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长跟朱元璋（1328年10月21日——1398年6月24日）是老乡，是个读书人，却不务正业，不好好读“高考教材”，就喜欢研究法家的谋略。所以，他混到39岁依然是个籍籍无名的白丁。
一切都像是上天安排好了的，李善长39年磨一剑，似乎就是为了等朱元璋这个仗剑天涯的绝世高手。
至正十三年（1353年），朱元璋率军攻打南下滁州，半路上李善长加入。老套的版本再次重复上演，朱元璋请教：“四方战斗，何时定乎？”李善长献上李版“隆中对”：“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
朱元璋没上过学，跟着郭子兴起义是为肚皮所逼，所以从来没想到过自己居然还有可能跟刘邦平起平坐。
李善长一句话就给曾经的叫花子描绘了一幅伟大的蓝图。所以，说话能不能入耳不在于多，而在于“语锋”够不够锐利。
其实李善长的这段话还有一个妙用，它把朱元璋推向刘邦的同时，也暗中让自己成了“萧何”。果然，朱元璋就是这么认为的，很难否认，这里就有心理暗示的作用。
李善长
客观讲，李善长丝毫不逊色于萧何，他除了充当朱元璋的钱袋子外，还能偶尔在战场上偶露锋芒。
比如，李善长留守和阳县城时，遭到了元军的偷袭。当时城中的主力已经跟朱元璋出征，只留下了少数老弱残兵。一般人能做的无非以下两个选择：或弃城逃跑，或坚守城池玉石俱焚
李善长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他主动出击，半路伏击元军，结果还真把元军打懵了。这不光需要勇气，更需要超凡的智谋。
朱元璋当时还是郭子兴的手下，一条龙给一条虫打工，关键这条龙还没有长出龙鳞、龙爪，这种关系不好处。李善长把大老板和二老板之间微妙关系摸得门清，他一边坚定地拒绝大老板的引诱，一边给二老板出主意，如何在夹缝中生存。
人际关系的协调，是李善长又一个优于萧何的地方。当初萧何虽然地位高，但是武将们并不服气，虽然都是老乡，他被丰沛集团孤立起来了。而李善长则不然，朱元璋集团内部有什么内部矛盾，李善长充当了润滑剂的作用，他总能弥合矛盾，还能不断为这个团队增加新的血液。
所以，当朱元璋穿上龙袍后，册封李善长为“六公”之首时，竟然没有一个人反对，包括落选的汤和（六公：韩国公李善长、魏国公徐达、郑国公常遇春、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
李善长
后期，只要朱元璋出征，李善长就相当于监国，大小国政一人独断，都不需要请示朱元璋。大明建立后，李善长也不出意外地当上了左丞相，统领中书省。
为了显示对李善长的信任，朱元璋赠送李善长三块免死金牌，其中两块给他自己，一块给他的儿子；又将自己的长女临安公主嫁给李善长唯一的儿子李祺。
两家都好成一家了，朱元璋又为啥翻脸，杀了已经退休在家养老的，76岁高龄的亲家？
朱元璋翻身做主人不容易，家业太大总担心被推翻，所以他的忌惮心理特别强。大臣们被迫今天学《铁榜文》，明天学《资治通训》，后天学《臣戒录》、《志戒录》，目的就一个：警钟长鸣。这还不能让他放心，于是他又组织锦衣卫，把大臣们看得死死的。当然，反面典型必不可少，于是一大批官员倒下，连骇人听闻的“剥皮实草”都在大明帝国上演了。
人越是怕鬼心里越不安，朱元璋觉得不弄出点大动静，不足以镇住这些自以为是的文臣武将。于是李饮冰、杨希圣、张昶、杨宪、汪广洋、胡惟庸，一个接一个倒下，数量一次比一次多，分量一个比一个重。
李善长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胡惟庸的附逆。虽然胡惟庸是李善长推荐的，虽然他和李善长有亲属关系，可李善长早就致仕了，这么大岁数哪里承担得起谋逆的大事？可御史台、大理寺那帮官员太有能耐，把胡惟庸一次一次跟李善长沟通的经过捋得清清楚楚，李善长说的每一句话写得明明白白，弄得跟真的似的。
朱重八
有个叫王国用的官员都看不下去了，他冒死给朱元璋上了一道奏折：“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藉令欲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人情爱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万全之富贵者，必不侥幸万一之富贵。善长与惟庸，犹子之亲耳，于陛下则亲子女也。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且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当元之季，欲为此者何限，莫不身为齑粉，覆宗绝祀，能保首领者几何人哉？善长胡乃身见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为此者，必有深仇激变，大不得已，父子之间或至相挟以求脱祸。今善长之子祺备陛下骨肉亲，无纤芥嫌，何苦而忽为此。若谓天象告变，大臣当灾，杀之以应天象，则尤不可。臣恐天下闻之，谓功如善长且如此，四方因之解体也。今善长已死，言之无益，所愿陛下作戒将来耳。”总之一句话：皇上这个谎编得不圆！
李善长心里说：他就是要用自己的脑袋来镇住那些有野心的人，活了一辈子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个附加价值！
朱元璋显然不认同：原来，自从确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后，李善长开始飘了。为了揽权，他一边排除异己，一边四处伸出触角。明初中书省的几位大佬，先后遭到李善长的排挤和打压，李饮冰、杨希圣就死在他手上，刘伯温曾经被李善长当众辱骂，被迫辞官还乡。
杨宪、汪广洋两位朱元璋看好的丞相人选，都与李善长水火不容。虽然这俩人都倒在了李善长前面，但李善长的专横跋扈，已经让朱元璋心生厌恶。
洪武四年（1371年），趁李善长生病，朱元璋毫不犹豫地打发李善长回乡养老。
临安公主嫁给李祺，按规矩李善长父子应该谢恩，可爷俩居然都忘了。正赶上朱元璋身体不好，汪广洋乘机进言：“善长狎宠自恣，陛下病不视朝几及旬，不问候。驸马都尉祺六日不朝，宣至殿前，又不引罪，大不敬。”
李善长
朱元璋正在烧心，被汪广洋一挑拨火就起来了：削李善长年禄一千八百石，以示警告。
如果李善长能学到萧何的一点自保术，他就应该读出这些不祥的信号，也不至于落到后来的下场。
他不遗余力地将胡惟庸拱上相位。工作之余也不忘家庭建设，为了营建豪宅，他不顾汤和的提醒，依然调拨300名士兵参与他家里的工程建设。
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倒台了。看在以往的情分，朱元璋没有牵连李善长。皇帝开恩，不代表他心里没想法，李善长应该自觉一点，主动找领导承认错误，感谢领导的宽大为怀嘛。
可李善长似乎忘了他曾经跟胡惟庸打得火热的事实，用沉默跟胡惟庸划清界限。这件事搞得朱元璋很生气。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胡惟庸案沉渣再起，胡府有个叫丁斌的人被卷了进去。这位丁斌，正是李善长的亲戚。按理来说，李善长应该避嫌，可他却主动撞枪口，找到朱元璋，希望能对丁斌网开一面：“十三年，惟庸谋反伏诛，坐党死者甚众，善长如故。御史台缺中丞，以善长理台事，数有所建白。十八年，有人告存义父子实惟庸党者，诏免死，安置崇明。善长不谢，帝衔之。又五年，善长年已七十有七，耄不检下。尝欲营第，从信国公汤和假卫卒三百人，和密以闻。四月，京民坐罪应徙边者，善长数请免其私亲丁斌等。”
这一脚踩进去，李善长再也没拔出来。朱元璋下令逮捕丁斌，严审！这一审，拔出了丁斌，接着就带出了李善长。
李存义
李存义一脸愧疚：二位别吵吵了，都是俺爷俩坑了俺哥！
李善长是被弟弟坑了。李祺和临安公主都是好孩子，夫妻俩也很和睦，朱元璋经常会给李祺派点赈灾之类的任务，李祺总能办得不错。
因此李善长遇害时，李祺和临安公主，以及他们的两个儿子都保住了命，只是被剥夺了爵位继承权，流放到江浦生活。
实际上“受灾”最严重的是李存义一家，包括李存义，以及他的两个儿子，七十余口人全被处死。
胡惟庸
李存义跟他哥一样，早就追随朱元璋立下大功，并官拜太仆寺丞。他有个儿子娶了胡惟庸的侄女，因为这层关系，李善长竭力提拔胡惟庸，也让李家跟胡惟庸扯上了斩不断的瓜葛。
按胡惟庸案审理呈报的案卷来看，李存义父子是胡惟庸的铁杆，当初就他们代表胡惟庸，怂恿李善长参与谋反。
后世史学家普遍认为这是冤案，但如果没有李存义，李善长断然不会被扯上胡惟庸谋反案。
所以，李善长76岁不得善终，首先朱元璋的忌惮心理要承担首要责任，其次李善长的不知收敛纯属自酿苦果自己饮，最后包括李存义在内的亲戚部众，也是把李善长推向绝路的凶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