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明洪武三十年（1397），这是明太祖朱元璋生命的倒数第二年。这年的二月，明王朝将在应天举行三年一度的会试，全国人才的选拔对于新生的明王朝政权自然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明太祖朱元璋肯定也就十万分重视，他经过再三思量，最终决定让85岁高龄的翰林学士刘三吾为主考官，主持丁丑科殿试。

刘三吾等一众大臣也深知科举之重，于是本着一颗公平公正之心，仔细、反复阅卷筛查后，三月发榜，共录取五十一人。但也就是此时出了事，《明朝小史》记载：“洪武三十年丁丑科，试官刘三吾、白信稻，取宋琮等五十一人，中原西北士子无登第者。”榜上五十一人皆为南方人，北方学子无一人上榜，北方人全数落榜这是前所未有的大事，于是会试落第的北方举人联名上疏，告考官刘三吾等考官徇私舞弊。

这等大事，朱元璋也十分恼怒，派侍读张信等大臣严查，经过两个月的反复查证，他们得出的结论竟然是所录取51人皆是真材实料，考官毫无徇私舞弊。这下一来北方籍的大臣和学子都无法接受这一结果，朝廷一时之间争吵不断，隐有地域分裂之象。五月，朱元璋下旨，斥责本次科举的主考刘三吾等人为“蓝玉余党”，一时间被砍头的砍头，被流放的流放。六月朱元璋亲自策问，另取六十一名，全系北方人，故被称北榜。

自南北榜后，明朝的科举录取不再全国统一，分成了南北榜，各学子按照其所处的地域进行排名，分别录取出贡生后，再统一参加殿式。

南北榜案的未解之谜和深刻后果被称之为明朝一大悬案。最大的争议就是考官们是否真的徇私舞弊，让南方考生走了后门，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析一下。

首先是科举考试之中考官是否可以舞弊？自唐朝的武则天起，防止舞弊的方法就不断地进行了添加和更新，等到了朱元璋登基开科取士之时，他也选择了延用这些方法，例如糊名和誊录。最重要的是，自开科取士以后，每朝的律法中也明确做出了惩罚。在双重的监视之下，考官是很难舞弊牟利的。加上本案的主要人员刘三吾更是由于公平公正之名妇孺皆知才被朱元璋选作主考官，想让这样的人舞弊几无可能。

另外一点就是，日积月累的南北方文人水平差异。中国古代以北宋为分界线可化为两个中心，在北宋前期以前，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长安洛阳等黄河以北的地区为中心。但在北宋中后期，大批的文人、商人因为战乱开始不断南迁，特别是到了南宋定都临安之后，这一状况表现得更加明显和剧烈。这使得南方的政治经济不断发展，不仅逐渐追上了北方的水平，并且还有不断增强的趋势。待到金兵灭亡南宋，元蒙称霸中华大地的时候，北方的战乱已有多年，民不聊生，经济和文化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相比之下的南方则显得较为平静，经济文化也得到了空前的增长。而到了元末之时，朱元璋也是以南方为基础，逐渐拓展，发兵北征灭亡元朝。等到朱元璋登基称帝之时，南方的文化水平已经明显超越了北方，这样看来，第一榜所录之人无北方学子也确实情有可原。

南榜事件就如黑天鹅事件一样，巨大的意外性让所有北方人都不可接受，但是也确实是历史因素日积月累造就的结果。南北榜案结束以后最大的影响就是南方与北方的学子从此分开录取，表面上看暂时解决了明初之际最大的危机，北方明朝政治基础的危机，但也为明朝的覆灭埋下了祸根。

首先是解决了何种危机呢？明朝此时的首都是应天，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地理位置上属南方，以北之地被统一时间并不久，元朝的政治基础在北方也是影响深厚，许多文人学士受正统影响，部分仍对明朝统治较为激烈的反对意见，另一部分则是观望态度或者避世不出。《二十二史札记》中就记载了这一现象：“明初，文人多不仕。”最重要的是，元朝虽然覆灭，但是逃走的蒙古势力仍然在明朝北方盘踞，稍有不慎，明朝就会满盘皆输。此时的明朝统治就像刚冒出的新芽，不仅仅需要人才的细心培育，更需要一个相对安稳的社会环境。

科举不仅仅关系到考生个人的前程和荣誉，更是保持国家统一，维系社会安定的重要手段，而此时突如其来的南北榜案就不单单是科举场上公平性问题了。明太祖朱元璋就算知道刘三吾公平公正，但在动摇国本的面前也无暇他顾，这是稳固北方，收买北方人心的大好时机。于是也就毫不犹豫地牺牲一众考官，为新生的明朝换取蓬勃发展的未来。

既然赢得了发展的机会，那为何说它也埋下了祸根？南北榜自划分以后，明朝官场上的官员关系中的老乡关系，亦称之为“乡党”关系，就愈发重要了。随之而来的因地缘的拉帮结派，也就渐渐变成了常态。万历朝以后愈演愈烈的党争之中就不乏它们的身影，例如较为出名的“齐党”、“楚党”、“浙党”。而最终过度的党争造就了明朝日益昏暗的政治，消磨了明朝的气数，加快了明朝的灭亡，这恐怕也是明太祖朱元璋设立南北榜制度时所未料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