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19日，当代哲学家和认知科学家丹尼尔·丹尼特逝世，享年82岁。
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是当代最具影响力和争议性的哲学家之一，对意识、自由意志、宗教、演化生物学等都有深入的研究，与理查德·道金斯、山姆·哈里斯及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一同被称作“新无神论四骑士”。
丹尼尔·丹尼特对于“意识”独树一帜的理解和看法，同样深刻影响和推动了如今炙手可热的人工智能的发展，被许多业内人士誉为“AI先驱”。他的多部作品已被翻译为中文，包括《自由的进化》《意识的解释》《我是谁，或什么？》《达尔文的危险思想》等，在中国读者中有着广泛的影响。
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1942-2024）。
在下面这篇纪念文章中，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徐英瑾详细论述了这位哲学大家的思考对于普通哲学爱好者的启迪。在徐英瑾看来，丹尼特的哲学精神可以概括为：“斩断天钩”。“天钩”指的是被部分哲学家刻意发明出来的人造概念，丹尼特批评那些依赖未经证实的概念来解释复杂问题的哲学方法，他认为这是一种智性上的懒惰。
其实，大多数人无时无刻不受到这些人造哲学概念的负面影响，从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对“自由”概念的滥用，到不少硕博士专业论文沦为“哲学大词”的展示。用作者的话来说：“假若你是在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才意识到丹尼特的学术地位，这就说明你周围的哲学模因很可能已经被人为控制到不让你接触某种特定模因的地步。”
作者｜徐英瑾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丹尼特的学术谱系
2024年4月19日，美国著名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因肺部疾病逝世，时年82岁。他的逝世，不仅是美国哲学的重大损失，也是世界哲学的重大损失。
与很多从小生活在美国并对外国一无所知的美国人不同，丹尼特是在贝鲁特长大的，并因此对阿拉伯文化有一点了解。他父亲因空难在非洲离世后（当时小丹尼特才五岁），他是他妈妈一手拉扯大的。小丹尼特曾在美国顶尖私立预科学校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这也是最早接受大清留美幼童的美校之一）读书，然后在哈佛大学读了哲学本科。
在哈佛，他遇到了当时如日中天的哲学大师奎因。作为亚洲人我在这里忍不住插一句，奎因也曾与两位亚洲哲学家结下了深厚的缘分，一位是在奎因的指导下拿到博士学位的王浩，一位是曾在哈佛访学的大森庄臧（一位将现象学与维特根斯坦哲学结合在一起的日本哲学家）。丹尼特从奎因学到的，乃是一种叫“自然主义”的哲学工作态度，即相信在哲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之间是有着连续的关系的。因此，从自然主义者看来，搞哲学研究的人漠视科学进步可不行。
不过，丹尼特的哲学博士学位不是在美国获得的，而是在英国牛津。他的博士论文导师乃是吉尔伯特·莱尔，牛津日常语言学派运动的枢纽人物。丹尼特从他的导师那里学到这么两件事：第一，要对诸如“灵魂”、“意识”之类的难以从第三人称角度加以验证的主观主义说教保持警惕态度，因为这些说教有可能都是在“扯犊子”；
第二，哲学家的任务不是增加我们的知识，而是通过澄清概念谱系的关系来让大家头脑清楚，因此，哲学家要始终保持谦虚的态度，不要老将自己当成人类导师。至于丹尼特在莱尔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心与脑：神经科学视角中的内省式描述，以及意向性问题》），在题目上就已经暗示了师生共同所从事的这项哲学事业的旨趣：用第三人称的观察去剥夺基于第一人称视角的内省式意识描述的哲学尊严。
博士毕业后的丹尼特回到美国后，长期在塔夫茨大学任教，著述非常丰富，其中有不少已经翻译成了汉语。要在这样一篇短文中将其各方面的学术成就加以总括，并不是太容易。与其像掉书袋一样向读者介绍他的每一本书内的观点，还不如提纲挈领地对其哲学的总的精神加以提炼。
而我本人用如下四个字来概括其哲学精神：斩断天钩。
丹尼尔·丹尼特。
天钩与天钩哲学家：
智性研究中的“不劳而获”
啥叫“天钩”？这是丹尼特很喜欢的一个比喻，用来指那些被一部分哲学家刻意发明出来的人造概念，以便用来解释某些现象。这些概念就像在《西游记》里不时出现帮孙悟空解决那些挡路的妖怪的菩萨一样，以一种取经团队中的任何成员都不具备的超级法力将取经之路变得相对平顺。
举个例子来说，康德主义者要解释为何人类能够做因果判断，就发明了一个叫“因果范畴”的天钩，换言之，他们将溯因推理当成了证据。但从法庭辩论的角度看，溯因推理只能构成一种假设，而不是一种证据。
再举个例子：假设维也纳动物园内的一头大象昨夜被人杀害并分尸了，而且，当地警方在现场发现数个不同人的脚印与不同人的指纹——那么，你是不是就能因此推出杀害大象的凶手是多人呢？警察当然有权这么想，并将其作为破案的一条线索——但这样的构想未必就是事实。为何真相不能是这样的呢：一个力大无穷的作案人独自杀死了大象，并故意在现场留下了不同的指纹与脚印，以便干扰警方的办案思路？很显然，不将嫌疑人抓获并获取可靠的口供，上述的证据链就是不完整的。
同样的道理，康德主义者有什么权利认为他们构想出来的“因果范畴”就是对于人类认知架构的正确呈报呢？难道仅仅因为人类的确能够做因果判断，就因此断定人类的心智中有使得此类判断得以可能的因果范畴吗？这至多只能作为一种思考线索，而不能做“结案报告”，否则，一个仅仅在犯罪现场看到多人指纹就判断作案者一定是多人的警察也就有权马上写结案报告了。
《黑镜：潘达斯奈基》（2018）剧照。
这种试图绕过证据搜集而假设直接当作结论的思维方式，就是哲学意义上的“天钩”思维。这个比喻的要点是：一个哲学假设就像天上突然掉下来的钩子一样，是智性研究中“不劳而获”之物，因此，即使你获得这样的钩子，也要将其来历调查清楚，而不能贪图方便，先用了事。但在丹尼特看来，在哲学界的“天钩爱好者”实在是太多了，这就使得学习与研究这样的哲学，成为了一种智性上的堕落。
——有人或许会说：警察对于犯罪真相的追溯涉及到公共利益，当然不能随便用“天钩”来搪塞，但哲学家关于心智本性的讨论即使粗疏一点，又能对公众利益产生什么危害呢？谁又管你用不用天钩呢？这些貌似都是“茶杯里的风波”罢了。
情况可没有这么简单。前面已经说过，丹尼特的学术谱系来自莱尔与奎因，而二者（特别是莱尔）的学术谱系又与长期在剑桥大学执教的后期维特根斯坦有关。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一个要点，就是反对传统哲学家通过发明一些大词来将哲学研究变得神秘兮兮，由此造成语言词汇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的结果，就是学过这些哲学的人，经常像堂吉诃德那样对抽象的观念标签发动攻击，而对日常生活中的饮食男女表示无感。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此类哲学作风的泛滥，会造成一群对群众的真正关涉懵懂无知却痴迷于概念游戏的散沙式游士（而且是带有名校光环的那种游士），由此反而对渐进式的社会进步构成戕害。
《从细菌到巴赫再回来》，作者：丹尼尔·丹尼特， 湛庐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2024年3月。
“我当然是有自由意志的”，
但事情真是这么简单吗？
一个经由此类词汇膨胀而成为西方很多人的思想钢印却已然引发无数纠纷的大词，就是所谓“自由”。自由主义者没事就将“自由”放在嘴上，而有意思的是，彼此敌对的不同政治阵营都喜欢在自己的脑门上写上这个大词（此刻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口号：“从河流到海洋，X终会得到自由”——这里的“X”留出的空位就像地铁上的长凳一样，只要没人占你就能坐上去）。
丹尼特本人并不是政治哲学家，但在心灵哲学与行动哲学领域，他已经对“自由”概念的心智哲学基础——“自由意志”——发动了冲击。请注意，按照丹尼特哲学，不假思索地认定我们有“自由意志”，就是在祈灵于天钩思维，因为这种思维方式与推导出范畴存在的康德式思维一样，都是将假设当成了结案报告。按照自由意志论者（即认定自由意志客观存在的那群哲学家）的观点，既然我们体验到了自由意志——“我可以自由地决定继续读完这篇关于丹尼特的纪念文章，也可以选择不读下去”——那么，我当然就是有自由意志的。但事情真是这么简单吗？请看看丹尼特给出的另外一种关于自由意志的叙事：
我们对于自由的感受其实与我们的决策机制的客观运作有关。有些决策不会涉及到利益的冲突，因此，你不会感到你在经历一些思虑——比如，一般而言，一个正在训练的士兵在面对战友递过来的水壶的时候，就会不假思索地喝了里面的水，而不会进行任何思考。道理很简单，在大多数情况下，你不需要思考才知道如何走路、如何喝水，否则，你会累死的。但在涉及到复杂利益纠葛的情况下，思虑就要发挥作用。假设你的战友给你的水壶装着全连队最后的救命水，你要喝掉其中的多少呢？一点都不喝，显然不利于你自己的健康，但若喝得太多，你的战友又会怎么看待你？因此，这时候你就需要盘算，以便把握好行动的分寸：是抿一小口，还是一大口？
《黑镜：潘达斯奈基》（2018）剧照。
在你进行这种思虑的时候，你的大脑其实是以一种非常复杂的方式来运作的，其中大多数运作细节，都不能被你主观地意识到。不过，一些重要的思虑往往会触发你的“理由给出机制”运作，由此使得你的决策理由被你意识到。譬如，如果你突然看到了天边的乌云，料想到马上会有一场雨，你就会推理出你的团队在未来几个小时内就会得到水。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会做出“现在不妨就抿一大口水”的决策，因为水的短缺问题马上就会得到缓解了。而当你意识到你是基于这些理由给出此类决策的，你就意识到你是具有理性的，并因此是自由的。很显然，所谓“自由意志”，无非就是对于决策理由的反思力所衍生的意识副产品罢了。脱离了这整套机制，根本就没有什么独立的“自由叙事”。
丹尼特的这种观点，并不能被视为某种否定自由的“决定论”（按照此论，人类如同一般物理对象，其一举一动都被物理法则所左右），而是所谓的“相容论”（按照此论，人既受到物理法则的限制，又可以被说成是具备自由的）。换言之，纵然他并不反对我们使用“自由”这个概念，但他追寻其导师莱尔的脚印，反复提醒读者注意“自由”这个概念在复杂的概念体系（特别是关于“理由给出”的语言游戏的概念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免“天钩爱好者”脱离这个网络而过于自由地使用这个字眼。而假若“自由”这词被如此错误地应用了，就会造成所谓的“概念通胀”问题，而由此造成的错误，就类似于一个不知道本国货币定锚于黄金这一金融事实而滥发货币的统治者所犯的错误。
《意识的解释》，丹尼尔·丹尼特著，苏德超 等译，新思文化｜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7月。关于这本书的更多内容，详见：徐英瑾：“意识是被解释出来的”，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丹尼特的批评者显然不会就此闭嘴。他们发出的批评有两类：
第一， 丹尼特自己所给出的关于自由产生的相容论模型难道不就是天钩？我们为何要买入一个反对天钩思维方式的哲学家自己强加给我们的天钩呢？
第二， 假设丹尼特的理论是对的，那么，人的自主性在何处呢？你之所以被说成是自由的，仅仅是因为这样的描述符合自然语言使用者的期待——但你自己的自由存在的根本呢？难道脱离了他者的描述，你就是纯然消极的吗？
对于上述两个问题，丹尼特主义者的回复如下：
回答一：相容论的自由模型不是天钩，而是一种“起重机思维”的产物。啥叫“起重机思维”？就是诉诸于进化论给出的渐变论思想，一点一滴地解释人类认知架构的形成，在其中坚决不跳步。比如，你要解释为何鸟臀目的恐龙演化为了始祖鸟，你就要将各种过渡品种的化石列出来，不能突然拿出始祖鸟的化石来吓唬人。这种思维方式，就对应于起重机的思维，即你要一块一块地将建筑材料用自己能开动的起重机吊起来，而不能指望有啥天钩能越俎代庖。按照这个思路，丹尼特在其著作《自由的进化》中描述了自由在自然界中出现的过程，即从简单的决策机制到复杂的决策机制的渐变过程。在他看来，只要智能体面对的任务足够复杂，那么，它就需要在自己的长期记忆中对决策的理由进行记录，以便在未来处理类似的问题时调用这些信息——而这种对于理由的记录能力本身显然是为了提高智能体对于环境的适应度而慢慢被演化出来的，不是“天钩”恩赐给人类的。因此，对于上述演化过程的理论反思成果（也就是丹尼特本人的相容论的自由观）也就不是另一种天钩哲学的产物。
《自由的进化》，丹尼尔·丹尼特著，曲娇译，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9月。
回答二：丹尼特的自由模型的确将自由视为了一种话语模式的产物——也就是说，某人之所以是自由的，乃是因为将其视为自由行动者，会带来一种叙述上的方便。至于他本人是不是自由的，丹尼特主义者并不关心。很显然，这是一种很容易冒犯到一些人的自尊心的观点，因为他们认为具有自由（而不仅仅是被说成是具有自由的）乃是人之为人的关键性标记。
但在丹尼特主义者看来，丹尼特的理论反而能更好地使得他对于人的行为的说明与我们在心理学、传播学与行为经济学层面上的发现相互合拍。刚刚逝世的诺奖获得者心理学家卡内曼早就已指出，人类的心理决策活动很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的操控——比如，只要你一直通过某种宣传而认为某个政治团体是邪恶的，而被其迫害的另外一个团体（我们暂将其称为“X”）则是无辜的，你就会觉得站在X的立场上去喊什么“从河流到海洋，X终将自由”之类的口号乃是正义的。但很显然，你可能只是某种被精心设计的认知战的牺牲品罢了。很可惜，由于即使是在常春藤大学读书的那些自命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的大脑其实也是继承了来自采集-狩猎时代的古老架构，因此，他们的认知雷达的有效工作范围，也肯定处在“邓巴数”（即150人）的限制之下（按照英国人类学家邓巴的理论，150人构成的社会网络的复杂性构成了我们处理熟人关系的认知上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判断就很可能被身边的“同温层”所左右，并在面对超越邓巴数上限的超级复杂的国际问题时失去准头。
我不希望我上面的文字会让读者对丹尼特的理论产生误解，即认为他将一切人以“自由”的名义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予以“祛意义化”。二战中盟军以自由的名义解放达豪集中营中幸存的大屠杀幸存者当然是有正面的历史意义的，只是这种意义的赋予过程与我们是否具有一种脱离了社会评价而自存的自由状态无关。
丹尼特的这种理论显然与卢梭的名言——“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构成了鲜明的反差。丹尼特主义者或许会这样来改写卢梭的这句话：“人生而存于社会评价网络中，且无时不被评价为自由的拥有者”。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恰恰是这种改写，才使得这种新的自由观更能见容于公众的道德常识，而卢梭的自由观则否。
具体而言，卢梭的理论使得他缺乏足够的理论资源来批评罗伯斯庇尔以自由为名而进行的滥杀行为（既然罗伯斯庇尔也是生来自由的，他当然也能以自由为名处死几万人）。
——而在丹尼特主义者看来，自由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评价的产物，而这种评价所瞄准的，又恰恰是当事人行事的理由的合理性，因此，我们当然能将那些好的行为（即基于合理理由的行为）与坏的行为区分开来。
那么，哪些理由是好的理由，哪些是坏的呢？
别忘记了，丹尼特是一个超级达尔文主义者，因此，好的观念——受到科普作家道金斯的启发，丹尼特也将那些可以被传播的人类观念称为“模因”——的散布能够促进观念受用者的繁殖适度，而反之则不能。比如，雅各宾派发明的“杀掉所有的法国贵族”的模因就是一个坏的模因，这就等于消灭了路易十六时代累积的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肉身载体，由此降低了法兰西民族以后的繁殖适度（顺便说一句，一次大战之前德国之所以自信能够打败法国，就是因为当时的人口统计说明，德国的高生育率使得其具有比法国更丰富的后备兵源）。
《达尔文的危险思想》，作者：（美）丹尼尔·丹尼特，译者：张鹏瀚、赵庆源，中信出版社 2023年2月。
换言之，虽然广义上的人类道德都反对滥杀，但丹尼特的模因学会特别反对那些旨在破坏重要模因的肉身承载者的滥杀。因此，由于有了达尔文主义所提供的思想基准，丹尼特便不能被视为一个认为“怎么样都行”的文化相对主义者或后现代主义者。毋宁说，标准的丹尼特主义者会将此类后现代主义者的观念视为一种坏的模因：因为后现代主义者对于传统婚姻的放任态度会降低此类模因接受者的繁殖适度，由此使得后现代主义成为一种“断子绝孙学”——而达尔文主义的本义，却恰恰乐见“人丁兴旺”。
不容于美国文化内战的斗士
丹尼特对于后现代主义的批评态度，貌似使得其很容易成为美国基督教保守主义的知音——但麻烦的是，因为丹尼特本人将基督教理念仅仅视为一种模因而拒绝承认上帝的存在，他也一直是保守主义者的眼中钉。
从这个角度看，丹尼特在目前美国文化内战中的地位就有点类似在北宋朝堂上的苏轼——由于苏轼在政治上的特立独行，王安石的新党与司马光的旧党都排挤他——与之相应，丹尼特对文化多元主义的批评使得他无法见容于美国校园内的激进左翼；而他对宗教的批评态度又使得他无法见容于江湖之中的“红脖子”。但站在丹尼特本人的立场上看，处于如此尴尬的地位，也是其哲学品格所不得不决定的。哲学家最需要展现的学术德性就是融贯性，即自己不能打自己的脸。假若丹尼特为了讨保守主义的好而去皈依基督教的话，那么，他又怎么继续做斩断一切天钩的斗士呢？难道将一切解释的难题诉诸于上帝，不就是最典型的天钩思维吗？
丹尼尔·丹尼特著作I've Been Thinking英文版书封插图。
最后我想说几句对中文世界的哲学爱好者的掏心话。假若你是在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才意识到丹尼特的学术地位，这就说明你周围的哲学模因很可能已经被人为控制到不让你接触某种特定模因的地步。这种控制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留出生态位给别的哲学模因——保不齐其中的某些模因就会诱使你相信如下迟早会导致“断子绝孙学”之结论的论点：婚姻是人类发明的虚假社会形式，需要被抛弃；科学本身只不过就是一种权力架构，是一种意识形态幻觉；任何权威都需要被打倒；罗伯斯庇尔是对的，即使他最终杀死了他的革命同志丹东，等等。
我不知道这些负面模因的传播程度到底有多广了，但就我做二十几年哲学教师审读大量哲学专业学位论文的经验而言，我的确不想低估其传播的广度，因为很多论文都在向我展示作者对于科学的漠视与传统文化的无知——而用以掩盖这些知识漏洞的棺材板上，则充满着作者从“天钩哲学家”那里借来的哲学大词。
于是，很多哲学博士论文最终变成了“大词展示学”：“哦，我亲爱的导师，我已经考证过了，某某哲学家发明的第一个大词是出现在这本著作的第几页的，后来，这个大词又衍生出了五个大词，它们都出现在这位哲学家在十年后于巴黎出版的另外一本著作里。你看，我的哲学研究工作是不是很扎实？”阅读这些论文，使得我经常陷入了伦理上的痛苦。基于人情上的原因，我当然不会给这些论文不及格，但让我本人的认知系统处理这些负面模因，也的确占据了我处理那些正面模因的时间资源——比如，读丹尼特的时间。
斯人已去，唯模因长存。特以此小文纪念我的哲学偶像丹尼特。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撰文：徐英瑾；编辑：李永博 刘亚光；校对：王心。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