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元又叫铜板、铜毫（云南民间称呼）、铜角子（华中及北方部分地区称呼），尺寸大小不等，随面值而变化，质地通常为紫铜或黄铜，作为银元的辅币在社会上行用。铜元与方孔元钱不同之处在于中间无孔，完全用现代机器冲压生产，外形主要仿照十九世纪中后期英国殖民者在香港发行的“香港一仙”铜元。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铜钱铸造工艺从传统的母钱翻砂进入了先进的机器冲压生产的新阶段。铜元是中国近代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中国经济、金融史上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其形制虽然模仿国外铜币，但实质上却沿用了当十制钱的体系，是一种替代制钱的新型币种。 在1900年以前，我国一直是方孔圆形铜钱和银两的混合使用，由于私铸一直无法杜绝，制钱减重贬值，劣钱充斥市场，导致制钱纷繁杂乱。而且由于制钱是各省分别铸造，导致其流通有很大的局限性。清末因为政府的无能，农民起义的爆发，外国势力的入侵，导致社会经济急剧衰退。这一时期，是我国封建货币制度向近代货币制度过渡时期，随着中国传统“制钱”制度的土崩瓦解，作为一种新型货币形式，铜元作为辅币开始取代制钱参与流通。本文通过深刻考察清末社会政治和经济形势，从制钱与银两制度的崩溃，认真梳理了铜元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客观原因。
钱法混乱，制钱缺乏
清朝是一个货币统一度较高的朝代。有清一代，除了晚期出现地方性的兑换券外，其余的货币特别是金属铸币基本上是在全国范围内通用。清朝在入关以前，即已开始铸造本民族货币。清朝入关后从顺治皇帝起，历代相沿，共经历了十个皇帝，均有铸造货币。顺治年间，朝廷始定钱法，规定币材为铜七铅三，足陌一千文为一串。仿照明制，将本朝官炉铸造的钱币称为“制钱”，与区分于前朝旧钱和当时民间私铸钱。为保证制钱在货币流通领域的顺畅流通，政府始终把调控银钱比价作为重要调节手段，主要采取控制制钱重量的方式。如雍正十一年（1733年）以前，朝廷规定每枚制钱的重量在一钱至一钱四分之间变动。雍正十一年以后，限定以一钱二分为铸钱的标准重量。嘉庆以后，尤其是咸丰三年开铸大钱后，钱制混乱，制钱的重量也不断减轻。自此之后，钱法大乱，流通二百之久的制钱开始走上没落之路，直至清末。
熔铸。按规定成分称重配料，熔解浇铸成版状铜料
咸丰、光绪时期，货币制度极为混乱。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与发展，造成清政府军费开支加大，朝廷为筹措军费而下令全国各地大量铸造大钱的举动，这等于瓦解了清廷延续二百多年的制钱制度。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清政府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通货膨胀与外币入侵的局面。各省竞相开铸的银元缓解了流通领域中主币的压力，但辅币量少的局面依然严峻，很多地方已经到了市面无钱可找、纠纷迭起、商业阻滞的地步。各种不同材质的货币同时并行流通，彼此换算复杂，折算繁琐，给百姓生活和日常交易带来诸多不便，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事实证明，当时中国旧有的制钱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新经济形势的需要，必须要寻找一种全新的币种代替制钱。在这种情况下，朝野上下纷纷发出币制改革的呼声，甚至连外国人也要求清廷，“应从速制定全国一致的货银制度”。清政府进行货币制度改革，首先从铸造铜元入手。
北洋银元局轧片车间
清朝实行的是银本位货币制度，制钱的价值相对很低，早已失去了储藏功能，主要在社会商品市场上起着找零作用，扮演着媒介角色。按照现在金融学观点，在战乱与灾害发生时，社会对制钱的需求不但不会因战争与自然灾害减少，反而由于战争破坏了商品流通，制钱的流通次数突然减少，便会显得不足。由于太平天国战争，以及清末的甲午战争的影响，导致制钱流通受阻。另一方面因为有清一代铜价连续上涨，铸造方孔圆钱成本太高、入不敷出。例如，乾隆时期的同价币康熙时期上涨一倍多，到光绪年间则上涨了五六倍，此时铸六分重制钱仍要亏本。同时受当时社会“银贵钱贱”局面的影响，致使各省纷纷停铸或减少制钱的铸造，“自道光四年经闽省以银贵钱贱，奏明停炉，嗣后直隶、山西、陕西、江苏、江西、浙江、湖南、湖北、广西、贵州等省，亦均援案奏停，统计现在停炉已有十一省之多”，这种局面导致制钱铸量锐减，动摇了制钱制度的基础。光绪初年，为缓解社会矛盾，平抑物价，政府决定停铸各种大钱，大力鼓铸及推广使用制钱。但由于制钱铸造成本过高，亏本严重，数年内大多数钱局遂停止鼓铸，同时，官局铸造的制钱重量逐渐减轻，民间私铸小钱盛行，延续两千余年的制钱制度从此走向没落。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江西道监察御史陈其璋奏请“仿造大小铜元，以补制钱之不足”。而且，陈其璋还竭力分析铸造铜元的益处，“若以机器改造铜元，则其利何可胜算：需铜少而值钱多，其利一；成式定而抵值准，其利二；分作三品，市廛适用，其利三；不穿中孔，工省价廉，其利四；铜色精莹，人知宝贵，其利五；往来商贾便于携带，其利六；鼓铸愈多则银价自长，其利七；行用既广而物价亦平，其利八”。这份奏折引起朝廷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当时铜元的制作和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当时的报纸也刊载“铜元何为而铸也？曰以每值一文之制钱不足，故铸当十、当二十铜元济之也”。先有广东首先鼓铸铜元，后又有福建鼓铸。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一月，清廷在上愈中明确肯定了这种积极做法，并下令“沿江沿海各督抚筹款仿办”，目的就是以补救各省“制钱缺少，不敷周转”的困局。而且还命令“京师制钱亦应照办”，铜元自此在全国取得了法定的地位。
银两制度走到边缘
银两制度是以白银作为货币材料，以重量作为货币单位的一种货币制度。中国用银作货币的历史由来已久。清承明制，白银货币有了广大的发展，交易时可在铜钱和银两之间进行兑换。清政府制定了七分用银，三分用钱的方针。顺治十四年(1657年)户部议言:“直省征纳钱粮多系收银,今见钱多壅滞。应上下流通，请令银钱兼收。以银七钱三为准。银则尽数起解，钱充存留用。永为定制”。意思是国家赋税七分征收白银，三分征钱。并且白银上缴朝廷，铜钱存留当地。可见，白银占据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官方规定：（1）征收中银两起征点在一两。赋税一两以上必须交纳银两，一两以下听民自便。乾隆年间，还曾一度把征税中的银两起征点降到1钱。（2）银两制钱的比价，法定制钱一千文换银一两。完纳钱粮时，凡小户零星、大户尾欠，纳银时每银一分收钱十文。（3）官方规定纹银为标准成色。（4）官方会计都用银两核算。这些规定，意味着政府收税、大额支付只能用银两，不可用制钱，通商贸易多以银两作为计算、核算和折算其他货币的标准。即清朝时期的大宗商品及外贸的结算货币是银两。清代白银仍然处于称量货币的阶段，但作为贵金属货币，各省通用的宝银共计一百多种。所谓“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白银己经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主要流通货币。
轧片。将铜料经粗碾及精碾多道程序制成轧片，再碾至预定厚度，再退火、清洗干净
清代银两最主要的形式是银锭，使用范围包括直隶省（含北京、天津和河北省等地区）、山西省、东三省、河南省、陕西省、甘肃省、山东省、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四川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 福建省、广东省、广西省、云南省、贵州省和新疆省等。清政府对制钱的铸造是有严格的统一规定，但对银锭的铸造却采取这一种放任政策，即对银两的重量成色都没有作出统一的规定，这就导致在全国各地，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银两流通市可以说，银两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人们在交易使用过程中有很多不便之处，表现出诸多的不足之处，如形状和重量多种多样，名称和种类过于复杂，成色高低不齐，平法大小不一，铸造分散，流通极为不便。清代中晚期，银两制度的落后性越来越明显，当时，全国各地通用的平砝就有一百七十多种，至于那些区域性的平砝更是不胜计数。这种情况是与中国政治经济统一发展的要求相悖的。一方面，清政府对于钱粮规定于库平银为户部出纳单位，以漕平银为漕折征收的单位，以关平银为海关税收单位，这种规定使得银两本身就难以得到统一。另一方面，某些地区的商品交易的成色、重量上用统一的标准铸造出来。这一矛盾，导致了作为实银价值符号、计算单位的虚银两的产生。可见银两制度的落后性愈发突出，严重影响到社会的正常交换，最终被型制整齐划一的银元和铜元所代替。
“银贵钱贱”现象愈发严重
终清一世，自始至终使用银两和制钱平行并用的货币制度，大数用钱，小数用银。在实际使用中，二者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主币和辅币的紧密关系。它们之间的比价主要由其金属价格和重量、成色来决定，有时也受供求关系之影响。银钱比价作为货币问题的核心，是所有经济社会矛盾的焦点。
冲饼。将轧好的铜条经冲饼机加工制成坯饼
自顺治定鼎北京直至道光末年的一百一十余年间，清政府只在全国各地设局鼓铸制钱（即小平钱），从未铸造过大钱。因此，这一时制钱的币值一直较为稳定，银钱比价基本上稳定的，银一两兑换制钱800～1000文。清中后期，道光、咸丰时期，由于鸦片战争造成巨额赔款，导致白银外流严重，而且镇压太平天国起义造成军费开支增大，这些都引起社会上“银贵钱贱”，此时，银钱比价开始发生巨大变化，银一两兑换制钱1200～2500文。如，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1两银子兑换制钱1300文；道光十八年（1838年），1两银子兑换制钱1600文；咸丰十一年（1861年），1两银子兑换制钱1400文；同治十年（1871年），1两银子兑换制钱1800文。虽然在光绪年间，银钱比价有所缩小，但是总体来看，制钱贬值的趋势非常明显。银贵钱贱局面的日益加剧，使政府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危机，主要表现在税收短缺、国库空虚、收支不平等几个方面，导致社会购买力减低、民生苦难和商业贸易发生严重萧条，对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可见，制钱已发展到了退出流通领域的地步，迫切需要一种新型货币来替代它。
制造不同币值铜元的坯饼（姜永杰藏）
19世纪后半期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加大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侵略。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各帝国主义不但继续进行商品倾销而且扩大对华资本输出，列强们在中国掀起了疯狂的划分“势力范围”和抢占“租借地”的瓜分浪潮。一些国家纷纷在中国的沿海城市和大都市设立银行、发行货币。这些银行成为控制中国金融的中枢。甲午中日战争前外国在华设立的银行有8家16个分支机构；而在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至民国二年（1913年），外国在华设立了13家银行85个分支机构，帝国主义在华银行成为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重要指挥、执行机构。他们对华借款、投资、储蓄、贸易等经济活动大都通过银行来进行，凭借各种特权及雄厚资本控制着中国的财政金融，给中国原有的以制钱和银两为主的币制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同时，由于帝国主义为掠夺目的对中国的投资，客观上促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造成货币的需求量日益增大。两次鸦片战争后的巨额赔款，使得中国国内白银大量外流，外国银元更普遍地进入中国流通，严重打击了本就已经非常薄弱的“银贵钱贱”的中国货币流通体系。这种情况打断了中国货币制度正常发展的道路，清政府的财政举步维艰，民生艰难。铜元，就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
完善银元流通体系之需
铜元的产生是为配合清末机制银元的流通。铜元的出现，是作为主币银元的辅助货币，是银币“元”单位以下的小额货币，主要用来辅助大面额银币的流通，供日常零星交易或找零之用。按照当代金融学概念理解，辅币，即辅助货币，是本位币单位以下的小额货币，主要用来辅助大面额货币的流通，供日常零星交易或找零之用。主、辅币之间的进位关（进位制），主要有两类:即十进位制和二进位制。铜元和银元的进位关系为十进位。在金属货币流通时代，为防止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发生，辅币一般只具有有限法偿能力。
压花机
光绪十二年（1886年），张之洞首次在广东设置“广东钱局”，由英国伯明翰喜敦造币厂购买机器，聘请外国技师，鼓铸“光绪元宝”银元。因为银元问世后，受到百姓欢迎，人人称便，光绪十六年（1890年），清政府决定自铸银元，与银两并行。在流通领域就产生了“银两”和“银元”双轨制度，实际生活中由于外国势力的经济入侵，以及甲午战争的爆发等原因，导致币制更加混乱。在流通中，银元因为整齐划一，广泛流通使用,实际上取得了流通中主币地位。而银两则由于成色不一，兑换不便，弊病日显突出。当时在社会广泛流通的除了银两、银元，还有制钱和纸币，这种局面致使各地市面交易受阻，商品价格波动浮动巨大。
压花示意图。将坯饼装入六十吨压花机，压花后推出
清末，由于制钱铸造减少，银元盛行，但是面值较大，市场零钱严重缺乏，找零不便。于是，作为银元的辅币，铜元便应运而生铜元的诞生，是为了更好地提升政府对货币供给和货币流通的控制力,支持当时社会的经济发展，它对活跃市场,加速货币流通起到了积极作用。有学者认为，铜元在使用过程中主要与银元联系，并慢慢成为银元的辅币。
印有压花机图案的广告币（姜永杰藏）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广东省因为铸造制钱成本高、亏损巨大，就暂时停止鼓铸。但当时因为钱荒日益严重，银价上升，物价腾贵，百姓生活困难，两广总督德寿与前都督李鸿章共同决定，仿照香港一仙铜币，铸造本省铜元“光绪元宝每百枚换一圆”。因为铸造铜元有利可图，后各省纷纷效仿。自光绪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1900～1908年）短短的九年间，除户部总局外，先后有19省开设28处铜元局，铸造铜元（折合当十铜元）约171亿余枚。我们看到，清末年均铸当十铜元约19亿枚，合制钱一千九百万串，铜元铸造量极其巨大。
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清末钱法混乱、制钱匮乏、银贵钱贱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当时社会经济大的背景下，铜元应运而生。铜元最初成色稳定，外形美观，制作整齐，又弥补了制钱的不足，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受到百姓的欢迎。可以说，铜元本质上也是一种贬值的大额货币，是政府为解决财政赤字采取的货币手段，但铜元以其前所未有的形制、精良的外观赢得了百姓的信赖，解决了市面钱荒之急，也为造币厂及政府带来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收入。
下花机。将压制好的铜元逐个冲压下来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铜辅币的流通愈加短缺，且愈铸愈劣，逐渐为铝制分辅币和纸币所替代，铜币已基本失去了流通货币的职能，最终消失在了茫茫历史长河之中。机制铜币在我国的铸行虽然只有半个多世纪，但其品种繁多，式样新颖，内涵丰富，是中国近代史和钱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钱币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明珠，对近代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滚边。筛选剔除瑕疵品后送入滚边机，将其边缘
（本文摘选自科学出版社“中国钱币博物馆系列丛书”之《中国铜元精品展》）【版权申明】科学人文在线是科学出版社科学人文分社官方公众号，欢迎关注！
——原创:王纪洁 科学人文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