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是一段仪式感十足的日子，人们聚在一起，换上整洁漂亮的新衣裳，摆上丰足可口的食物，聊着过去的收获，想着未来的期望，在克制的狂欢与酒精的沉醉中，熬过一段衣食无忧的时光。

过了几十年的春节，很少真正的去思考除了传统的习俗传承之外，为什么要过年，这个年又究竟体现了什么？

无意中，又翻出李安将近30年前的那部《喜宴》，除了感叹着当今太缺少这种对传统文化以及文化中人的关系的深入的探索和记录，同时也发现了新年与喜宴之间那种极其相似的气质。

《喜宴》用一个看似窘迫的故事，即身在美国的爱人同志，因为台湾父母的逼婚，而与一个上海姑娘举行形婚的“闹剧”，讲述着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新观念碰撞之下产生的生活意趣。

片名也源自于整个故事的高潮——一场喜宴。就像过年一样，喜宴是最能代表传统文化的仪式表现之一，无论是将有关的、无关的人聚到一起的那一场筵席，还是随之而来的婚礼仪式和闹洞房的行为，喜宴延续着跟春节一样的结构模式，从在共同目标之下的相聚，到丰盛的生物满足，最后还有一种偏向与闹的行为，当然比起闹洞房，春节的守岁更加内敛。

更有趣的是，喜宴往往承载的不是爱，而是家族、父母的期望以及对社会关系的一种变现。而在春节当中，一个亘古不变的主题，一定是对家庭成员在其婚姻关系层面的探讨和拷问。

这么一来，春节的目的似乎是为了督促成员，尽快实现一个又一个的喜宴，而喜宴的目的，则是为了让人们组成家庭而一同过一个“完满”的春节。

如果说，无休止的意义追问，让智慧的生命最终会无所适从，最终编造出上帝一类的幻象来终止那种一环套一环的因果链条的探寻。那么这种“春节——喜宴”的模式，却可以让人几乎不费力气地跳出对人生的探索，而直接坠入一个循环的状态中。

在这个状态里，生命的目的是为了结合繁衍，繁衍的目的是为了相聚，为了更多的繁衍，同时这种看似粗暴的目标，被包装在一个又一个仪式当中，让大多数人失去了反思和抵抗的能力，在巨大的文化惯性中，在春节的催婚、催生之中，义无反顾的跳入了终结对人生意义追问的循环。

而这种终结，就是用人生的一些基本欲望的极大化满足，来让人麻痹在生存的表象之中。春节和喜宴的前提，都是丰足到甚至有些浪费的食物供应，这可能是源自于传统发源年代食物匮乏之下的那种渴望。

在此基础上，春节是一个恰当的时间，把性这一话题搬上家庭的餐桌，当然人们还是会加以包装，用结婚或生子，来将性的行为一带而过，只是追求那个过程带来的结果。喜宴则是更为大胆的用闹洞房的行为，将性这一千百年来的话语禁忌，用游戏中戏仿的方式呈现出来，在一对新人的洞房中，满足了所有参与者集体性压抑的释放。

实际上，大多数的节日以及婚宴，都不过是人们对欲望的一种集中表达，春节则是承袭了千百年来，对人生追求的最低限亦或是最上限的追求——衣食无忧与子孙满堂。

所以，与其说要反思春节的意义，倒不如说要反思人生的意义，反思作为一个历史的，同时也是个性的人的追求以及对这种追求的表达应该是怎样。

《喜宴》的最后，李安还是给出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父母二人看似满意的来开了美国，形婚和实际婚姻的三个人因为孩子也达成了一定的和解。在父母上飞机之前，他们翻看着喜宴的照片，人生就仿佛那照片集一样，在同样的背景之下，贴上了不同的场景和记忆。

过年也不过是让我们有时间翻看人生的相册，在背景和前景中，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或接受文化给我们的设定，或探索人生的界限，或表达最深层的欲望。不论如何，当我们要把欲望摆上餐桌的时候，对意志的坚守与克制，就是人最需要平衡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