天国运动，两江总督之位便成为朝廷与湘淮势力展开权力角逐的关键所在。从两宫太后与皇帝的视角审视，将此要职置于朝廷掌控之下，无疑是最为理想的局面。与之相对，于湘淮集团而言，两江总督之位实乃关乎其兴衰成败的核心枢纽，绝无拱手相让的可能。

曾国藩在世之际，于两江总督这一要职的人选上，统治阶层与各省督抚均达成共识，其地位无可撼动。然而，自曾国藩溘然长逝后，两江总督一职的继任者问题，旋即成为彼时政坛所聚焦的核心议题。

【朝廷一门心思要用“外人”】

同治十一年二月十二日，曾国藩猝然辞世，事出仓促，致使朝廷未及绸缪应对。彼时，朝廷旋即颁下旨意，命江苏巡抚何璟暂行署理两江总督之职。

何璟，籍隶广东香山，于科举之途，与李鸿章、马新贻、沈桂芬等同科荣登进士之列。观其籍贯及仕履轨迹，既非湘军阵营，亦不属淮军体系。其历任安徽按察使，旋迁湖北、山西布政使，后又擢任山西、江苏巡抚。在职期间，何璟与湘军、淮军之高层交往密切，关系颇为亲厚。

曾国藩辞世之后，朝廷旋即谋划，意图从科举出身且非湘系、淮系的地方要员中，遴选出一位堪当重任者，委以两江总督之职。就彼时局势而言，何璟无疑是出任该职的恰当人选。

从历史视角审视，丁宝桢与李鹤年皆以进士身份入仕，且其所属既非湘军阵营，亦非淮军体系。此二人之背景特征，或暗示彼时地方督抚与朝中大臣已洞察清廷用人之方略。然而，值得留意的是，在两江总督的候选名录中，却未见丁宝桢与李鹤年之踪迹。

何璟原本有望顺利从署理两江总督之职转正，然而，世事难料。是年十月，何璟因丁忧去职。此变故突发，朝廷依照惯例，命江苏巡抚、淮军骨干张树声署理两江总督；与此同时，传旨令山西巡抚李宗羲即刻入京陛见。此一系列安排，颇显蹊跷。

从历史角度审视，张树声对两江总督一职的署理，无疑是权宜之计。作为籍贯为安徽的官员，依据清朝严格的回避制度，张树声实难获授两江总督这一要职。此外，出于权力制衡的考量，朝廷亦无意将直隶总督与两江总督这两个极具显要地位的职位，同时交付于淮系势力。在此背景下，朝廷旋即安排李宗羲火速入京觐见，这一系列举措，显然意在筹备启用李宗羲出任两江总督之位。

同治十二年正月，事态发展果如预期。彼时，李宗羲于奔赴京师的行程之中，旋即接获朝廷上谕，被补授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且谕令明确指示，其无需入京进行请训这一常规程序，可径直前往任职之地履职。

李宗羲，以进士之身踏入仕途，然其观念稍显守旧，对洋务运动秉持审慎态度。基于此，李鸿章对于李宗羲出任两江总督一职，持有保留看法。于李鸿章而言，丁日昌不仅与之志趣相投，且深谙洋务之道，实乃此职位更为适宜之选。然而，丁日昌并非通过传统正途获取功名，在当下情形下，若贸然举荐，极有可能引发朝廷及诸位大臣的异议。

就交谊而言，李鸿章与李宗羲关系颇为深厚，二人系同榜进士出身。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李宗羲长久履职于两江地区。凭借曾国藩的推举，李宗羲仕途顺遂，获迅速擢升，进而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

李宗羲既未在军功方面建树卓著，籍贯又非属湘淮之地。基于此，湘淮两系的高层人士，皆对其出任两江总督一职持不乐观态度。然而，由于顾及朝廷既定的用人方略，他们不便公然表明这一立场。

李宗羲于江督之位履职一年之际，日本悍然发动对台湾的侵略，致使东南沿海局势瞬间严峻。身为科甲出身的李宗羲，在此关键时刻，其固有弊端尽显无遗。在军务筹谋方面，举措失当，尽显慌乱之态，诸多事务的处理与清廷旨意相悖。

彼时，朝廷已然清晰洞察到，两江总督这一要职，由军功出身者出任为宜。李宗羲颇具慧黠，旋即察觉自身难以肩负两江总督之重任，遂顺势以抱病为由，呈递了请辞奏疏。此举动致使两江总督一职旋即出现空缺。

【江督还是得用湘、淮系成员】

李宗羲卸任后，由江西巡抚、湘军将领刘坤一暂代两江总督之职。刘坤一在湘军体系中的地位及关联颇具探讨价值。作为江忠源、刘长佑一脉的典型人物，其所属派系于湘军集团内，相对处于实力较弱的态势。

从资历维度审视，诸如左宗棠、曾国荃、彭玉麟等湘军关键人物，其资历远超刘坤一。即便如沈葆桢、何璟等辈，在资历方面，刘坤一亦难以望其项背。

事实上，彼时朝中大臣多建言由左宗棠、曾国荃执掌两江总督之职，普遍视刘坤一署理该职仅为权宜过渡之计。与此同时，朝廷内部爆发了一场关乎国家战略方向的激烈论争，即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与左宗棠二位重臣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两江总督人选的确定，又与这场海防、塞防之争紧密相连。故而，唯有待这场论争尘埃落定，方能最终敲定两江总督的人选。

在一番激烈论争之后，朝廷秉持公正权衡之态，于战略布局上力求兼顾周全。彼时，西北边疆局势严峻，用兵之策势在必行；而东南沿海，作为海防要地，亦不容丝毫懈怠。有鉴于此，朝廷委左宗棠以钦差大臣之重任，令其督办新疆军务；与此同时，正式任命沈葆桢为两江总督，以统筹东南之军政事务。

沈葆桢得以出任两江总督，背后实有李鸿章助力。然而，更为关键的因素在于，朝廷考量其乃进士出身，既非湘军亦非淮军系统，且与左宗棠、李鸿章均维持良好关系。如此背景，使得沈葆桢在协调海防与塞防事务方面，具备独特优势，进而获得朝廷的认可与任用。

此外，在沈葆桢就任江西巡抚一职期间，与曾国藩之间产生了分歧。朝廷敏锐洞察到这一情况，遂大力起用沈葆桢。此举背后的意图清晰可见，旨在对曾氏兄弟于两江地区所掌控的势力予以制衡。

自光绪元年十月，沈葆桢始膺两江总督之职，直至光绪五年溘然长逝。在其主政江督的五年间，行事多有可称道之处。于湘淮两系势力错综复杂之格局中，沈葆桢能秉持独立姿态，不偏不倚，灵活周旋。此等局面，无论于朝廷之统治稳固，抑或东南沿海之安稳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自曾国藩卸任后，清廷于两江总督人选的抉择上，着实耗费诸多心力。此职位人选呈现出两大显著特质：其一，需为进士出身，而非凭借军功崛起之辈；其二，人员择取需超脱湘、淮两系范畴。然而，无论最终选定何人，皆务必达成湘、淮两系势力的均衡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