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写于1924—1926年间，与小说集《彷徨》同时，正是他在北京与“正人君子”们苦战的时候；这以后，他就怀着对革命力量追求与向往的心情，离京南下了。这部作品与他的其他许多杂文集不同，它主要不是针对社会现实所发表的意见，不是如“投枪”一样的对敌斗争的产物，而是对自己心境和思想中矛盾的解剖、思索和批判。从这部抒情意味深厚而艺术上又十分完美的作品中，我们不只可以得到很高的艺术享受，更重要的是由此我们可以细致地体会“鲁迅的道路”的伟大意义，了解像鲁迅这样的革命家在获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内心世界的曲折和自我解剖的深刻；这不只对研究鲁迅这一作家有帮助，而且在今天对许多人都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人们都有这种感觉，在鲁迅的作品中《野草》是相当难懂的。这因为：第一，《野草》是诗；诗的语言总是要求更其集中、隽永、意致深远的；一般说来，诗总比普通散文要难懂一些。一首诗的主要特点并不在它所用的文字有韵或无韵，而在它是否包含有诗意，诗的内容和表现方式。《野草》虽是用散文体写的，但不仅由于“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 (1) ，而且鲁迅自己即称之为“散文诗” (2) ，并自谓乃“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技术并不算坏” (3) ，那它比之那些带有政论性质的“当头一击”的杂文来，自然就要隽永、含蓄得多。第二，《野草》主要是抒情诗，它不仅属于如古典诗歌中之“咏怀”、“言志”一类，而且作者一方面以充分的自我批评精神，解剖自己思想感触中的矛盾；一方面又“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4) ，而作者当时又正处于“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对新的道路的探索过程，因之这种“言志”就往往采取了比较隐晦的寓意的表现方式。我们如果缺乏对当时具体环境与作者思想感受的实际了解，读来自然就难免感到有点难懂了。
鲁迅曾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 (5) 又说：“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 (6) 我们读过许多鲁迅的精辟的解剖别人的文章，而像《呐喊》中的《一件小事》和《野草》中的《风筝》那种带有深刻的自我批判性质的文字，同样给人们以难以磨灭的印象；就因为从这种文章中我们更容易体会到一个革命者的勇于正视自己缺点的高尚品质。正如鲁迅自己所说：“然而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敢于明言。” (7) 鲁迅向来是十分憎恶“瞒”与“骗”的 (8) ，“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不敢正视自己的缺点，鲁迅之所以那么深刻的批判阿Q精神，也正是要启示人们勇于洗涤自己的灵魂，走向改革的道路。以《风筝》为例，作者在叙述二十年前儿时的一段生活时，心情沉重地感到当时对小兄弟做了一件错事，于是充满内疚地抒写自己的心绪，而“心也仿佛变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堕下去了”。当然，《风筝》是通过叙事来抒情的，而且作者的思绪已经非常明确，因之它的内容并不难于理解。但另有许多篇其实也是属于自我解剖性质的，不过由于抒发的是作者写作当时的心情和思想上感到的矛盾，又采取了隐喻或寓意式的表现方式，而且由于作者当时尚在探索新路的过程中，因之即使到文章的结尾那种矛盾也并未真正解决；我们只能看到作者当时的思想实际和自我批判的认真努力，从而受到启示和教育。这一类内容是《野草》中的主要部分，也往往是比较难懂的篇章，如《影的告别》、《墓碣文》等篇。要认真地了解这些篇章的含义，也即理解《野草》一书的主要性质，就必须对作者当时在思想上所感到的矛盾及其实质有一明确的认识，然后才能真正体会作者的自我解剖和批判的革命者的精神，以及他在到达马克思主义高峰前的思想历程。
与《野草》主要部分写作时间约略同时，1925年5月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 (9) 正确理解鲁迅所谓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两个名词含义的实质，是可以了解鲁迅当时所感到的思想矛盾和《野草》中作者所解剖、批判的内容的。鲁迅当时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对很多名词的运用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借用的，与我们今天的一般理解有所不同。以人道主义一词为例，我们今天都知道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核心就是个人主义，二者之间是根本不存在甚么矛盾的；显然鲁迅心目中的所谓人道主义一词的含义并非如此。我们已经有很多文章分析和批判过抽象的人道主义的伪善性质，但用形象来彻底揭露这种思想的实质的，那么《野草》中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一文中的“聪明人”的形象，可以说是最鲜明地勾画出了人道主义者的面貌的；他的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只能为统治者起一种使人安于奴才地位的帮忙作用，而作者则显然是对之采取极端憎恶的批判态度的。和这相类似的是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批评某一小说里的牧师对一个历诉困苦的乡下女人说：“忍着罢，上帝使你在生前受苦，死后定当赐福的。”他不只说“我不相信”，而且指出“其实古今的圣贤以及哲人学者之所说，何尝能比这高明些。他们之所谓‘将来’，不就是牧师之所谓‘死后’么”。 (10) 这里对人道主义的批判是十分深刻的。我们常常借用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11) 这两句话来说明他早期对劳动人民的态度，这是非常正确的；如同“聪明人”或牧师那样的人道主义者，他有时或者可以“哀其不幸”，但绝不会“怒其不争”；而鲁迅所赞美的“傻子”精神的特点就在于“必争”。早在1907年鲁迅就说：“故不争之民，其遭遇战事，常较好争之民多，而畏死之民，其苓落殇亡，亦视强项敢死之民众。” (12) 可知鲁迅所谓的人道主义是以人民起来抗争和摆脱奴隶地位为主要内容的。早在“五四”时期的《随感录六十一》中，他就批判了许多人空谈人道，并指出“其实近于真正的人道，说的人还不很多，并且说了还要犯罪”。又说“因为人道是要各人竭力挣来，培植，保养的，不是别人布施，捐助的”。 (13) 后来在与创造社论争的时候，他批评有些人“知道人道主义不彻底了，但当‘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 (14) 。可知鲁迅虽然还没有能够从阶级观点来明确区别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革命人道主义的不同内容，但他所指的人道主义乃“真正的人道”，是以人民起来抗争为主要特征的；这就与那种宣传对人民“布施捐助”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有了鲜明的区别。《野草》中的《求乞者》一文中说：“我不布施，我无布施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以烦腻，疑心，憎恶。”也同样反映了鲁迅的这种心情。因此鲁迅的所谓人道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不妥协地进行反抗斗争、彻底改变人民群众的被压迫地位的思想，是有丰富的革命内容的。它在实践过程中必然与集体主义相联系，而与个人主义相矛盾，这在鲁迅当时思想上是实际感受到了的。
鲁迅所谓“个人主义”一词的内容也是值得分析的。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曾经分析到“鲁迅在‘五四’前的思想，进化论和个性主义还是他的基本”。而在1925—1926年的时候，中国思想界已经准备着第二次“伟大的分裂”，“一方面是工农民众的阵营，别方面是依附封建残余的资产阶级”。又说：“正是这期间鲁迅的思想反映着一般被蹂躏被侮辱被欺骗的人们的彷徨与愤激，他才从进化论最终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 (15) 鲁迅所说的他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实质上就是瞿秋白同志所谓“进取的争取解放的个性主义”。早在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就说明他所说的“个人”，并非“害人利己主义”，其精神在于“据其所信，力抗时俗”，以求“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这种个性解放思想在早期的反封建战斗中虽然也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仅就战斗者个人而言，也极易有“不阿世媚俗，而不见容于人群”的寂寞空虚之感，极易产生彷徨与愤激的情绪；这就是《题呐喊》一诗中所说的“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的感触。特别在《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以后，同一战阵中的伙伴发生了变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 (16) ，自己感到像在沙漠中走来走去的“游勇”的时候，这种思想情绪就更容易产生。这个时期正是鲁迅写作《野草》与《彷徨》的时期，而这种寂寞空虚的思想情绪就是鲁迅所说的“个人主义”一词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所表现的具体内容。“由进取的争取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是一个飞跃的质的变化，在达到这个飞跃之前，二者之间就不可能没有矛盾，这正是思想向前发展的契机；鲁迅当时所实际感受到的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两种思想的矛盾，用准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就正是瞿秋白同志所分析的个性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矛盾。鲁迅在《野草》中所自我解剖的思想矛盾，所批判的一些虚无绝望的思想，所反映的彷徨愤激的情绪，都正说明了在鲁迅思想中正孕育着一种向前飞跃发展的潜力，而鲁迅正是自觉地解剖自己、克服其中的消极部分，而最终达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的。《野草》中的主要内容就反映了这一思想矛盾的历程，因此这部作品不但不因为它包含有一些空虚寂寞的感情而减去光彩，而且由于它反映了一个伟大的革命者在前进过程中如何克服负荷，严肃地进行自我批判的精神，因而更给我们以巨大的启示和教育。
二
在鲁迅当时的思想中是否已经萌有集体主义的因素呢？这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瞿秋白同志认为在“五四”之前，进化论和个性主义是鲁迅思想的基本；而到“五四”以后，鲁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参加了战斗，他的思想中就已经产生了新的集体主义的因素。他自称他在“五四”初期的作品是“遵命文学”，并说：“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 (17) 为了“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他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显出若干亮色”；为了给战士“助威”，他把小说集取名《呐喊》 (18) ；这种在革命阵营内部自觉地“遵命”以及与前驱者采取同一步调的思想基础当然就是集体主义，而“革命的前驱者”就是指在“五四”初期对革命发生实际指导作用的李大钊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写作《野草》的时期情况与前不同，《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自己感到成为“在沙漠中走来走去”的“游勇”，“布不成阵了” (19) ，但他不但自己继续进行坚韧的战斗，而且在思想上仍然追求集体的战阵和温暖；而那种彷徨寂寞的情绪正是与这种追求相联系的。因此他说：“新的战友在哪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 (20) 在《彷徨》前面他引录了《离骚》的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应该说他所求索的实际上包含新的道路与新的战友的双重意义。1925年3月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就说：“我现在还要找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 (21) 他是并不愿孤军作战的。
鲁迅当时对青年们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对他们的觉悟和反抗极表欢欣，对他们的颓唐消沉则很感不安，这正是和他寻求战友的思想相联系的。《野草》里的《一觉》一篇记他从青年作者的文稿中看到“不肯涂脂抹粉的青年们的魂灵”，“他们已经粗暴了，或者将要粗暴了，然而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这里青年人的觉醒和粗暴给了他多么大的鼓舞和欢欣。他曾说：“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 (22) ；又说：“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23) 他是把中国的希望寄托于青年的。《野草》中的《希望》一篇他自述是“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而作的 (24) ，篇首第一句话就是“我的心分外地寂寞”，在剖析这寂寞的原因时说，当他的青春尚在时虽也感到空虚，但“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下边却说：“然而现在何以如此寂寞？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自己的迟暮不足惜，但对“青年们很平安”的消沉状态却使他“分外地寂寞”。这篇文章是以鲁迅多次引用过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作结的。作者虽然对希望还未能充分肯定，但这里正是为了否定绝望而说的。因为所谓绝望也是一种在追求和战斗中的感触，如果处于麻木的平安状态，则正如作者所说：“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但他对此是加以批判的，“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像《这样的战士》一篇所描写，“他举起了投枪”。他仍然是要坚持战斗的，但这自然就难免要产生空虚寂寞的情绪了。《淡淡的血痕中》一篇写于“三一八”惨案之后，副题是“纪念几个死者和生者和未生者”，他预期“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结语是“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这里他不只否定了那个不合理的黑暗的世界，而且正在期待着暴风雨般的革命的来临。他对未来是有强烈的希望和理想的；只是由于他当时的思想局限，这种希望和理想尚未能成为科学的预见，尚未能加以充满信心的肯定，因而虽然绝不与黑暗妥协，但面对着强大的敌人，就不能不有空虚寂寞之感了。他后来曾说：“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 (25) 因为对“新的”社会尚不免有所怀疑，而对于旧的又极端憎恶，“毫不可惜它的溃灭”，这就给他的战斗带来了许多必须解决而尚未能彻底解决的问题，例如革命斗争的道路、动力、前途等等，这些都给他以很大苦闷。在写作《野草》的时期他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 (26) ；这种“捣乱”其实就是通过思想斗争的自我批判，他要求自己必须排开苦闷“硬唱凯歌”。《野草》中的许多篇就是这种“与袭来的苦痛捣乱”的产物。他在同年写的《北京通信》中，说他“正站在歧路上——或者，说得较有希望些：站在十字路口。站在歧路上是几乎难以举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 (27) 。这正表现了他苦心孜孜地“上下求索”道路的彷徨情绪。因此他虽然有强烈的理想和希望，但在当时毕竟还处于朦胧状态，还不太具体，而这也正是他对空虚绝望之尚未能彻底摆脱的原因。《野草》中《好的故事》一篇所写的在“昏沉的夜”里他在朦胧中所看见的“好的故事”，正是抒写了理想与现实的对立，抒写了在现实中所看不到的“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美丽，幽雅，有趣，而且光明”。但他正要“凝视他们”时，却变成了“碎影”，而且终于“碎影”也消失了，只剩下了“昏沉的夜”。这并不是如有人所解释的那样，是“回忆故乡绍兴田园景色，富有天趣的佳作” (28) 。而是借景抒情，表现了作者对理想的美好事物的凝视与追求。作者当时处于军阀统治下的北京，黑暗的现实强大而具体，在与“正人君子”的苦战中又受到了严重的迫害，他不能不深切感到“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 (29) 。但理想和希望尽管很朦胧，仍然给了他很大的力量；因为他清楚：“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30) 正因为他有蔑视黑暗的气概，因此虽然感到了理想与现实的对立，希望与绝望的矛盾，但仍然能够坚强地进行战斗，“与黑暗捣乱”。当时他的学生许广平就感到：“虽则先生自己所感觉的黑暗居多，而对于青年，却处处给与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诱导，自己也仍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向前的走去。” (31) 这里可以看出鲁迅的战斗精神，但同样也说明了他思想情绪上存在的一些矛盾；这种矛盾给他以很大痛苦，而且成为前进中的负荷，使他不能不严肃地进行自我解剖。《野草》中的篇章就真切地显示了他的这种思想历程。
《野草》中有许多篇写出了他当时心境上的阴影，这种阴影首先是当时强大的黑暗现实的反映。《野草》的《题辞》就写得很明白：“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做装饰的地面。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他期望“地火”（革命）的火速到来，极端憎恶这把“地火”压在下边的地面，而野草正是在这样的地面上产生的。和这可以对照说明的一篇是《死火》，作者梦见自己处于冰谷中，遇着冰结的死火，他要出这冰谷，而且用自己的温热惊醒死火，使他燃烧，并一同跃出冰谷；纵然最后死火烧完，自己被突然驰来的大石车碾死，但也为看到大石车的坠入冰谷而得意地笑着。“大石车”当然是指黑暗的统治势力，冰谷似的现实冻结了改革者，但作者却怀着“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战斗精神，渴望死火复燃于地面。鲁迅认为“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 (32) ，所谓“地火”、“死火”的“火”，都是革命的象征性的代词，他是一向渴望革命的火燃烧起来的。但正如《热风·题记》中所说，“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这样的冰谷似的环境不能不在鲁迅的身上投下阴影。《秋夜》中的萧条衰飒的气氛，《雪》中所描写的“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的“孤独的雪”，都实际上写出了当时的时代气氛和环境特征。《失掉的好地狱》一篇写他“在荒寒的野外，地狱的旁边”所感到的“地下太平”的感触，更形象地写出了当时的黑暗的中国。在这篇写作时间（1925年6月16日）前不久（同年5月21日），他在《华盖集》的《“碰壁”之后》一文中写道：“我眼前总充塞着重叠的黑云，其中有故鬼，新鬼，游魂，牛首阿旁，畜生，化生，大叫唤，无叫唤，使我不堪闻见。”这篇文章的内容是关于“女师大”学潮的，正是在与那些“正人君子”们的战斗中他充分看到了周围黑暗势力的强大。《〈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说：“这也可以说，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当然不会美丽。但这地狱也必须失掉。这是由几个有雄辩和辣手，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所告诉我的。我于是作《失掉的好地狱》。” (33) 这篇文章不只写出了地狱的残酷和鬼魂们的痛苦，而且写了人类赶走魔鬼后，做了新的地狱的统治者，而鬼魂却“一样呻吟，一样宛转，至于都不暇记起失掉的好地狱”。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已在“五卅”运动之后，作者从那时自以为是“鬼魂”的解放者，而当时尚未得志的一些国民党“英雄们”的嘴脸上，已天才地预感到这些人是根本不可能担负打破地狱、解放鬼魂的使命的。在同年写的《杂语》一文中他说：“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 (34) 表面上看来这包括他对前途和理想的怀疑，但这里正说明了他所要求的革命的彻底性和他从宝贵的生活经验中所得来的深刻的教训。当时他曾对辛亥革命说过这样的话：“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35) 事实的教训使他不能不考察那些自命为改革者的实质，而他也的确从那些当时虽然还未掌握政权的国民党“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中得出了应有的结论；这些人并不是“鬼魂”的解放者，而是要取得地狱的统治权的。但他坚定地相信，“这地狱也必须失掉”。一个处在地狱似的环境中的战士，对前途尚未能充分肯定的时候，强大的黑暗势力会在他的心境上投下阴影，是一点也不奇怪的。重要的是他并未被这阴影所吞没，而是努力在和它“捣乱”，努力摆脱它的侵袭。
对于周围的黑暗势力，鲁迅从来是毫不容情地给以打击的。这不只在他的杂文和小说中可以看到，就在散文诗集《野草》中，有几篇也是属于讽刺诗性质，而那讽刺的锋芒仍然是指向社会上的不合理事物的。不过既然采取了诗的表现方式，就更能引起人的深思和反省，但那精神还是一贯的。例如《我的失恋》讽刺了当时盛行的失恋诗，而以“由她去罢”作结。《这样的战士》则作者自述“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 (36) 。《狗的驳诘》讽刺了那些比狗还势利的人。《立论》一篇揭露了“瞒与骗”的社会现象，“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否则就只能打“哈哈”。这就是他所憎恶的中国文人的特点，他们“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而“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 (37)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所谓“阴影”固然是黑暗势力在他思想中的反映，但这并没有使他产生退却或妥协的任何想法；反之，尽管内心有矛盾、有痛苦，他却感到必须向前走去，必须进行新的探索和追求。
三
《过客》一篇是最能说明鲁迅先生这时期的感受、矛盾和不断追求的态度的。“过客”这一形象的本身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作者自己当时的感受和情绪。他“约三四十岁，状态困顿倔强，眼光阴沉，黑须，乱发……”向着“似路非路”的前面不歇地走去；尽管十分劳顿，但绝不能回转，因为“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他极端憎恶这些，绝不能与之作任何妥协，而且“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使他不能停歇下来；因此尽管“力气太稀薄”，而且不能肯定在前面催促他的声音的性质和前面究竟是什么所在，但仍然一个人“昂了头，奋然向西走去”。这一形象的对过去憎恶之深切和对前途追求之坚定，都是十分令人感动的；但他孤独、困顿，而且不能肯定前面是什么所在和听到的是什么声音，也许没有力气再往前走而竟然止于坟前，但这些都不能使他停歇下来，他必须向前走。这其实就是鲁迅先生当时的实际感受，《野草》中的好些篇都含有这样的内容。如果竟然半途停止下来呢？那个老翁的形象就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与小说《在酒楼上》的吕纬甫相类似的人物，他也熟悉走过来的地方，前边的声音也曾叫过他，但他终于休息了，于是就再也听不到前边有声音叫了，他只知道前面是坟了。我们知道吕纬甫早先也是勇敢地参加过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但后来变得悲观颓唐了，“敷敷衍衍，模模糊糊”地休息下来了，于是“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等于什么也没有做”。在小说和在散文诗中一样，鲁迅批判了这种屈从于黑暗势力的性格，他是一定要向前探索和追求的。至于那个女孩，则像鲁迅在别处所说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她看到的不是坟，而是野百合和野蔷薇，她目前是很难理解现实的严酷程度的。
从《过客》中可以看到鲁迅的与旧的彻底决裂、不顾一切地向前追求的精神，但同样也看到了他的困顿和孤寂的情绪，而从根本上说来，像这样坚定勇敢的战士而有时竟然感到困顿，那正是因为他处于孤军作战的孤寂状态的缘故。所谓“孤军作战”自然是指作者主观上的感受，实际上当时正处于大革命时期，党所领导的群众运动在各个方面都已经形成很大的社会力量，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无论在目标上或方向上，都与鲁迅在北京所进行的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一致的；而且既然都是整个人民革命力量的组成部分，客观上也不能彼此不发生联系和互相支援的作用。因而从整个革命斗争的形势说来，尽管黑暗势力还仍然十分强大，但他并不是处于孤立的“游勇”状态。那么他自己为什么会有孤军作战的寂寞之感呢？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以后，革命的文化战线还没有像后来左翼文化运动时期那样的形成自己的强大的队伍，但主要的还是由于鲁迅自己当时思想上有弱点，他还不能准确地估计当时各方面的革命力量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正如瞿秋白同志所分析，一方面鲁迅的“为着将来和大众而牺牲的精神，贯串着他的各个时期”，而且“他的神圣的憎恶和讽刺的锋芒，都集中在军阀官僚和他们的叭儿狗”。而另一方面，他又“不是立刻就能够脱离个性主义——怀疑群众的倾向的” (38) 。这两方面的矛盾其实就是鲁迅自己所说的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矛盾。正是由于存在这种个性主义的思想负荷，才使他在战斗中感到了孤独和空虚，使他对于革命的前途未能充分肯定，对于革命的动力缺乏真实的估计。譬如对于“新的战友”的寻求，他这时是把注意力更多地着重在青年身上的；他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 (39) 青年知识分子富有朝气，对新事物比较敏感，旧的负荷比较少，因而易于接受革命思想，这是他们的优点；但他们本身的弱点很多，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锻炼和改造，是不能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来担负中国革命的重任的。因此后来在他目睹“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之后，就“思路因此轰毁” (40) ，而且终于从事实的教训中明确地提出了“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的结论 (41) 。
但在写作《野草》的时期，他的心境的确有如《过客》中所表现的那样，是免不了有“孤军作战”的悲愤之感的。《复仇（其二）》一篇就借着以色列人迫害耶稣的故事，沉痛地描写了一个孤独的改革者的遭遇和心情。而这心情又是和改革者对于周围人的看法相联系的；他感到“四面都是敌意”，自己也要被钉死了，但他“玩味”周围的人，“而且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这当然也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思。《复仇》第一篇更强烈地批判了那种缺乏热烈的爱憎而习惯于持旁观态度的人们，他自己说这篇是“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而作的 (42) ；两篇都充满了愤激的情绪，这由《复仇》的题名也可以看出来，而这正是作者当时的孤寂心情的反映。他后来曾自述这一篇：“我在《野草》中，曾记一男一女，持刀对立旷野中，无聊人竞随而往，以为必有事件，慰其无聊，而二人从此毫无动作，以致无聊人仍然无聊，至于老死，题曰《复仇》，亦是此意。但此亦不过愤激之谈，该二人或相爱，或相杀，还是照所欲而行的为是。” (43) 这是1934年写的，观点与前不同，他指出了那“不过愤激之谈”；但这种愤激情绪却是由来已久的，小说《示众》中看客无聊的围观，《祝福》中鲁镇人们对祥林嫂的痛苦的咀嚼，以及《阿Q正传》中人群麻木冷漠地鉴赏阿Q示众的“盛举”，都是鲁迅一向感到悲愤的现象。他曾沉痛地说，不觉悟的群众“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并说：“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44) 由于过多地看到群众身上的精神创伤，而对他们的“革命可能性”估计不足，是鲁迅早期一些杂感中往往有的缺点，这种缺点正是由个性主义的思想负荷、由孤独感而来的一种愤激痛苦的情绪产生的。这种情绪在《这样的战士》、《颓败线的颤动》、《死后》等篇中都有所流露。
鲁迅在战斗中由于尚未能充分肯定理想和前途，由于感到黑暗势力强大而自己处于“游勇”状态，更重要的，由于已经感觉到自己思想中存在着矛盾，因此在他与敌人进行战斗的同时，他也不断解剖和批判自己思想中的一些空虚阴暗的情绪。他并不认为他所有的或一心绪的波动都是对的，反之，他努力思索、解剖、批判那些他自己也感到的思想上的矛盾，努力求得有利于战斗的解脱，而这正是促进他后来思想飞跃的重要原因。《影的告别》和《墓碣文》两篇就表现了他的这种对自己思想矛盾的自我解剖和批判，而且是十分认真严肃的。前者中有影对形的言辞，后者中有“我”与死尸的交晤，文章中所表现的两方面的感受态度有所不同，但又同为作者的诗的抒情，即皆代表诗人的思想情绪的一面．；作品解剖了这种矛盾，并努力批判那种空虚阴暗的思想；这两篇是可以深刻地说明鲁迅先生当时的思想实际和自我解剖的内容的。“影”来告别时说出了许多话，他告别的对象是“人”，就是“形”；“形”在这里没有说话，但他显然是一个勇往直前的战斗者；他是属于影所说的“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的“你们”中的一员，他对“将来的黄金世界”是肯定的。形影本来是应该不分离的，但影竟然要告别了，他感到“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又不能肯定“是黄昏还是黎明”，而他的命运只是或被沉没于黑夜，或被消失于白天，他所有的只是“黑暗和虚空”；于是他愿独自远行，沉没于黑暗。以形与影的不同想法来写自己思想矛盾的在中国有很老的传统，陶渊明的《形影神》诗三首即其一例，其中《影答形》一首即记影对形所说的一番话。这里影所说的当然是作者曾经有过的一种思想，而且显然成了形的战斗的负荷，作者并未否定黎明或白天的到来，但也未能充分肯定，而是“彷徨于无地”。这就是说，他一方面在战斗中有“黑暗和虚空”的感觉，一方面又愿意与之分别，使黑暗消失于白天，虚空不占于心地。这种“黑暗和虚空”的思想在《墓碣文》中表现得更其阴郁，那墓碣阳面和阴面的残存文句所表现的极端虚无的思想是属于那个死尸的，他何以如此则虽“抉心自食”也难知“本味”，这种思想在一个战士身上只能是一时的波动，它和战斗实践当然是矛盾的；作者在深刻地解剖这种思想之际，不只以死尸的形象和剥落的墓碣刻辞来表现作者的批判态度，而且最后的文句是：“我疾走，不敢反顾，生怕看见他的追随。”他是努力要克服矛盾并与这种虚空思想决绝的。这两篇作品中所写的虚空阴暗的思想本身当然是不健康的，但作者是以一种自我解剖和批判的态度写的，而并非赞扬它；虽然由于当时他还没有到达马克思主义的高峰，因而这种思想矛盾还未能获得真正解决，但他感觉到自己思想中有矛盾并努力排除一些阴暗的情绪，正预示着在他思想发展的道路上将有一个极大的飞跃。另外《腊叶》一篇，作者说“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 (45) 。据孙伏园先生回忆，《腊叶》中也是反映了作者的一些思想矛盾的。作者曾对孙伏园说：“许公很鼓励我，希望我努力工作，不要松懈，不要怠忽，但又很爱护我，希望我多加保养，不要过劳，不要发很。这是不能两全的，这里面有矛盾。《腊叶》的感兴，就从这儿得来，《雁门集》等等却是无关宏旨的。” (46) 这里是日常谈话记录，如与其他各篇参看，则所谓矛盾的内容实质上仍然是与前述情形一致的。
四
《野草》中从《死火》到《死后》一连七篇都是用“我梦见自己……”开始的，通篇叙述的似乎都是梦境；其余的如《影的告别》是从“入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开始，《好的故事》是写在“昏沉的夜”里闭了眼睛在朦胧中看见的景象；而在最后一篇《一觉》中，更写了在夕阳西下，昏黄环绕中，他“在无名的思想中静静地合了眼睛，看见很长的梦”。为什么写梦变成《野草》中表现方式的一个显著特色呢？首先，当然是如作者自己所说，“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 (47) 。是因为处于言论不自由的环境下的不得已办法。其次，这些文章是作者痛苦地进行思索和自我解剖的结果，他正是为了记录他在思索中的矛盾和感触才写下来的；这些感触都是思想深处的折磨自己灵魂的思绪，是只能在独自思索中产生的，其本身就属于抒情咏怀性质的诗的意境，因此用梦的形式来表现不只可以增加诗意，收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而且也正表现了它与黑暗现实的某种对立的性质。他曾说：“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 (48) 他做梦并不是企图在超现实的梦幻境界中来逃避斗争，而正是为了目前的战斗来探索正确的道路的；这些梦也并不是为了在幻觉中找寻精神上的慰藉，而正是一些为了要改造现实而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他后来曾说：“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说了出来，也无非教人都进这空头的梦境里面去。” (49) 他是坚决反对做那种引导人去逃避现实的“空头的梦”的；他也梦想将来的好社会，但更重要和迫切的是从现实出发，首先思索在创造这好社会的过程中所应该走的道路和必须进行的斗争。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他反对一味地“怀念‘过去’”和“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 (50) 这正表现了鲁迅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野草》中的梦就带有这样的性质，作者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颓败线的颤动》一文最后说：“我梦中还用尽平生之力，要将这十分沉重的手移开。”这正表现了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对现实社会和对自己的思想所进行的极其严肃认真的解剖。他又说：“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 (51) 从这里可以想到，鲁迅所做的“真梦”远比写出来的要多得多，因为把这些“真梦”都说出来确实是困难的，所谓“不自由”和“难于直说”，就已经表示出了这些“真梦”的性质；而一个严肃的作家当然是不愿“说谎”的，因此在写这种“梦”的时候，就不得不采取了含蓄和暗示的方式。这固然不如“直说”明确，但却使作家更多地运用了他的艺术修养，采取了意致深远和发人沉思的诗的表现方式，这就使《野草》一书在艺术上隽永醇厚，成为精致的抒情小品了。
当然，对于那些梦想将来的人鲁迅也是有分析的；有一种人不过是统治者的帮闲，像《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一篇中的聪明人那样，以“总会好起来”的“空头的梦”来麻痹人的灵魂，鲁迅是向来投以极大的憎恶的。但有些青年人由于生活经验不深，不理解现实的严酷性质，他们也常常有丰富的对将来的美丽的遐想，但这首先是由对现实的不满来的，而且并未放弃斗争，那么鲁迅即使看到他们的梦想的某些超现实性质，也并不忍于戳破它们，反而给以各种各样的支持和鼓舞，所谓“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年青时候似地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52) ，正是此意。《野草》中《秋夜》一篇中所描写的“在冷的夜气中，瑟缩着做梦”的极细小的粉红花，就想着“春的到来”，“蝴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调来了。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作者虽然写了小粉红花目前的悲惨的处境，但并未否定春天的到来，这精神在他是一贯的。正因为如此，作者在抒写自己的一些痛苦寂寞的情绪时，也就不愿多所渲染，而在构思上宁愿采取一种含蓄隐喻的方式，这自然就增加了这部作品的诗的气氛，增强了它的艺术力。
《野草》中在艺术构思和形象选择上都充满了诗的性质，正是为了适应他的这种思想感受的表现需要的。“影”的告别词，在四面灰土中一个小孩的求乞，冰山冰谷中的死火，地狱中的“地下太平”和鬼魂反狱的绝叫，墓碣上的隐晦的文句和坟中死尸的坐起，运动神经废灭而知觉尚在的死后感觉，对战士一式点头的无物之阵，不敢使血色永远鲜铱的怯弱的造物主，以及《复仇》的两篇中的人物形象，《颓败线的颤动》中垂老的女人的痛苦遭遇和颤动反抗——所有这些构思都是奇特的、创造性的，我们不只在一般散文中很难看到，就在抒情咏怀的诗篇中也是十分罕见的；而他所给人的感受和所产生的形象力量确实是沉重的、发人深思的。它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一个伟大的战士在与强大敌人孤军作战时的精神状态，他对黑暗现实的憎恨和对自己思想感触的无情解剖，他的愤激和痛苦，而这一切都是和这部作品的艺术构思密切联系的。在一些描写景物的画面中，无论是秋夜的天空和星星，墙外的枣树和室内的小青虫，或者是暖国的雨和朔方的雪花，小船行山阴道上的景色或庭前木叶凋零的变红的枫树，都不只描绘得极其精致，有些还以拟人化的手法，写出了它们的生命和感情；更重要的是由这些景物所引起来的思绪使作者所要表达的那种感触达到了动人心弦的效力。以鲁迅先生之谦虚而自谓这部作品“技术并不算坏”，可见他在创作时是花费了多么巨大的艺术劳动。
五
由《野草》中可以看出，随着中国革命的向前发展，鲁迅前期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已使他感到了许多对现实的疑问和思想上的矛盾，革命的前途、动力等问题苦恼着他，他迫切地在探索正确的道路；“新的战友在哪里呢”？他在战斗实践中感到孤独，因而也就产生了与革命主流进一步结合的要求。与《野草》的写作同时，除小说集《彷徨》和《两地书》以外，在《华盖集》、《集外集》等杂文集中就存有他当时所写的许多战斗性很强的杂文，他从来没有产生过悲观动摇的想法；但很显然，他的世界观的限制已使他不能正确把握现实的发展，在战斗中面对着强大的敌人他不能没有势孤力单和胜利前途渺茫的感觉，《这样的战士》一篇就像肖像画似地画出了这一时期作为战士的鲁迅的特色。他对“无物之阵”中的一切迷人的花样看得十分清楚，而且毫不妥协地永远“举起了投枪”，但他感到战士“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他终于不是战士，而无物之物则是胜者”。虽然他仍然“举起了投枪”，但他思想中的矛盾和痛苦是很容易觉察到的；这就表明革命现实的发展已使他对自己原来观察事物的思想基础有所怀疑，他产生了与革命主流建立更密切的联系的愿望。他的找寻“新的战友”的想法实质上就表现了这种要求，而这也正是他力图摆脱“游勇”感和思想矛盾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当时正值大革命时期，革命主力集中在南方，鲁迅的南去厦门和广州，除了他在北京受到统治者迫害的原因以外，也正表现了他迫切地要求靠近革命主流的愿望。《野草》中的最后一篇是《一觉》，他自己说：“奉天派和直隶派军阀战争的时候，作《一觉》，此后我就不能住在北京了。” (53) 但他的南下是抱着若干兴奋的心情的，在初到厦门过“双十节”的时候，他感到“商民都自动地挂旗结彩庆贺，不象北京那样，听警察吩咐之后，才挂出一张污秽的五色旗来”。 (54) 不管这种观感是否符合当时情况，但它至少已经表现了鲁迅对大革命高潮和人民觉悟的殷切期待，他的心情是颇为愉快的。后来他到广州，更是怀着参加革命斗争的热情和希望的；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他说：“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至多无非不能回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 (55) 这些愿望后来由于形势变化当然没有实现，但它说明鲁迅在写完《一觉》之后的南下，正是为了要求与革命主力建立密切联系，结束《野草》写作时期的“游勇”状态和思想矛盾的。
鲁迅的这种对真理的迫切追求是与他的革命责任感密切联系的。我们谈过鲁迅对青年知识分子曾寄予很大的期望，而且努力在那里寻找“新的战友”，但事实上他也感觉到他在青年中具有很高的威信，青年人是希望他来引路的，这就使他感到困惑了；他自己如果不能探索到新的正确的道路，势将对别人发生深远的影响，因此现实的发展使他不能不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中国革命的主流和动力，他的南下实际上就表现了他要求解决他与整个革命力量的结合问题。他曾说：“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然而向青年说话可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 (56) 在《两地书》中也说：“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倘若闯入深渊，自己有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 (57) 他并没有拒绝领别人，而是感到迫切需要掌握革命的“指南针”。1926年他又说：“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而憎恨我的东西如所谓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矍铄。” (58) 这些都说明了他的革命责任感不断驱使他“寻求”真理和正确的革命道路。在1927年国民党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的最黑暗的年代，在鲁迅那样悲愤填膺地营救青年无效后，他经受了远比写《淡淡的血痕》中的“三一八惨案”更为惨痛的血的教训，他自己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 (59) ，而这种对青年人引路的革命责任感更激烈地绞痛了他的心。他说：“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 (60) 这虽然是愤激的声音，但在感情上难道还有比一个革命者感到自己苦战的结果仅仅是为统治者制造屠杀的对象而更痛苦的事吗？因此鲁迅感到他的“思路因此轰毁”，他的思想发展到此非有一个飞跃不可了；这就是如他后来所说的“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61) 。所谓“事实的教训”虽然主要是指国民党的叛变革命，但实际上是包括了鲁迅自己长期战斗经验的总结的。经过党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所给予他的教育和帮助，现实主义者的鲁迅终于认清了什么才是中国革命的主流和领导力量，这就是如他后来所说的，与共产党人“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62) 。他的世界观的变化给他后期的战斗和创作提供了新的思想基础，使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了更为辉煌的战绩。
在《野草》写作时期，鲁迅做了许多的“梦”，他在写完《一觉》之后南下了，但结果呢？如他自己所说：“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 (63) 在这革命的转折关头，他从刀光血色中看出“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 (64) 。敏感到“地火”的“运行，奔突”，期待着“熔岩”的冲腾。这种感触我们从《野草·题辞》中感受得很清楚。这篇《题辞》写于1927年4月26日的广州，是刚刚经历了血的教训以后写的；他说：“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这是他在对反革命大屠杀极端愤怒和对光明未来热烈向望的心情下写的。《野草》各篇的写作本来是由于他感到“由本身的矛盾或社会的缺陷所生的苦痛，虽不正视，却要身受的” (65) 。因此他以严肃的自我解剖的心情写下那些战斗的抒情诗篇，但他的南下却是希望结束这样一种心情的。1927年1月他在广州中山大学学生会欢迎会上的演说中，希望青年人不要懒，要“紧张一点，革新一点”。并说：“有了旧的灭亡，才有新的发生。旧的思想灭亡，即是新的思想萌芽了，精神上有了进步了。故不论新的旧的，都可以叫出来，旧的所以能够灭亡，就是因为有新的，但若无新的，则旧的是不亡了。” (66) 这正是他渴望“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的意思，但到刚刚经历了国民党的血腥屠杀之后，他感到像《野草》中所写的那样严酷的时代并未过去，而且更处于“人与兽”的“生与死”的激烈斗争之际，于是他就表示对《野草》的自爱，且愿以之献出作证了。在同年5月1日作的《朝花夕拾·小引》中说：“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叫做《一觉》，现在是，连这‘一觉’也没有了。……虽生之日，犹死之年。”他当时的愤怒心情是可以想见的。这种珍惜《野草》的心情实际上表示了他感到即使再如写作《野草》当时那样地成为“游勇”状态，他也仍然是要坚持斗争的。1934年他对当时的白色恐怖还说过下面的话：“杀不掉，我就退进野草里，自己舔尽了伤口的血痕，决不烦别人傅药。” (67) 这正表现了他经得起任何考验的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
但《野草》中的思想情绪毕竟是属于鲁迅思想发展的特定阶段的产物，到他后期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以后，他对《野草》就有过一些从新的观点所作的说明，而不像在写《野草》那时候的心情了。例如说《野草》的“心情太颓唐了” (68) ；又说：“我不再作这样的东西了。日在变化的时代，已不许这样的文章，甚而至于这样的感想存在。” (69) 这些话正是从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对《野草》内容所作的一些新的说明。在《二心集．序言》中他更严肃地进行自我批评说：“而且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这里所说的那些他说过的“自己的事情”，当然可以包括《野草》的内容在内，而且体现了鲁迅一贯的勇于解剖自己的精神；但一个人的思想或一本书的内容都是与一定的时代特点相联系的；我们都为鲁迅先生后期思想的到达共产主义高峰而欢欣，但这种思想上的飞跃正是与他所经历的思想矛盾和自我解剖的精神分不开的，而《野草》一书就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在他思想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给我们预示了那种向前跃进的脉络；这对于我们是尤其珍贵的。由革命民主主义到达共产主义的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应该是中国作家、知识分子和革命群众相结合的典范，它对于我们不只有历史认识的价值，而且仍然有着丰富的现实意义。
为鲁迅诞生八十周年纪念作，
1961年8月11日于北戴河海滨休养所。
（原载1961年9月《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5期）
————————————————————
(1) 鲁迅：《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
(2) 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3) 鲁迅：1934年10月9日致萧军信。
(4) 鲁迅：《呐喊·自序》。
(5) 鲁迅：《坟·写在〈坟〉后面》。
(6) 鲁迅：《而已集。答有恒先生》。
(7) 鲁迅：《三闲集·“醉眼”中的朦胧》。
(8) 鲁迅：《坟·论睁了眼看》。
(9) 鲁迅：《两地书·二四》。
(10) 见鲁迅《两地书·二》。按此小说指波兰显克微支所作《炭画》一书。1908年鲁迅与周作人译《域外小说集》时，周作人也将《炭画》用文言文译出，1914年在上海文明书局出版，1926年又由北新书局重印。《炭画》中女主人公农民来服之妇谒牧师契什克求救，牧师素以“聪明正直，常能赐以善言，慰其愁苦”著称，但对农妇仅作如鲁迅先生所引之语。《两地书》三七许广平致鲁迅函中，曾言阅读《炭画》事。此书反映农民痛苦甚深刻，鲁迅于开始介绍外国文学作品时即注意及之，故印象极深。
(11) 鲁迅：《坟·摩罗诗力说》。
(12) 同上。
(13) 鲁迅：《热风·随感录六十一》。
(14) 鲁迅：《三闲集·“醉眼”中的朦胧》。
(15) 见《瞿秋白文集》。
(16) 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17) 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18) 同上。
(19) 同上。
(20) 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21) 鲁迅：《两地书·八》。
(22) 鲁迅：《华盖集·题记》。
(23) 鲁迅：《坟·灯下漫笔》。
(24) 鲁迅：《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
(25) 鲁迅：《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
(26) 鲁迅：《两地书·二》。
(27) 鲁迅：《华盖集》。
(28) 卫俊秀：《鲁迅野草探索》。
(29) 鲁迅：《两地书·四》。
(30) 鲁迅：《华盖集续编·记谈话》。
(31) 鲁迅：《两地书·五》。
(32) 鲁迅：《两地书·一〇》。
(33) 鲁迅：《二心集》。
(34) 鲁迅：《集外集》。
(35) 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三）》。
(36) 鲁迅：《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
(37) 鲁迅：《坟·论睁了眼看》。
(38)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39) 鲁迅：《三闲集·序言》。
(40) 鲁迅：《三闲集·序言》。
(41) 鲁迅：《二心集·序言》。
(42) 鲁迅：《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
(43) 鲁迅：1934年5月16日致郑振铎信。
(44) 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
(45) 鲁迅：《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
(46) 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腊叶》。
(47) 鲁迅：《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
(48) 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
(49) 鲁迅：《南腔北调集·听说梦》。
(50) 鲁迅：《两地书·四》。
(51) 鲁迅：《南腔北调集·听说梦》。
(52) 鲁迅：《呐喊·自序》。
(53) 鲁迅：《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
(54) 鲁迅：《两地书·五三》。
(55) 鲁迅：《两地书·六九》。
(56) 鲁迅：《华盖集·北京通讯》。
(57) 鲁迅：《两地书·二》。
(58) 鲁迅：《坟·写在〈坟〉后面》。
(59) 鲁迅：《三闲集·序言》。
(60) 鲁迅：《而已集·答有恒先生》。
(61) 鲁迅：《二心集·序言》。
(62)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63) 鲁迅：《三闲集·在钟楼上》。
(64) 鲁迅：《而已集·〈尘影〉题辞》。
(65) 鲁迅：《坟·论睁了眼看》。
(66) 见《鲁迅在广东》一书。
(67) 鲁迅：《南腔北调集·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68) 鲁迅：1934年10月9日致萧军信。
(69) 鲁迅：《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