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明忠
摘要：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经之路和应有之义。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面临农业劳动力回报率低、农业劳动力供给减少以及农业科技和教育发展相对滞后等问题。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借鉴农业发达国家的经验，可借鉴“舒尔茨内源式”发展逻辑，以人力资本提升为落脚点，通过加大涉农教育培训力度，推动高素质农民成长，加快城乡间“移民”步伐等路径，为农业强国建设构筑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体系，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为农业农村现代化保驾护航。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农业强国建设是实现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其关键在于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加强农业劳动力素质和人力资本投资。从理论层面看，人力资本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均认同对劳动者本身的投资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从实践层面看，无论是农业资源较为匮乏国家，还是农业资源丰裕国家的发展经验均表明，培育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者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必要举措。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然而，中国农村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都存在一定程度上不匹配的问题，一方面是数量上的绝对供给相对不足，另一方面是质量上的相对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因此，立足“大国小农、大而不强”的基本国情农情，从培育农业发展可持续内生动力视角，可借鉴“舒尔茨内源式”发展逻辑，以人力资本投资为落脚点，提升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经营能力，将农村潜在的巨大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最终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的历史性跨越。
一、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建设农业强国：核心概念与内在机理
（一）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内涵与特征
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威廉·舒尔茨批判了物质资本决定论，指出人力资本是存在的，具体表现为人身上所附着的知识、技能、体力等各种价值的总和。他还进一步提出，加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可以带来经济的增长，并且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此后，有关人力资本的研究不断丰富，人力资本相关理论也不断完善。人力资本可按载体由大到小划分为区域、组织和个体人力资本。农村人力资本是按区域进行划分的人力资本，包括个体和组织两方面，当然农村人力资本并不是两者的简单相加，而是由个体到组织、由系统内部到整体的相互作用、互为补充。具体来说，农村人力资本是在农村区域，政府、个人和企业通过教育、培训和医疗投资，所形成的劳动者自己的知识、技能、健康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是乡村振兴和建设农业强国的关键要素和重要推动力。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就是用人力（包括教师、讲师、医生和专家等）、财力（包括固定和流动资产）、物力（包括时间、设施）等资源，通过教育、培训、医疗等形式向人投资，达到增强农村劳动者综合素质和收入水平的目的。从中国实践看，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方式主要有教育、培训和健康医疗等。教育投资周期长，回报率也高，对农业从业者影响最深远；培训主要针对劳动者需要的工作技能，投资周期短，但实用性更强；健康投资主要通过公益医疗、劳动者自费以及政府报销等形式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和保健服务，加强劳动者身体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通过提升农村劳动者素质，对促进农业绿色增长、农村劳动力转移、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保障粮食安全、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作用，是从根本上重塑中国农业发展方式、建设农业强国的基础性工作。第一，培育高素质农民，深化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是解决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弱的必由之路，只有农业劳动生产者自身知识增加和技能提升，才能通过组织创新和生产经营方式变革等举措，在既有资源要素投入数量不变的情形下，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第二，农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生产技术的有效使用，技术应用依托于高素质农业人才；第三，农村人力资本作为推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可以通过提升自身生产效率、收益递增特性、正的外部性以及技术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第四，通过加强农业劳动力教育培训，促进农业及其关联产业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为增强产业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提供了雄厚基础。中国要跻身全球农业强国之列，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国际竞争。而提升农业竞争力的关键，在于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农业劳动力素质的培育。
（二）建设农业强国的内涵与特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展示了打造与中国大国地位相称的农业强国的信心与决心，为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建设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不仅要体现全球农业强国发展的一般规律，更需要从中国的国情农情出发，明确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任务。具体来说，建设农业强国需要坚持体现中国经济体量和发展要求、满足大国人民重要农产品的基础需求、体现“四化同步”发展的内在要求、保护并可持续利用资源要素以及提升中国在全球农业中的地位的基本要求，同时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突出农业资源禀赋多元优势、释放乡村产业多重功能、充分体现大国小农国情、构建中国特色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方面要体现中国特色。在推进路径方面尤其要注意补齐农业强国建设的突出短板，包括农业劳动力年龄老化、文化素质较低、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小、发展方式比较粗放等。
（三）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作用于农业强国建设的内在机理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需要引进新技术和经营理念，必须有高素质的农业从业者。激活农业资源禀赋和释放乡村产业多重功能，也必须有高素质农业从业者。因此，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基础性工作，其对农业强国建设的作用机理如图1所示。
1.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关键环节之一。长期以来，中国先天农业资源禀赋条件并不具备优势。例如，中国人均耕地资源只有1.3亩左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而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25%。耕地、水资源的相对匮乏，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使中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普遍不强。而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又主要依赖自然资源投入，使得农业发展动力较弱，难以获得持续性增长。因此农业强国建设必须依托人力资本发展，借助新技术、新知识、新方式等手段，突破“大国小农”的历史困境，开拓农业发展新局面。
各项研究表明，农民人力资本水平对农业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高人力资本农民往往具备较强的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如阅读理解能力、政策理解能力等），在经营规模化、现代技术应用、投入产出效率、市场化经营理念等方面都比普通农民拥有更明显优势。一方面，高人力资本农民可以更好把握住农业政策的精髓，掌握农产品生产和销售的各项标准，建立起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理念，从而优化生产结构，提高农业生产产量、质量和销量，拓宽农业生产经营利润空间，达到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效果；另一方面，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民，凭借其较高的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往往对分工深化以及“成本—效益”比较等市场化经营理念理解更充分，更能把握现代农业分工深化带来的潜在“福利剩余”，人力资本提高了资本对土地的替代能力，使得经营方式从土地密集型逐步转向以农业机械动力和化肥为主的物质资本密集型，进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2.推动农业先进技术应用。在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中国农业劳动生产者的知识和能力没有获得显著提升，未与其他生产要素投入保持高度协同，使得农业发展的质量效应发挥不充分，农业生产力提升空间拓展不充足。总体而言，农业生产经营模式还停留在相对粗放、对自然资源消耗较高的阶段，具有较强的自然资源依赖特性。而高质量农业显著特征之一则是技术水平高、专业化程度高。这就要求农业生产经营者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和能力素养与之相匹配，既要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营经验，也要有先进的农业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能够合理、有效运用现代生产工具，将现代农业科技充分应用到农业生产领域，比如，将物联网、智慧农业等新一代数字技术与农业融合。而且，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和最终效果都离不开具有一定人力资本水平的农业劳动者，因此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丰富农村人力资本，可以给农业先进技术应用带来积极效应。农业生产经营者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对先进技术应用至关重要，关乎整个农业发展方向。
一方面，面对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态势，传统小农和没有受过系统职业培训的农业从业者已难以适应农村变革和农业发展的新要求。现代化农业生产经营者必须具备较高的技术素养，而技术素养的形成离不开人力资本投资。加强农业生产经营者人力资本投资，可以较大程度改善其技术观念滞后、知识短缺及应用能力不足的现状，推动新技术和新生产要素以及新生产管理方式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经营者准确获取和处理市场信息的能力，以便应对复杂的市场经济环境，降低生产经营及市场交易风险，从而增加农业生产经营收益。
另一方面，既往研究证明，一般农民采纳新技术的意愿较低，深化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有助于培育农民的创新和冒险精神，帮助普通农民转变传统思想观念，助推其消化吸收和采纳新生产技术，打破农业生产经营的能力束缚，提升新型农业生产技术的传播速度和推广范围，扩大先进农业技术推广率和先进生产工具使用率。比如，随着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运用数字资源和数字技术的能力越强，越有利于促进数字技术和农业的深度融合。此外，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民具有技术溢出效应，有助于发挥自身的示范效应，帮助农村地区系统、全面、规范地传播新技术，能有效解决普通农民技术素养不高、使用方法不准确等问题，进而丰富其他农民的人力资本，提高农业生产技术采纳的收益率。
3.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增产为导向的粗放型农业生产方式之所以衍生出日益突显的生态环境问题，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形成的由乡到城、由农到工的单向转移方式，使农业优质劳动力处于“真空”状态，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动力转向了能源或者资本。粗放型农业生产方式主要表现为农业劳动力投入时间较少，大量农药、化肥等能源要素被投入到农业生产过程中，而这类高排放和高耗能的农业生产方式容易引发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最终走向“石油农业”的发展模式。化肥、农药等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易导致农业面源污染问题，进一步影响农业可持续性发展。
以教育、培训为主要手段的农村人力资本提升，将有利于进一步内化为农业绿色生产的行为约束，提升农业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农业面源污染概率，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因为在农村，农业环境污染与农民个人环保意识、技能水平等密切相关，而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将改善农民环保意识与技能水平。农村人力资本提升总体上有利于农业产出增加，减少农业生产污染，并通过人均耕地面积、农业种植结构变动影响农业经济产出与农业污染排放。一般而言，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民往往具备创新的管理方式与生产经营模式，可有效改变高耗能、高浪费的传统生产方式，按照质量导向、绿色导向和市场导向组织农业生产经营，提高绿色生产技术使用率和资源利用率，减少化肥农药等投入品的使用，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4.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在发展小农户的基础上提升中国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其中的关键是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中国农业的先天资源禀赋劣势，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提升空间，特别是对于一些需要依赖自然资源投入的大宗农产品而言，更容易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但是，农业发展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存在“弯道超车”的可能。在“两个大局”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农业正好可以抓住时代机遇，着力挖掘农业发展潜力，培养一批具有一定知识、技术和能力素养的农业从业者，从而有效应对市场经济环境的动态变化，准确识别各类新机会，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推动农业经济快速发展，为增强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提供人力支撑。具体而言，随着农民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特别是具有在外就业、经商、学习或参军等非农经历的农民，在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基础上，通过转变生产经营理念，主动学习高质量农产品的生产方法和营销策略，能够突破各类生产资源不足和经济环境不稳定的市场困境，生产出数量更多、质量更优的农产品，以满足国际市场需求。同时，深化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能够强化农业从业者对新技术和新生产管理方式的依存度，帮助农民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对部门间投资与收益作出合理判断；并利用市场经济规律，不断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稳定农产品市场供给，优化农产品结构，提升单位农产品盈利空间，提高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中国农村人力资本现状及其短板
（一）中国农村人力资本现状
1.中国农村人力资本不断提升。《2022年中国人力资本报告》数据显示，1985—2020年，全国农村实际人均人力资本从39.64千元增加到208.22千元，年均增长11.08%。实现这种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教育投入，教育已成为农业从业者实现人力资本提升的关键路径。随着中国对农村教育的持续关注和重视，通过国家九年制义务教育政策的全面实施，农村教育投入逐步增加，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也得到了明显提升。由图2可知，中国农村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逐年增加，由1985年的人均5.47年增加到2020年的人均9.19年，虽然仅略高于九年义务教育年限，但增速还是十分明显；接受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农村劳动力人口比重有明显增加，而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数比例更是从1995年的0.38%跃升到2020年的5.74%。究其原因，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教育投入，扩大教育招生规模，大大提升了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总体上看，中国农村人力资本在不断提升，不过存量仍处于较低水平，还需一段时间才能真正实现结构优化。
2.城乡人力资本差异明显。从中国的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看，其绝对量在不断上升，相对量也长期保持高位增长。《2022年中国人力资本报告》数据显示，中国城乡居民实际人均人力资本差额从1985年的41.87千元扩大到2020年的452.46千元，增量达到了10倍以上；从相对差距来看，1985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人力资本是农村居民的2.06倍，而这一数据在2020年已经跃升为3.17。这表明，中国城乡居民人力资本差距在扩大。《2022年中国人力资本报告》公布数据还显示，从2020年中国城乡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看，农村居民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数比例足足比城镇居民低了34个百分点，仅为22.02%。此外，从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看，中国农村居民比重仅为5.74%；同期城镇居民比重达到了31.97%，而这个指标全国的平均水平为21.82%，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由此可见一斑。究其原因，主要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加快，吸引了较高受教育程度的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镇转移，导致农村剩余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相对不高，城乡人力资本差距进一步拉大。由此，以有效机制引导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要素向乡村流动，是趋势使然。
3.农村人力资本地区之间差异大。《2022年中国人力资本报告》数据显示：从绝对水平看，2020年中国农村实际人均人力资本最高的福建省为362.69千元，最低的湖北省为91.56千元，二者差距为271.13千元，极值比为3.96；从相对水平看，2020年福建省农村人力资本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66%，而湖北省农村人均人力资本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2%。从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人均人力资本的相关趋势看，经济水平与农村人均人力资本呈正相关关系。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其农村人均人力资本相对较高，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农村人均人力资本则相对较低。以经济较为发达的浙江省和经济欠发达的甘肃省为例，二者农村人均人力资本的绝对差额从1985年的45.36千元扩大到2020年的202.07千元，农村实际人均人力资本倍差在2020年达到了2.64。究其原因，主要是浙江省教育投入更大，对农村人力资本提升的支持力度更大，导致了二者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之间的差异。
为进一步厘清中国农村人力资本区域差异的普遍变化规律，本文基于《2022年中国人力资本报告》公布的农村实际人均人力资本数据资料，以省际区域单元，采用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为度量指标，对1985—2020年的农村人力资本区域差异作时间趋势分析。由图4可知，中国农村人力资本的区域差异在前期经历了一个明显增大过程，从2010年开始逐年下降，但当前仍处于高位。以变异系数为例，1985年其值为0.46，2010年为0.94，绝对水平比1985年增大了0.48，相对水平增大了一倍以上；自2010年开始，变异系数开始逐年下降，至2020年其值为0.78，仍比1985年增加了41%。这表明中国农村人力资本区域差异呈现先增后减态势，当前正处于农村人力资本区域差异缩小阶段，需要继续加快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助力区域协调均衡发展。
（二）中国农村人力资本的短板
1.农业产值高，但劳动力回报率低。中国农业增加值多年位列世界第一，是全球首个农业产值突破万亿美元的国家，约占全球农业增加值总量的30%，是美国农业增加值的近5倍，欧盟农业增加值的4倍多，农业总体规模庞大。但从回报率看，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远低于非农产业部门，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2020年，中国农业从业人员达到1.77亿人，在全国就业人口中的占比超过了23%，相对于1978年的农业就业人员占比，降低了46%。但在农业发达国家，这一比例通常在10%左右，甚至更低水平，例如，美国农业产业就业人数通常在1.3%，而德国农业产业就业人数一般为1.2%。与此同时，中国劳动力人均农业增加值水平较低，2019年仅为5609美元。这一水平仅相当于美国、以色列、加拿大等国家的5%、欧盟整体水平的20%，低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整体水平，与高收入国家整体水平的差距在3万美元以上。当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农业资源禀赋基础的差异有关，也与城镇化水平、新技术使用等因素有关，需客观理性看待。
2.农业劳动力供给减少，老龄化趋势明显。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16年底，中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共有31422万人，其中，35岁及以下农业从业人员仅占19.2%，55岁以上占33.7%；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农业从业者仅占8.3%。从农业从业人数来看，2015—2020年，中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正以每年3.72%的速度减少，农村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也从48%降至36%。与此同时，农村老龄化程度也在不断加深。2020年，中国农村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到了23.81%，而城镇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仅为15.82%。年富力强的农村劳动力不断外流，甚至选择进城从事外卖、快递等技术含量偏低的工作，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民多为老人与妇女等现状，使得农业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不合理现象较为明显。从长远来说，当前农业劳动力的素质已无法满足建设农业强国的现实需求，提高农村劳动力技能，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让具有一定人力资本并知农爱农的年轻劳动力投身农业已迫在眉睫。
3.农业科技和教育发展相对滞后。2019年中国农业Ｒ＆Ｄ经费支出为374亿元，比2016年增加了116.7亿元，年均增长率达13%。农业Ｒ＆Ｄ投资强度由2016年的0.40%提高到2019年的0.49%，但与全国Ｒ＆Ｄ2.31%的投资强度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虽然，近年来，通过“绿色证书工程”“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计划”“雨露计划”“高素质农民培训工程”等项目着力提高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但农村劳动力接受过职业培训的比例还不足30%，低于农业发达国家70%的水平。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和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发布的《2020年全国高素质农民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中国农村实用人才总量约为2254万人，占主体的高素质农民超过1700万人，但仅为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总量的5.4%。此外，现阶段，中国农业职业教育的主要载体是县域中等职业学校，与发达农业国家相比，整体投入不足。
三、发达农业国家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经验
（一）以高素质农民匹配丰富农业资源的美国经验
美国是世界公认的农业强国。美国之所以能成为农业强国，除了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外，还在于其强化农业教育，拥有高素质的农业从业者队伍。根据美国农业生产部门（USAP）的数据，2017年美国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约为1948年的12倍，在农业总产量增加近两倍情况下，总劳动力使用量却下降了近76%。同时，2017年，美国完成4年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农场工人占农业劳动力总量的75%，其中，拥有4年及以上大学学历工人的工作时间占总工作时数的25%，而受过8年及以下教育的农场工人仅占农业总工作时数的16%。这意味着美国农业劳动力中的人力资本，即劳动力素质不断增强，进一步提升了美国农业生产效率和发展质量。主要基于下面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美国拥有完善的农业教育和农民教育法律。从1862年最早出台的有关职业农民培训的法案《莫雷尔法案》开始，美国不断通过更新法律的形式持续提高用于农业教育培训、农业技术推广和农业技术援助的财政预算。这些法案的出台，对于农业人才培养、推进美国农业现代化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另一方面，美国致力于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早在20世纪初，不论是政府机构还是民间团体组织，均在鼓励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并通过各类措施支持农业院校在农村和城市进行4H教育，着重采取农业技术、管理、经济和科技等多学科融合培训方式，为农业基础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一些官方农业研究机构开始着力搭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平台，通过国家层面和地区层面的双向联合培养，建立起较为系统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同时，规定职业农民需完成规定课程学习并通过考试，才能获得相应的从业资格证书，为从事农业生产设立了较高的准入门槛。
（二）以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赋能农业发展的加拿大经验
作为农业强国，加拿大的农业生产率始终位于世界前列，2017和2018年度甚至高达110个点。无独有偶，发达的农村人力资本也是加拿大成为农业强国的关键。加拿大联合法律、教育、医疗等相关部门以及农业组织构建起强大的农村人力资本体系，通过对农民身体素质、教育水平、技术能力和年龄结构等方面的培育和调整，提高农民生存和生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业政策及制度良性变迁，推动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具体来说，加拿大主要采取以下两种方式增强农村人力资本。
一是建立健全完善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农民教育培训体系涉及农业科研、推广、教育等不同领域，加拿大构建了农业科教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具有法制规范化、投入细致化、机制科学化、形式多样化的特点。与丹麦类似，加拿大在20世纪70年代就通过立法确立了“绿色证书制度”，农民需要完成教育培训、通过测试并获得证书后方可持证上岗。加拿大还将职业教育纳入到农民教育培训体系中，形成了三元结构的高等农业教育模式，即以学历和理论研究教学为主的综合性大学教育、以应用教学和技能培养为主的农业职业教育及以专业技术和能力培训为主的绿色证书教育。根据加拿大2016年农业普查数据，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占比达38.9%，而没有受过任何教育或培训的农民仅占18.4%。
二是持续通过移民为农业注入先进生产力。劳动力缺口是加拿大农业发展一直面临的问题。加拿大城市人口在1921年时就开始超过乡村人口，至今仅有约18%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为弥补农业劳动力缺口，加拿大积极制定移民政策，从其他城市甚至国家的农村地区吸引劳动力，同时根据各行业领域的劳动力缺口制定相应政策，如农业食品移民试点项目、技术移民等。加拿大各省份在移民政策制定及执行上拥有较大自主权，可依本省实际设计技术类、经验类以及雇主担保类移民项目，以保障本地农村劳动力的充足供应。据统计，加拿大每14名农村人口中就有1名是移民；在受过大学教育的农民中，移民占比达10.1%。2011年至2016年，从美国移民到加拿大的农场经营者中，59.3%的人拥有大学学历，56.5%的人会将专业技术用于农业生产。
（三）以高质化农民为农业发展支撑的丹麦经验
享有“欧洲食橱”“养猪王国”美誉的丹麦是名副其实的农业强国，也是典型的“小国大农”北欧模式。与中国“大国小农”的国情不同，丹麦国土面积小、农民数量少，农业用地占国土面积的62%，而农业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4%，凭借合作社发展模式和高素质农民发展出具有“小国大农”特色的丹麦模式。丹麦农业生产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准，自2011年以来一直稳定在100个点以上，位于世界前列。究其原因，高素质农民是丹麦农业发达的关键，丹麦人力资本指数高达0.76，人才竞争力在2022年位居世界第三。丹麦农业工作者需具备较高学历和专业技能，与农业领域相关的工作被认为是非常体面的职业，这从其将“农民”称为“农业工人”可见一斑。其中，高质化和职业化更是丹麦农民最突出的特点。
重视农村人才培养是丹麦农业成功、经济发达的关键。从1814年开始，丹麦就已经开展7年制义务教育，教育支出高占比更是为普通义务教育和农业专业教育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如2021年教育支出占政府财政总支出的13.4%）。在农业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方面，丹麦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联合培养机制，如强化院校与农业合作社的紧密合作，提高本科群体的农业实践能力，确保源源不断的农业人才供给。同时，丹麦法律规定，农场主需在高中毕业后再完成5年农业高等教育，其中包括3年农业学院的理论学习经历和2年实习经验，通过相应考试后才能持证上岗。因此，丹麦接受过高等教育农场主的比例高达100%。此外，为实现人力资本红利最大化，丹麦还鼓励农民通过继续教育，进一步学习先进专业技能。例如，其在全国范围内成立多个农业指导和咨询中心，在不同区域设立服务中心，使得地方农民能够较为便利地获得技术人员的农业服务，通过改进农民教育支持服务体系，建立起农村人才培养长效机制。可见，通过教育兴农、素质强农策略培养的高素质农民是推动丹麦农业强势发展的重要动力。
（四）以职业农民培育带动农业现代化的日本经验
日本跟中国类似，都属于人多地少的农业资源匮乏国家。日本成为农业强国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打造了完整的职业农民培育体系，为科技赋能农业奠定了人力资本基础。根据日本总务省《就业构造基本调查2007》的数据，2007年日本农业从业者中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占比为61%，农业从业者学历整体水平居于世界前列。高素质的农业从业者进一步提升了日本农业技术采纳率和发展质量，如日本大米生产率已多年位居世界第一，日本无人机作业面积已突破100万公顷（占日本全部耕地面积的22.99%），农业科研转换率达到76%，大大提升了日本的农业竞争力。
具体来说，一方面，日本构建了完整的职业农民培育体系，农民职业教育长期、持续贯穿于国家各个教育层次。在学历教育方面，日本构建了包括初、中、高不同层次的农业职业教育，初等农业职业教育属于大众化教育；中等农业职业教育相对专业化，包括农业高中和普通高中农业教育两部分；高等农业职业教育包含专、本、硕、博不同层次。在培训方面，既有讲座、交流活动、研究学习活动等形式多样的短期培训，也有农业改良普及中心、务农预备校、农业青年俱乐部等长期教育。
另一方面，日本对农民职业教育给予了大量支持。一是从法律上为农民职业教育保驾护航，陆续颁布或修订了《农业教育通则》《农学校通则》《农业改良助长法》《职业教育法》《农业基本法》等多部法律；二是从财政、金融信贷、农业保险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支持政策，保障了农民职业教育的顺利实施与职业农民的利益，比如，通过农业学校办学经费支持方案对“认定农业者”给予低息贷款、对务农青年给予融资优惠与一次性务农补助金等。
四、人力资本视角下农业强国建设的路径选择
农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事实证明，发达国家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多是基于通过提高人力资源素质进行传统农业改造，即“舒尔茨内源式”农业发展模式，并最终得益于农业劳动者知识与技能水平的提升。基于前述总结的农业发达国家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农情的特殊性，应积极探索适应于人力资源充足而资本化匮乏现状的农业发展路径，以推进中国农业强国建设。
（一）重教育：加大涉农教育培训力度
一是完善农业教育体系，注重教学实践性。可以借鉴日本经验，构建初、中、高多层次的农业教育，加大农业教育投入，在财政、金融信贷、农业保险方面给予更优惠的政策。农业教育应深化横向和纵向划分，横向可按照培养方向划分为理论性和应用性，分类培养农业研究型、管理型和实用型人才；纵向可以按照学科类别设定分层次考核制度，如初、中、高级资格认证，提高准入门槛，强化学科的专业性，使技能水平与工作内容相对应。同时，要加强学校与企业的双重培养模式，双方共同承担教育经费，定向培养、精准就业。强化农业专业水平，加强教学与实践的互动联系，通过建设农业基地或帮扶乡村建设，提高农业实操水平。加强农业通识性教育，将农业职业教育贯穿个人整个职业生涯，并安排定期考核，培养高素质农民。
二是将课程设置与行业需求紧密结合。坚持全程培育、全程指导和全程服务，最大限度确保涉农院校的培养计划与实际需求高度吻合，使涉农院校学生通过课堂知识传授和农业实践参与，真正做到学有所用。同时，考虑到青少年有充足的好奇心和感知力，正是处于塑造职业理想的黄金期，可在中小学开展有关农业农学的实践操作兴趣课程，为未来农业领域储备强国人才。
（二）育农民：推动高素质农民成长
一是强化政府在高素质农民培育中的主体作用。一方面，通过构建和完善服务平台，向农民提供生产管理知识、技术指导、市场信息等多方面服务，建立高素质农民成长所需的金融、税收等各类优惠政策体系，为其综合发展提供支持和帮助。另一方面，通过内生动力培育，为农业产业发展输送高素质人才。尤其要加大培育具有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意识的高素质农民，既要注重对农业农村有浓厚情怀的内生型乡村创新创业人才的挖掘，助力乡村工匠、民间艺人、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等与现代市场相结合；又要注意吸纳具有农村成长经历和非农就业经历的“复合型”人才回归乡村、回归农业，借助其丰富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优势，带领农业向现代化、规模化转变，打造良好的农业生产经营环境，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更强更优地发展。
二是多渠道促进高素质农民能力提升。依据从业经历差异，应采取不同措施对高素质农民进行针对性培育。对具备丰富非农就业经历但缺乏农业专业知识的农民，重点是提供农业生产管理知识和技能培训服务，减少由于农业知识或技能储备不足导致的生产经营风险。对具有更多社会经历的农民，重点是引导其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优势，为农业生产经营提供助力。对不具有农业外从业经历的农民而言，其生产经营理念、知识、技术相对落后，重点是引导其及时更新农业生产经营理念，树立现代化农业经营意识，多维度、多渠道帮助其获取现代化农业知识、技能，使其能够紧跟农业发展的时代步伐，为其在“干中学”提供有利条件，激励其掌握现代农业科技。
三是建立多方参与农民培育的利益联结。即建立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农业企业、教育机构、农业合作社等多方共同参与的职业农民培育体系，坚持政府主导培育模式、市场主体培育模式、现代院校培育模式和社会组织培育模式等多种模式协同共进，改变政府为单一主体投入农业从业人员培育的局面，并由此避免政府投入可能带来的供给偏移需求的错配问题。
（三）引人才：加快城乡间“移民”步伐
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特殊性，是农业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劳动力和人口转移都是由乡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但近年来，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驱动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回流到农村就业创业。为此，必须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契机，加快由城市到乡村的“移民”步伐，引导进城的农村劳动力回流或城市劳务力流入农村，调整农村人力资本空间布局，破解农村人口困局。
一是鼓励和支持农村劳动力回流。要充分释放农地确权制度改革和新型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红利，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拓展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渠道和收入来源，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创业，构建“三乡人才”农业创业支持政策，激活农业产业发展活力。要在职业荣誉感、农业情怀和乡村发展使命感等方面予以培育和肯定，吸引具有非农就业经历，有较高学历和能力，积累了较丰厚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劳动力投身农业。同时，要从资金、技术和财税等方面予以综合扶持，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领域政策，优化农村金融市场环境，破解金融下乡的抵押担保压力和信息壁垒，带动更多金融资本回流乡村；用好金融科技，将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服务相结合，大力推广移动支付等互联网金融产品，拓宽融资渠道。
二是引导和促进部分有农业情怀的城市高素质劳动力流向乡村。通过产业转移升级和城乡对口帮扶政策，引导城市人才下乡。建立城乡联合人才培养机制，鼓励高校与就近农村地区进行人才交流合作，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学习机会。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培育人力资本对接的有效载体。同时，鼓励并支持农村地区“固本培基”，增强人才吸引力，夯实农业强国建设的人力资本基础。
三是因地制宜确定乡镇公务员和“三支一扶”的招收标准，适度弹性化学历、年龄和经验等方面的门槛，为有志之士提供造福农村的机会和舞台。不仅要在乡村创造良好的就业创业机会吸纳人才，而且要在乡村对城市人才的“拉力”上下足功夫。主要体现在缩小城市人才下乡可能面临的生活质量方面的城乡差异，通过推进农村厕所革命、生活垃圾处理、污水处理改造，实施河湖水系综合整治，提高农村住房建设质量，改善农村生活环境，优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等举措，全方位提升宜居乡村对吸引人力资本的“拉力”，使人才“引得进”“留得住”“干得好”。
作者：罗明忠，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求索》期刊
基金资助：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小农户对接电商市场的机制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2CGL027)；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广东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助力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与启示”(项目编号：GD22TW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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