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解放战争即将迎来最终的胜利，在这紧要关头，解放军刘伯承司令员试图争取地方军阀杨森。
他想要劝杨森起义，利用他在重庆的影响力，避免一场即将到来的战火，也避免更多人牺牲。
结果杨森却放话：拿三千根金条来再说。
杨森的态度为何如此狂妄？“三千根金条”的要求背后隐藏了怎样的故事？
刘伯承的劝说
1949年的深秋，解放军在刘伯承、邓小平的统率下，经过数月鏖战，已经逼近四川门户。
作为解放战争的关键一环，重庆不仅是西南的政治中心，也是国民党在大陆最后的堡垒之一。
这一战的胜负，不仅决定了解放军南下西南的速度，也关乎百万百姓的生死存亡。
刘伯承素来以智勇双全著称，针对重庆的局势，他的脑海中有一个更大的谋划，那就是劝城中的官兵起义，和平解放重庆。
但国民党残余势力已在重庆城内外布下层层防线，各方势力错综复杂，尤其是身为重庆卫戍总司令的杨森，更是个难以捉摸的角色。
尽管杨森与共产党阵营曾有过合作的历史，但近年来，他已成为蒋介石的重要依仗之一，手握重兵驻守重庆。
刘伯承决定亲自派人与杨森接触，他挑选了一位言辞得当、与杨森有一定渊源的代表出面，并带去了诚意十足的礼物和口信。
他叮嘱派去的代表：
“告诉杨森，我们要争取的不仅仅是重庆，更是保护这座城市的百姓免受战火之灾，我们与他，并非敌人。”
但当代表一行冒着危险进入杨森的府邸时，杨森的态度却让他们无比失望。
会客厅内，杨森端坐在太师椅上，他并未因为刘伯承的诚意而动容，反而在闲聊了几句之后，漫不经心地抛出了一个条件：
“如果你们真的想让我帮忙，那就拿三千根金条来再说。”
他的语气轻描淡写，仿佛是在谈一桩生意，而不是关系到百万人命运的谈判。
代表们极力劝说杨森，希望他能明白局势已不可逆转，蒋介石的大势已去，解放军入川不过是时间问题。
他们讲述了解放军对百姓宽严相济的政策，也不忘提醒杨森，他手下的兵力和装备已经无法与解放军抗衡，逆势而为只会加速失败。
但杨森却似乎毫不在意，他打断代表的陈述，缓缓说道：
“刘伯承和我有旧情，我自然会记着，但起义这种事，我老了，折腾不动了，我只管我自己的地盘，不管其他的。”
杨森的态度之所以如此狂妄，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把重庆人民的安危放在心里，他想的都是自己的利益。
当代表将结果带回给刘伯承时，他沉默了许久，他不是没有预料到杨森可能会拒绝合作，但没想到对方开出如此荒唐的条件。
不过刘伯承并未因此放弃，他对部下说：
“杨森的拒绝，并不代表我们就没有其他办法，即使没有他的合作，我们依然会找到解放重庆的方法，只不过，未来的路会更加艰难罢了。”
刘伯承再一次将目光转向地图，为了让重庆少一些牺牲，他必须另辟蹊径，战火未燃，他依然在为和平寻找可能。
蒋介石的怒火
1949年冬的重庆，解放军的大军已经兵临城下，而国民党的内部分崩离析，军心动荡。
蒋介石特意从台北飞到重庆，召集了一场紧急军事会议，为这座西南重镇寻找最后的防守方案。
会议室中，蒋介石神情严肃，试图在众将领面前维持“最高统帅”的威严。
但他的眼神却掩盖不了深深的疲惫与挫败，他的部署显然已经彻底失算。
解放军突然出现在川黔湘边界，而他的“王牌”部队在贵州和川东纷纷溃败，这一连串的意外打破了他原本依靠天险固守西南的计划。
“胡宗南呢？他的人在哪？”蒋介石突然开口，胡宗南是他心目中最倚重的将领，掌握着第一军这个“王牌中的王牌”。
可是此时此刻，这支部队却始终磨磨蹭蹭，不肯真正投入重庆的防守之中。
参谋长小心翼翼地答道：“胡宗南报告，他认为将主力部队调往重庆无异于送死，希望以防守西昌为策略，保存实力。”
蒋介石一听，怒火中烧，他猛地一拍桌子，目光凌厉地扫过在座的军官们，厉声说道：
“胡宗南是害怕了！他看不到解放军若拿下重庆，大西南必定全线崩溃的后果吗？”
蒋介石越说越激动，指着地图上的重庆说道：
“重庆不能丢！谁敢退后一步，我立刻军法从事！”
蒋介石越想越气，抓起电话，亲自拨通了胡宗南的专线，一番劈头盖脸的训斥后，强令他抽调两个团的兵力东进增援重庆。
胡宗南迫于压力，不得不答应，但他心中早已暗暗决定，这些部队绝不轻易与解放军硬碰硬。
重庆解放
1949年11月末，解放军通过多路夹击，已经基本合围重庆。
刘伯承和邓小平的第二野战军高效地调度部队，一边对蒋介石残存的兵力形成压迫，一边有意留出一条口子，以诱敌撤退，减轻重庆市区可能遭受的破坏。
在重庆外围，宋希濂的部队早已失去战斗意志，大批官兵非战斗减员，甚至连原本的阵地都没有守住。
而罗广文的兵团在南川的防线被突破后，几乎已经丧失了作战能力，只能撤到重庆南岸苟延残喘。
这些消息接二连三地传到蒋介石的耳中，让他本就愤怒的心情更是雪上加霜。
蒋介石果断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准备前往成都重整旗鼓，但在撤离之前，他仍然计划实施“焦土政策”，炸毁重庆的重要设施，以阻止解放军接管一座完整的城市。
此时的杨森，早已看透蒋介石的困局，从他接到蒋介石下达的“死守重庆”的命令时，他就在思考如何避免卷入这场注定失败的战斗。
表面上，杨森仍然派人巡逻城内，组织部队在防线上摆出防御姿态，甚至声称“有我在，重庆不会有事”。
但事实上，他却在暗中安排手下的精锐部队向川北撤退，他对部下说道：
“我们不能跟解放军硬拼，也不能死守蒋介石的命令，保存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于是，他秘密命令主力部队撤离，只留下一些新组建的二十军部队驻守城内，而这些人实际上已经做好了投降的准备。
1949年11月30日清晨，重庆城终于迎来了解放军的部队。
一队队士兵沿着蜿蜒的山路进入城内，街边的百姓纷纷探出头来，他们的眼中既有好奇，也有希望。
这一天，重庆城没有响起枪炮声，也没有战火蔓延，解放军的入城，是一次和平的接管。
但与此同时，在杨森的默许下，蒋介石的特务机关早已在城内进行了一场残酷的屠杀。
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等地，数百名革命者惨遭杀害，鲜血染红了山城的土地。
这场惨剧成为重庆解放前夕最深重的记忆，即便杨森没有直接参与屠杀，但他的默许与袖手旁观，足以让他在历史中留下一个不光彩的印记。
重庆解放后，解放军虽然对杨森网开一面，没有追究他在重庆战役中的责任，但他在这场战争中两面摇摆的表现，却让他失去了信任。
在解放后的政治格局中，他既没有成为共产党阵营的盟友，也不再是旧时代权力体系中的重要角色，他的政治生命，随着重庆解放而终结。
此后，杨森带着家眷退居幕后，成为一个历史的旁观者，他曾试图为自己辩解，称自己当初是为了保护重庆而选择中立，但这些说辞并未获得太多人的认可。
在重庆市民的记忆中，他更多地被视为一个犹疑不决、缺乏担当的地方军阀。
杨森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从抗战中的“川中猛虎”到解放战争中的两面派，他始终是一个擅长权谋、善于自保的人。
但当历史的浪潮最终平息下来，他却发现，自己的选择让他失去了真正的归属。
他不仅未能成为人民的英雄，甚至也未能在旧政权的瓦解中留下一块稳固的立足之地。
历史的大潮中，他最终只是一枚在风雨中摇摆不定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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