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温病大家叶天士，在其著《温热论》之论湿一节中提出：“热病救阴犹易，通阳最难，救阴不在血，而在津与汗，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这一治则给湿热温病的治疗提出纲领性的原则。
叶天士认为湿温病的病机为湿热相结、阻塞气机以致阳气不得通达，故治疗上善于运用分消走泄、因势利导、调畅三焦等祛除湿邪的方法，以达通利小便、湿热俱去、气机调畅、阳气通达之效。
故利小便不仅是驱邪外出的手段，调畅气机才是目的。临证见湿浊闭阻气机、阳气不通时，不必多施温阳补益之品，而应酌加通利小便之流，以疏理气机、通达阳气。
湿温为病，湿为先导，热由湿化，湿性黏腻，阳气受阻，气机不畅，故“治法与伤寒大异”。湿温者如油入面难解难分，气机不畅，阳气不得宣发，故曰通阳而不曰补阳、温阳。
理论发挥分消走泄，通畅三焦湿性黏滞弥漫三焦，气机阻滞不得畅泄，兼夹热邪以成湿温，油面相混不能两分，故治疗方面叶天士提出“分消走泄”。
叶天士认为治疗湿热证当：“渗湿于热下，不与热相搏，势必孤矣。”
清末医家陈光淞释言：“通利小便，使三焦弥漫之湿，得达膀胱以去，而阴霾湿浊之气既消，则热邪自透，阳气得通矣。”
“分消”是指三焦同治，上下分利水湿，“走泄”是指湿温二气分而泄之。湿从上下分消，热自前后走泄，邪去则三焦气机疏利，三焦与水液代谢及气机运行密切相关。故叶天士治疗湿温多从三焦入手，以调理气机，通达阳气。
分消湿热，当先除湿，湿去则热无所依。《内经》言“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故应以利小便之法先清解湿邪，再投以清凉之品解除热邪，分而治之。
因势利导，就近驱邪明代医家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指出：“湿热之病，宜清宜利，热去湿亦去也；寒湿之病，宜燥宜温，非温不能燥也。”
叶天士临证之时重视三焦气机，因势利导，分部驱邪。分清疾病性质与病位，风热之邪在表，主张用薄荷、牛蒡之品透风于热外；湿热之邪在表，主张应用芦根、滑石之流渗湿于热下，以求舒畅气机，不令他邪与热相合。
升降出入，调畅气机《素问·灵兰秘典论》记载：“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
因膀胱为津液贮藏之所，通利膀胱方可使津液流通，亦可推动肾之气化。只有阳气气化运动逐渐恢复，才能进一步运化体内湿邪，促进机体推陈出新。
温病医家擅长根据邪气所在的上下、内外通调气机，邪犯上下者调其升降，邪扰内外者理气出入，概之理为调其升降出入、畅其三焦气机。叶氏治疗湿邪常三焦同治，开达肺气、运化中焦、泻利水饮三法并施。浊气出、糟粕泄、浊水利，气机无所阻。
此治则经典方剂四逆散《伤寒论》首论阳郁气机不通之厥证，治以四逆散宣畅气机。
枢机为病，气机不畅，相火内郁，故而四肢为逆。
后世医家将其病机概括为少阴枢机不利，阳气郁而不行，故用四逆散治之，以柴胡入少阳，以复少阳相火之运行，舒畅三焦气机，且其性主升，能引周身气机上济于上；以芍药柔肝气，燮理肝经横逆之气，且利小便以祛除三焦之停痰留饮；以枳实行滞气，助芍药逐利水饮，引周身气机潜纳于下；甘草调和诸药，入于脾胃调衡中气。四药合用，升降出入并治，肝胆脾胃同调，少阴枢机得开，三焦气机调和，少阳相火无所郁滞，四逆得解。
故而斯方当为“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之先声。
三仁汤是“气化湿亦化”的经典方剂，以分消走泄、因势利导、疏理气机，达到利湿、畅气、通阳的目的。
吴鞠通充分继承叶天士温病学术思想，创制三仁汤，《温病条辨·上焦篇》记载用之以治“头痛恶寒，身重疼痛，……午后身热”等湿温诸症，方中以杏仁开畅上焦、宣降肺气；以蔻仁芳香化湿、宣畅中焦气机；以薏苡仁、滑石、通草渗利水湿于下。
三仁并用，以宣上、畅中、渗下，三焦气机并理，以宣畅上焦气分为主；分消走泄并用，以渗利下焦湿邪为要。
方后吴氏自注中指出：“三仁汤轻开上焦肺气，盖肺主一身之气，气化则湿亦化也”，认为三仁汤是通过恢复一身之气化，以达到祛湿的目的。
三仁汤即是吴鞠通应用“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的实例。
五苓散五苓散首见于《伤寒论》，其功用为：1）治疗太阳蓄水证。2）治疗霍乱兼表证。两个主治病证均与“水气”有关，皆功在通阳化气利水。
《伤寒论》之“太阳病篇”旨在讨论水循环，治太阳就是治水。道法自然，治水宜效法大禹，重在疏通而不在围堵。立足阳气升降浮沉之道，平人阳气圆运动，离不开有序升发之东方木气和具生生之力的北方水气，而水气乃木气升发之根基，然此水须为温暖之水方能生木。故五苓散用辛温之桂枝半两，以温阳化气利水。利用“茯苓”“猪苓”“泽泻”渗利湿邪之品，以去除水饮之邪，达到气机和畅，阳气输布，无所郁滞的目的，“白术”以培土气而助脾机转输、渗利水湿。此方立足阳气升降浮沉之道，意在通阳化气利水，则所通之阳潜降至土下之水中，水火环抱而和气一团，则阳气新一轮之圆运动蓄势待发。
菌陈蒿汤茵陈蒿汤出自《伤寒论))236条：“但头汗出，身无汗……茵陈蒿汤主之。”
“瘀”者通“郁”，阳气为湿所阻滞不得宣越，内郁化热故发而为黄，胸中湿热相互胶结，如油入面难解难分，是以“身无汗，剂颈而还”，下焦为湿邪所倾注之所，阳气难以宣通，湿热结聚不能疏利，故“小便不利”，究其原因皆以阳为湿阻、气机不畅之故。
故取茵陈苦寒降泄之品，渗利水湿；臣以栀子，李中梓谓其：“最能清肺，肺气清而化，则小便从此气化而出。”微微佐以性善通利之大黄，并非取其泻下大便之意，而是少量用之，导热下行，配伍茵陈、栀子以令湿热俱从小便而出。
故方后载：“小便当利，尿如皂荚汁状，色正赤，一宿腹减，黄从小便去也。”茵陈蒿汤化其湿邪，可令厥阴肝木通行内外、少阳胆火舒畅三焦，故黄自退。
叶天士在茵陈蒿汤基础上，结合癸丑年运气与当时疫病特点，创制甘露消毒丹，斯方较茵陈蒿汤更重渗利湿邪、翰轩气分，增入藿香、滑石等分利湿邪之流，又佐以菖蒲、蔻仁等畅气之品，故清化湿热、理气通阳之功尤捷。
总之，叶氏之“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的理论，不仅是对温病提出纲领性的治则，同时拓宽了对内伤杂病的辨证思路，更是对《金匮要略》祛湿通阳精神的深刻领会及高度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