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中国西南重镇重庆迎来历史性时刻。经过中央慎重决策，重庆脱离四川省，成为中央直辖市。在改革开放浪潮中，这一举措意味深远。新中国成立以来，只有北京、上海、天津享有直辖市地位。

如今，内陆腹地的重庆获此殊荣，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这座巍巍群山环绕的都市，又将开启怎样的全新征程？让我们追溯那段峥嵘岁月，揭开重庆直辖的神秘面纱，见证一代伟人的深谋远虑和战略抉择。

巴渝大地屡为省会

早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时，重庆就已经是巴郡的郡治所在。秦始皇派遣了八县的县令在此驻扎，开始了重庆作为一方行政中心的历史。重庆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其成为当时南方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重庆不仅在政治上举足轻重，其工业基础也十分雄厚。无论是作为巴郡郡治、陪都，还是三线建设的重镇，重庆始终在西南地区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座城市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历史底蕴，为其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提供了决定性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成为了四川省下辖的一个市。尽管其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仍然突出，但在行政隶属关系上，重庆却不得不服从于省级政府的管辖。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直到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提出了一个颇具远见的设想，重庆的命运才开始发生转折。

天时地利四点俱全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幕已经拉开。作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公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邃的战略眼光，审时度势，为重庆这座古城的未来指明了方向。

重庆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是其能够在西部大开发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关键因素。重庆地处长江上游，是連接西南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

通过三峡大坝的建设，重庆可以直接通过水运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相连，极大地促进了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邓公深知，重庆在连通西南与长江经济带中举足轻重，发展重庆就是发展整个西部地区的关键一步。

重庆与四川省在经济体量和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异，也是促使中央决定将重庆划出四川的重要原因。当时的四川省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管理难度很大。重庆作为四川省的经济重心，却长期受到省内其他地区发展水平的制约。

邓公敏锐地意识到，重庆只有脱离四川，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才能充分发挥其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引擎作用。

重庆直辖与三峡工程的建设，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三峡大坝的修建，不仅可以有效控制长江流域的洪涝灾害，还可以为重庆等地提供充足的清洁电力，为工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重庆的直辖，则为三峡工程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和物资保障。可以说，没有重庆的直辖，三峡工程的建设就难以想象；而没有三峡工程，重庆的腾飞也就无从谈起。

最后，重庆直辖还与邓公当时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有着内在的联系。邓公曾经设想，重庆可以成为内地与港澳台地区经济合作的桥头堡。通过赋予重庆一定的经济管理自主权，可以更好地吸引港澳台地区的投资，促进两岸四地的经济文化交流。重庆直辖，既是西部大开发的需要，也是＂一国两制＂的一次有益尝试。

抉择迟来终有时至

早在上世纪80年代，邓公就已经提出了重庆直辖的设想。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设想在当时并没有付诸实施。直到90年代中期，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和三峡工程的启动，重庆直辖的议题才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

从邓公首次提出设想，到重庆直辖最终实现，整整经历了10余年的时间。在这10多年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进行了反复的调研和论证，克服了重重阻力，最终在1997年做出了重庆直辖的决定。这一决定，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行政区划调整，更是一次关乎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抉择。

对于重庆和四川而言，这次＂分家＂绝非易事。重庆一直以来都是四川省的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两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交织，难以分割。

况且，重庆直辖也意味着四川省要失去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极，这对四川省的发展无疑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于重庆来说，脱离四川省的管辖，意味着要独立承担起区域经济发展的重任，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站在全局和长远利益的角度，重庆直辖势在必行。这不仅仅是为了重庆自身的发展，更是为了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的崛起。作为连接西南地区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节点，重庆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无可替代的战略地位。只有赋予重庆更大的自主权，才能充分发挥其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引擎作用。

西部崛起新境界开

在邓公的卓越推动下，凭借广大干部的积极落实，这一百年战略最终得以实现，为大西南的发展注入了强心剂。

重庆被设为直辖市后，经济上摆脱了地方负担，开启了自身的改革与对外开放建设。特别是在解决老旧城区拥堵、环境脏乱差等问题上，重庆进行了彻底整治，成效显著。

随之而来的是高速公路和铁路建设的加速推进，为连接大西南地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峡工程的顺利竣工，根本性地治理了长江水患，释放出黄金水道的巨大经济潜力，进一步促进了区域发展。

在过去二十年中，重庆的经济总量实现了十余倍的增长，逐渐成为中国西南地区改革开放的核心枢纽。云贵川等西南省份以重庆为纽带，打开了对外开放的窗口，通过输出产品和引进投资，带动了整体经济的飞速发展。这二十余年的实践和成果，充分证明了当年总设计师在大西南所绘制的战略蓝图，是一个高瞻远瞩、极为成功的大战略。

事实上，重庆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划，曾两次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省级行政单位。第一次是在秦始皇时期，设立八县治理重庆，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随后划归四川管辖。第二次则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将重庆设为战时陪都，全面搬迁至此，重庆成为当时的战略大后方和全国的战略核心。

重庆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抗战期间，日本曾派遣主力部队全力进攻重庆的门户石牌，然而在天险的地形下，日本军队最终败北，彻底挫败了其亡我中华的野心。建国后，毛主席发现我国的轻重工业仍然延续了国民政府时期，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虽然这种布局能够充分发挥东部地区的交通和经济优势，但在国际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一旦遭受外敌入侵，工商业体系将面临重大打击。

鉴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深刻教训，伟人提出将部分轻重工业搬迁到内陆地区的战略，重庆自然成为战略规划的重点。至今，重庆仍是我国西部重要的国防工业基地，拥有良好的工商业基础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带动大西南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邓公作为一位四川人，对重庆有着深厚的感情。然而，为了全局战略和西部大开发的需要，将重庆设为直辖市，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今天，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人们已不再质疑这一战略的正确性，重庆也真正成为西南对外开放的最主要口岸，展示了其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重庆的发展历程不仅体现了国家战略的远见卓识，也展示了地方政府和广大干部的不懈努力。未来，随着更多政策的支持和经济的持续发展，重庆必将在大西南乃至全国的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继续引领区域经济的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