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修史书向来给人严肃乃至古板的印象，但记载两晋历史的《晋书》却存在不少猎奇的内容，让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周围萦绕着神秘的气氛。

《晋书》可以说是二十四史当中比较奇葩的一部了。在清朝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的时候，对于其他的历史著作评价起来都是说，“辨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明古今之成败”。但是偏偏到了《晋书》的时候直接说这本书是“忽正典而取小说”。清代文人王鸣盛在他的著作《十七史商榷》当中就直接臭骂《晋书》：“好引杂说，故多污秽”。

那这部身为正史的《晋书》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呢？如果大家打开《晋书》，翻看里面的内容，就会发现它充斥着各种怪力乱神，还有灵异现象。

比如《晋书》当中说有一个客人前来拜见阮瞻，“瞻素执无鬼论，物莫能难，每自谓此理足可以辩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诣瞻，寒温毕，聊谈名理。客甚有才辩，瞻与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圣贤所共传，君何得独言无！即仆便是鬼。’于是变为异形，须臾消灭。瞻默然，意色大恶。”吓得阮瞻沉默不语，生了大病，过了一年就去世了。而这个故事曾出现在干宝《搜神记》中：“阮瞻，字千里，素执无鬼论。物莫能难。每自谓，此理足以辨正幽明。忽有客通名诣瞻，寒温毕，聊谈名理。客甚有才辨，瞻与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复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圣贤所共传，君何得独言无？即仆便是鬼。’于是变为异形，须臾消灭。瞻默然，意色太恶。岁余，病卒。”本来是怪力乱神之事，却被记入正史《晋书》，实在让人费解。

干宝曾著写《晋纪》，自晋宣帝至晋愍帝前后五十三年，共二十卷，进献朝廷。而在《晋书》中也谈到了关于他的一则不可思议的事情：“宝父先有所宠侍婢，母甚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宝兄弟年小，不之审也。后十余年，母丧，开墓，而婢伏棺如生，载还，经日乃苏。言其父常取饮食与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辄语之，考校悉验，地中亦不觉为恶。既而嫁之，生子。”

《晋书》

还有在《晋书》里面说后赵刘聪称帝的时候，有一颗小行星从天空中坠落下来，变成了一块肉：“时流星起于牵牛，入紫微，龙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阳北十里。视之，则有肉长三十步，广二十七步，臭闻于平阳，肉旁常有哭声，昼夜不止。聪恶之。刘后产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寻之不得，须之见在陨肉之旁。”

这种类似魔幻的故事在《晋书》当中比比皆是。比如像颜含传里面的大变活人，刘曜传里的飞剑穿钢板。

《晋书》甚至还记录了双性人的故事。双性人是基因突变的结果，但古人并不懂这些，只觉得这是怪异之事，还把这跟混乱的社会风气结合起来。其实，上面这些奇闻异事，并非只出现在魏晋时期，作为罕见的人体现象，它们存在于人类的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中。只是古人不具备现代医学知识，更不懂基因突变的原理，见到稀罕的东西，便要诉诸于怪力乱神之事。

其实，不只是《五行志》中，《晋书》在记述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中，也不时夹杂着一些怪异之事。与极其简洁的《三国志》不同，《晋书》叙事比较繁琐，而且将那些本来属于文人笔记、民间志怪的内容，也放在了史书里。从正史的严肃性来说，《晋书》记录如此多的古怪现象，确实有些离谱。其他官修史书，基本上不会记录这些。但如果从魏晋时期的文化观念与社会风俗来看，这些内容正是当时人们精神世界的折射。

而且这里面有很多的记载都是前后矛盾的。像《晋书・王国宝传》当中记载，王国宝矫诏杀王珣，但是王珣寥寥数语就让王国宝败地向他求教。这件事是怎么回事呢？《晋书》提示，具体细节大家请看《晋书・王珣传》。当翻到了《晋书・王珣传》，结果《晋书・王珣传》里面说王珣被王国宝抓走了。正要被杀的时候，王珣一席话化险为夷。那具体说了什么呢？《晋书》再次指引，详细内容请大家看《晋书・王国宝传》。

另外《晋书》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多战争的场景写得和小说一样。内容是很详细，但是过程就很夸张。而且参战的人数都快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了。

赵翼

关于《晋书》为什么被写成这个样子，清朝人赵翼就专门研究过，当时那个年代的人都喜欢研究狐鬼传闻的东西。这也让《晋书》独具特色。

当时不论是帝王还是百姓，大多都信鬼怪之事，浓郁的宗教氛围，也让死而复生、植物通灵、动物异变之类的事，有了广泛的社会传播与充分的民众接受度。两晋南北朝是个很特殊的时代，一方面是连年战乱，除了南方在某些时期相对安定，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是各地统治者打来打去，而频繁出现的天灾又加剧了民众的苦难，农民颗粒无收，只能背井离乡，成为大地主的附庸，而大量老百姓只能沦为流民，艰难度日。另一方面，很多人只能在宗教塑造的精神世界里寻求灵魂的慰藉，很多人都相信因果报应、轮回转世之说。对当时的人来说，灵异之事绝非趣味谈资，而是真正相信的东西，是面对现实苦难时不得不依赖的精神寄托。

从这个意义上讲，《晋书》中存在大量神秘叙事，也是对当时的时代精神的真实反映。后人阅读其中的奇闻异事，或许看到的古人丰富的想象力，却往往忽视其背后的现实困顿与无奈。史书既是对一个时代真实历史的记录，也折射其时代的精神症候，后人研读古代史书，也不能只看其中的故事，还需思考这些故事何以出现，揣摩叙事背后的写作思维，在研究史料来源的同时，更深入地探究古人的精神世界。

《晋书》

从历史写作的角度看，《晋书》是唐朝初年房玄龄等贞观文人在短短两年间修撰好的，不仅时间短，写作对象也是几百年前的往事了。两晋南北朝战乱频仍，很多割据政权虽然有自己的官修史书，但大多在战火中亡佚了。民间记录虽然也有一些，但权威性不足，且存在大量怪力乱神之说。房玄龄等人只能以南齐学者臧荣绪写的《晋书》为蓝本，结合其他零散在各处的资料，拼凑成一本官修《晋书》。这其中难免就有大量语焉不详、自我矛盾乃至志怪小说的内容，虽然读起来比较有趣，但也消解了史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很难说《晋书》是最好的晋史作品，但在古代的历史写作话语体系里，官方定调决定一切。因为这是唐太宗李世民十分重视的作品，还给一些篇章写了评语，加上《晋书》之外的典籍大多不成体系，后世只好以《晋书》为正典，它也得以进入二十四史的经典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