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的11月底或者12月初，我告别培养教育我的母校，参加新四军，走上抗日的战场。从此，我的人生开始了新的征程。这时，我刚满15岁。
来到新的家
那天，我带着学校党组织开的介绍信，步行十多里路，来到县委组织部，在那里转了关系，便直奔与县委机关同在一个村庄的县独立团政治处。经过哨兵的指点，很快找到政治处的住房。那是三间朝南的草屋，我跨进门槛，一看里面没有人，刚想退出来，忽然听到背后有人问道："同志，你找谁？"掉头一看，只见一个身材瘦削、脸色显得有点苍白的军人也跨进了房子。我连忙停下来回答说："我叫阮武昌，想找陈主任或者孙特派员。"因为刚才县委组织部的同志是这样交代的。他一听，不慌不忙地说："我就是孙中一，找我有什么事？"听说他就是孙特派员，我马上从口袋里掏出介绍信交给他。他拆开看过以后抬头朝我看了看说："你来的事，县委已经告诉过我们了，欢迎你到部队工作，并且欢迎你就留在我们政治处。"随后，他要我坐下来休息休息，他则站在一边跟我聊了起来。说是聊，实际上是对我进行的一次面试。当问完最后一个问题，他望着我点点头说："你读过中学哪，不简单哪，以后要很好发挥作用啊！"一副十分谦和亲切的样子。
后来知道，孙中一同志很早就参加了新四军，因为家里穷，入伍前只念过小学。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思想非常敏锐，综合分析能力很强。他身体不是很好，但工作起来常常忘了吃饭，更顾不上休息。当时他不但是团里的特派员，还兼任着团里的总支部书记，又兼任着如皋县政府公安局的副局长。一身而三任，忙得他一会儿在机关，一会儿在连队，一会儿局的副局长。一身而三任，忙得他一会儿在机关，一会儿在连队，一会儿在独立团，一会儿又在县政府。有同志跟他开玩笑，把这三个职务的第一个字拼接起来，叫他总特工（公），用来形容他的忙。他听了之后，一笑置之。另外，由于当时团政委这一职务是由县委书记周特夫兼任的，而周特夫的主要精力放在地方上，因此，政治处主任陈坚大部分做的是政委的工作，人很少在处里。也因此，政治处的日常工作实际上由孙中一同志主持。这样一来，他就显得更忙。此刻，他竟花了大半个小时和我"闲聊"，可以说是"忙里偷闲"了。
我们正聊着，陆续进来几个同志，他随即要我们互相作了自我介绍，并且要其中的一位同志替我到供给处去领取被服。不大一会儿，那位同志抱回来一条旧棉被和一套新棉军装。晚饭后，我穿着显得略大的新棉军装，背起刚刚学会打起来的方方正正的背包，高高兴兴地跟着大伙参加当兵以后的第一次行军。
午夜一点多钟，到达宿营地。住进房子以后，大家在地上铺好稻草，解开被包，我一看傻了！他们都有一条蓝土布，当做床单铺在稻草上面，而我却没有，只有一条薄薄的旧棉被。怎么办呢？我来部队的时候，把所有的生活用品都丢在学校里了，除了身上穿的一套衣服以外，其他的一样也没有带。因此，我有点为难了，心想看来只能直接躺在稻草上了。我的迟疑很快被孙中一发现了，只见他一声不响地拿起自己的床单，哗啦一声把它撕成两块，并把其中的一块给了我，叫我把它铺在稻草上面。随后，他又跑过来摸了摸我的被子，发觉不但里面的棉花很少，而且被絮已经被原来的主人蹬出了好几个大窟窿。于是他先把我的被子从边上搬到中间，这样挤在当中可以稍微暖和一点。接着又抱起一把稻草，均匀地铺在我的被子上面。为了防止稻草滑落，还仔细用背包带在被子上绕了几圈。然后指着稻草笑着对我说："睡吧！已经给你加了床'被子'啦！"我钻进被窝以后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也许因为刚换了个环境一下子不适应，也许因为被子薄冻得睡不着，也许因为过于兴奋没有了睡意。于是，脑子里便像拉洋片似的东想西想。想着这个新的家，想着入伍第一天所接触的这些令我难忘的事情，想着今后怎么工作？
第一次上火线
隔了没有多久，一天上午，处里的几个同志正在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孙中一笑嘻嘻地从外面走了进来。他招呼大家聚拢到一起以后轻轻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马上就要打仗啦！"听说要打仗，大家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接着孙中一进一步压低声音说："刚才团首长决定，再次攻打永安沙，时间定在明天夜里。"随后，他具体介绍了永安沙的情况和战斗的部署。他说，大家都知道，由于该岛位于长江江心的北侧，控制着长江的北航道，位置重要。所以7月份被我军解放以后，日军很不甘心，最近又派兵重新占据了该岛，并且在这个不大的小岛上构筑了两个据点，一个叫附七案，一个叫二案。这两个据点都各驻了一个伪军中队，日军还是和以前一样，不时派一个小队到岛上住上一段时间。这次我们只打附七案，由一营担任攻击任务。二案则由河东营负责监视，如果那里的敌人出来增援，就坚决堵住并相机歼灭。最后他说："这次战斗，我们政治处的同志……"说到这里，他停下来朝我看了看，接着又说："除了阮武昌同志留守后方以外，其他同志都去参加。"开始我听说要打仗了，心里非常高兴。可是后来听说要我留在后面，又急坏了。所以，孙中一同志的话一说完，我马上站起来要求说："我当兵就是为了打日本鬼子，现在机会来了，怎么能够留在后方呢？"孙中一听了以后笑笑说："想打日本鬼子还怕没有机会？你现在一身的疥疮，走路很不方便，怎么去打仗？"我连忙回答说："没有问题，不是今天不移防吗，我从现在起，连续搽上几次药，估计明天晚上会好一些，到时候肯定能够跟着部队一齐行动。"说完这些之后，我又补充了一句："反正不管好不好，我保证打起仗来绝对不掉队。"孙中一看我态度坚决，勉强答应说："那好，从下午起你就抓紧时间搽药，如果明天好一些了，就和大家一起行动。"一听说让我参加战斗，又乐坏了，会议一结束，连忙跑到卫生队去配药。疥疮这种皮肤病可能是因为长期睡在潮湿的地上引起的，因此当时在部队中比较多见，很多人有，也因此被大家戏称为"革命疮"。我由于突然改变生活环境，一下子不适应，加之年纪轻，皮肤嫩，所以被感染上了，而且还比较厉害。药取回来之后，赶紧烧了一锅热水，躲到一个角落里，借了一只小缸当浴盆，冒着隆冬季节的阵阵寒风，认认真真地洗了个澡，然后在患部反反复复地用力搽药。经过白天黑夜连续搽了几次，到第二天的下午，所有的疮面居然全部结了痂。当夜，终于如愿以偿，高高兴兴地和大伙一起行动了。
吃过晚饭，部队在周参谋长和陈主任的率领下，悄悄地出发了。那天夜里天特别黑，伸手不见五指。为了在黑暗中能看到前后的同志，不至掉队或者互相碰撞，每个人的手臂上都绑了一条白毛巾。一路上我的两只眼睛一直紧紧盯着前面同志手臂上的毛巾，生怕掉队。大约走了三个小时，到达了长江边。由于事先已经计算好潮汐，这时潮水刚退，江北岸到永安沙之间这一段夹江里的水不深，只到膝盖上面一点点。于是大家卷起裤腿，迅速涉水过江。在江里走了半个小时左右，便登上了永安沙。一上岸，先翻过了第一道江堤。走不多远，又翻过了第二道江堤。渐渐地离据点越来越近了，大家的脚步也随之加快。在走到离附七案还有两里多路的第三道江堤时，部队停了下来，团首长向一营的同志作了一番交代之后，便命令作战参谋在这里开设指挥所，而一营的同志则开始向据点隐蔽接近。这时，月亮已经从东边升起，站在江堤上可以隐约看到西南方向敌人炮楼里透过来的微弱的灯光。四周静悄悄的，偶尔从远处的村庄里传过来几声狗叫的声音。我们站在大堤上，静静地注视着前方，紧张地等待战斗打响。
"叭！""叭！"突然，从附七案方向传过来两声清脆的枪声，紧接着密集的枪声、手榴弹声和尖利的冲锋号声响成一片，打破了深夜小岛的沉寂。一个个火团也接二连三地在地面升起，黝黑的地在闪烁着的火光中时隐时现。战斗打响了！
可是，出乎大家的意料，枪声响了一阵以后，却渐渐稀疏起来，冲锋号的声音也听不到了，战场突然显得一片寂静。这是怎么回事？大家耐心地等着。等了好大一会儿，还是没有动静。我们都有点着急了，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周参谋长和大家一样，也有些着急，便叫一位参谋到一营去了解情况，并要这位参谋告诉一营的同志，如果因为障碍物影响了部队的前进，那就赶紧组织突击队清除障碍，同时组织好火力，然后再发起进攻。过了一会儿，那个参谋回来报告说，炮楼外面的壕沟太深，篱笆又密，敌人的火力也比较猛，以致攻击受挫。现在一营的同志正在调整部署，准备作第二次攻击。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枪声再一次大作，冲锋的号声也再一次响了起来。大家听了很高兴，以为很快会有捷报传过来。然而和前一次一样，响了一阵以后，枪声和号声又慢慢停了下来，周围又是一片寂静。看着这情况，大家更加着急。这时周参谋长看了看手表对陈主任说："已经两点半钟了，再打不下来恐怕不能再打了。"陈主任没有作声，只是点了点头。不用说，他俩心里都很清楚，再过两个多小时天就亮了，江里的潮水也涨上来了，如果不能在天亮之前撤离永安沙，江水涨上来以后，日军的舰艇就可以开过来封锁江面，加上二案的敌人再赶过来增援，我们就将被围困在四面都是江水的小岛上，孤军背水作战。周参谋长见陈主任没有意见，便叫一个参谋到河东营去传达命令，要他们半个小时以后，按照原来的线路撤回江北。接着，他转过头来对我说："阮武昌同志，你马上带个侦察员到前面去，告诉一营营长，仗不打了，把部队撤到这里来。"我第一次领受这样的任务，为领导对我的信任感到高兴，因此也没有多问一句，连忙说了声"是"，便和侦察员跳下大堤，朝据点方向跑去。
这个侦察员是个老兵，身材高大，他每走一步我要走上两步才能跟得上他。所以，一路上我拼命移动双脚，喘着粗气紧紧跟在他的后面。这时，与其说是我带着侦察员，倒不如说是侦察员带着我一路奔跑。当我们走到离敌人炮楼还有100米左右的地方时，看到一营的营长和教导员正站在一条小河沟里，部队则分散匍匐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我快步走到他们面前，也顾不上敬礼，喘着气说："参谋长让我来告诉营长和教导员，仗不打了，部队撤到团指挥所那里去。"营长是位老红军，文化不高，平时作风大大咧咧，更不会抠什么字眼。可是此刻听了我传达的命令，却愣了一下，接着非常严肃地问我："是立即撤吗？"他在"立即"这两个字上特别加重了声音。营长这一问，倒把我问住了。因为我记得参谋长没有讲"立即"两个字，但我又不敢肯定。于是像做错了什么似的嗫嗫地说："参谋长就是像我刚才那样讲的，要不我再回去请示一下。"营长听了我的回答以后没有吭声，似乎在考虑怎么执行命令。就在这时候，突然听到"轰"的一声巨响，抬头一看，在我们前面不远的地方，冒出来一个火团，紧接着，竹篱笆一下子噼噼啪啪地烧了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刚才一个战士悄悄爬到篱笆前面，连着扔了两个土造的手榴弹，由于这种手榴弹的体积比较大，里面装的炸药比较多，这一炸，结果引燃了竹篱笆。由于竹竿子很干燥，火势便迅速蔓延。这时，匍匐在河沟里的战士们趁机一跃而起，高喊着"冲啊！杀啊！"的口号，奋勇爬上河沟，跨过篱笆，大步向炮楼冲过去。
瞬息之间，情况大变！现在再也用不着讨论是不是"立即"撤退的问题了，营长和教导员丢下我，一转身就带着部队冲上去了。我一见此情景，向侦察员招了招手，也跟在营长后面冲了上去。营长看到我也跟上来了，转身大声对我说："阮干事，还是请你回去向参谋长报告一下这里的情况吧，我就不另外派人去报告了。"我一听心想也是，应该让团首长了解这里刚才发生的一切。于是迅速转过身，和侦察员按原路跑步返回指挥所。等我跑到参谋长面前时，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参谋长一听完我的报告，用力把手一挥，说声"上，大家一起上！"就迈开大步向前冲去。自然我也随着大伙，再一次向炮楼跑过去。熊熊燃烧的大火把天边映得通红，我们在火光的映照下，迅速翻过壕沟，越过还在冒烟的竹篱笆，冲进据点。进去以后和部队一起，分头搜索躲在各个角落里的敌人，收缴枪支弹药和各类物资。一个中队的伪军，除了十几个被打死以外，其余全部被我们活捉。武器、弹药也缴获了一大堆。等到把战场打扫干净，天已经快要亮了。部队迅速撤离据点，向江边走去。
我正准备跟部队一起往回走，陈主任突然把我叫住，要我等一等。过了一会儿，他把我拉到一边交代说："现在你不要走，留下来负责掩埋好几位牺牲的烈士的遗体。"他并且派了一个侦察员跟着我，要我天亮以后想办法找到当地政府的同志，请他们协助办理。最后，他又把部队回到江北以后的宿营地写了下来，交给我，要我完成任务以后直接赶到那里去找部队。
部队走后不久，天就亮了，我正想去找当地政府的同志，没想到他们主动来了。一看到他们，就和他们商量掩埋烈士遗体的事。他们一听，满口答应，随即买来几副棺材，找了一块地势较高的空地，并且请来几位附近的农民，帮助挖了几个大坑，把烈士遗体轻轻放进棺材，再把棺材抬进坑里，然后用土均匀地撒在棺材上面。埋好之后，我们又在每个坟顶上放了几支野花，恭恭敬敬地向烈士们鞠躬致敬之后才慢慢离去。
等到办完这一切已经是中午时分了，肚子里开始咕咕叫了，这时我才想起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已经将近二十个小时粒米和滴水未进了，于是就和区政府的同志一起，简单吃了点东西，然后乘着由他们找来的一条小木船返回江北。小船行驶到江心时，忽然听到西北方向传来一阵马达的声音，轰轰轰地由远而近。敌人的巡逻艇过来了！我和侦察员立即打开子弹已经上膛的驳壳枪的保险，随时准备战斗。船工则拼命用力划船，加速前进。还好，由于这一段江面不宽，我们的船又加快了速度，因此在敌人的巡逻艇还没有来到之前，便安全抵达江北。上岸之后，步行了两个小时左右，于下午三点多钟赶到部队的驻地。见到陈主任，详细向他汇报了善后工作的情况。他听了之后很满意，要我抓紧时间睡一会，说是晚饭之后部队还要移动。这时我才感到确实有点累了，马上抱了一把稻草随便找了个地方躺了下来。一躺下便很快进入梦乡，在梦里只见一道道火光在眼前不停地闪烁，耳朵里也一直响着乒乒乓乓的枪声。
在部队过的头一个春节
经历了入伍后第一次战斗后不久，就赶上在部队过的第一个春节。
由于整个形势逐渐好转，当时部队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每天都要移防了，那次，我们就在一个村庄连着住了三天，过了一个比较安稳的春节。
除夕上午，一时没有什么事情，我便和房东老大娘闲聊起来。老大娘看我年纪比较小，关切地问我："你多大啦？年纪这么小就出来当兵，不怕苦吗？"没等我回答又问道："明天就过年了，想不想家？想不想爸爸妈妈？"我笑着回答说："要是都怕苦，都恋家，那日本鬼子靠谁来打？"老大娘听了我的回答以后，连忙点点头说："你说的对！说的对！"接着她显得很骄傲地告诉我，她的儿子也在我们部队上，当兵快两年了，也没有回过家。后来又以一种自豪的神情悄悄对我说："他在你们主力上呢！听说主力打仗更厉害，是吧？"她眯起眼睛问我。"是的！"我笑着回答说。"那真好！我就盼着他狠狠地教训教训那些东洋鬼子！"说这话的时候，她显得一副很认真的样子。
正说着，孙中一同志从外面走进来，交给我一封信。交信时特别说了声这是你的信。"我的信？"我感到很惊奇！因为自从日本兵来了以后，我们那里已经没有邮局了，民间信件的邮递已经停止，只有一个半军事性质的交通站，但它只负责传送党政军单位的公文。所以一听说是我的信，自然感到惊奇。而且，几个月之前我来部队的时候，并没有告诉父母亲，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在哪里，怎么会把信寄到这里来的呢？拆开一看，这才知道原来他们在学校放假以后，没能等到我回家，非常着急，几经打听，才知道我当兵了，于是想方设法通过熟人找到交通站，写了这封信，并且恰巧在除夕的上午送到了我的手里。在我看信的时候，孙中一一直站在旁边，注意着我。后来看到我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这才放心地问我是不是父母亲写来的？家里有没有什么事情？我说是的，家里没有什么事情。他又问，要不要写封回信？我说不需要。听了我的回答，他再一次建议我写封回信，说是好让父母亲放心。可我还是说没有什么事，不需要写。这确实也是我的真心话，因为当时脑子里除了革命工作以外，几乎其他什么个人的事情都不想。这也可以说是我们那一代热血青年的可爱之处。现在想想这种热情固然可爱，但有时不免失之于片面，像这件事情就表明太不理解天下父母心。
午饭以后，处里的几个同志正在休息，二连的王连长和石指导员兴冲冲地来到我们政治处，手里还拎着一副猪肝。一跨进门槛，石指导员就扯起嗓门喊道："恭喜恭喜！给你们拜早年来啦！"接着王连长扬了扬手上的猪肝不无得意地说："空手拜年不像话，一副猪肝送给特派员，表表我们的心意。"本来孙中一已经站起来准备和他们握手，可听说给他送猪肝，马上把手收了回去，同时连忙质问连长是怎么回事？王连长一听，这才认真地说："大家都知道特派员身体不是很好，刚好连里今天杀了口猪，司务长特意把猪肝留下来，给你补养补养身体。"孙中一听了连长的回答以后严肃地说："我的供给关系又不在你们二连，怎么可以吃你们花钱买来的东西呢！"石指导员听了以后哈哈大笑说："就一副猪肝，能值几个钱？"这一说不要紧，惹得孙中一板起面孔生气地说："值几个钱！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要知道，就是一分钱也是战士们的血汗。"接着他又说："如果让我吃了你们花钱买的猪肝，不但补不了身体，相反还会给我留下一个除不掉的心病。"话说到这种程度，两个人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只好悻悻地把猪肝拎了回去。当时我们几个人在一边听了他们的这番对话以后，也很受教育。是啊！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小处不注意，往往会铸成大错。守住小处，也就是守住了做人的底线。
一次鸟枪换炮的伏击战
过了春节以后，部队就开到几个敌人据点的附近，来回移动，寻找打仗的机会。
4月上旬的一天，我们根据情报站提供的情报，在如（皋）黄（桥）公路上的一个点设伏，准备歼灭预计从这里通过的一个营的伪军。黎明之前部队就进入伏击圈，大家一动不动地趴在小麦地里，等候敌人到来。可是直等到太阳当头，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没办法，只好在麦地里草草吃了点午饭，然后趴在那里继续守候。从早晨等到上午，又从上午等到太阳下山，等了整整一天，却没有见到一个伪军。大家非常懊恼，纷纷猜测是怎么回事？是情报搞错了，还是部队的行动暴露了呢？有的干脆埋怨情报站送的情报不准确，让我们白等了一天。无奈，天黑之后只好无精打采地撤离伏击圈，返回驻地。
过了十多天，情报站又送来情报，说还是那股敌人，18日早晨还是按照原来的路线，从加力调往如皋城。这才弄清楚，原来上次既不是情报搞错了，也不是我们的行动暴露了，而是敌人调防的时间临时推迟了，结果让我们白等了一天，还让情报站受了冤枉气。这次为了更好地保密，伏击点换了个地方，改在距离上次那个点十多里路的谢家甸。部队进入伏击地的时间也提前了，下半夜就悄悄进入谢家甸北边的一大片麦地。为了防止走漏风声，进入伏击圈以后，还立即对周围地区实施封锁，所有人员只准进，不准出，一直到战斗结束。
黎明前的露水把衣服淋得湿漉漉的，带来一丝凉意。但是大家顾不上这些，只是盼着早点天亮。渐渐地东方开始泛白，我们也着手作进一步的战斗准备。随着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大家紧张的心情也一分一分地增加，一个个竖起耳朵，睁大眼睛，密切注视着公路上的动静。突然，守在最前面的侦察员低声传来报告说："来啦！来啦！"于是有枪的都把子弹推上了膛，使用红缨枪的也把枪尖紧了又紧。不一会儿，果然看到一队伪军从西边大摇大摆地朝我们走了过来。当他们走到距离我们只有几十米的地方时，参谋长立即下达了战斗的命令。当他铿锵有力的"打"字一出口，战士们在冲锋号的指挥下一拥而上，向敌人冲了过去。这时，乒乒乓乓的枪声响成一片，手榴弹一个接着一个在敌群中爆炸，明晃晃的刺刀和红缨枪也在敌群中四处挥舞。遭到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伪军如丧家之犬，只顾拼命逃跑。我们一路追赶，一路缴枪。不到两个小时，战斗胜利结束。这次战斗打得非常漂亮，可谓干净利索。我军仅以几个战士轻伤的代价，全歼伪军一个营，俘虏营长以下二百余人，缴获轻、重机枪各三挺，小炮四门，步枪三百余支，以及大量的子弹。
本来二连战士手里拿的都是红缨枪，经过这次战斗，全部背上了当时算是比较好的"中正式"步枪，另外还配备了三挺轻机枪。这下真是"鸟枪换炮"了，笑得他们几乎合不拢嘴。一、三连的战士也都把子弹袋里用来冒充子弹的高粱秆掏出来扔掉，换上真正的子弹。有的战士一边扔，一边还开玩笑说："再见了，伙计！谢谢你们以前为我们撑了门面。"因为在这以前，我们每个战士的身上都只有三、五发子弹。为了不让人从瘪瘪的子弹袋发现没有子弹的秘密，所以就把高粱秆截成和子弹一样长短，放在子弹袋里冒充子弹。至于那三挺重机枪和四门小炮，却被分区调走了，说是调给主力部队用。作为鼓励和安慰，分区调给我们两门由苏中军区兵工厂生产的土炮。这种炮的炮身很矮，炮筒也很短，而且只能近距离平射。这下不是"鸟枪换炮"，而是"炮换鸟枪"了。尽管大家很不乐意，但是当时我们是地方部队，只得服从。然而没有想到，后来大反攻的时候，这两门不起眼的土炮，还几度发挥作用，立下了功劳。
战斗之后大家很高兴，孙中一也很开心。可是一天上午，他从团首长那里回来以后，忽然显得有点闷闷不乐。大家感到很奇怪，都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又不敢问。第二天早饭以后，他突然把我叫到一边，问道："上午你有空吗？有件事想请你帮助一下。"平缓的声音和商量的口气，使我感到非常意外。我连忙回答说："有空，有空。"听了我的答以后他接着说："其实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就是想请你帮我给分区首长写个报告。"听说是帮他写报告，我暗自想，这下真的要让我这个中学生发挥点作用了。后来通过他说我写，这才知道原来分区要他到政治部去当科长，也就是说由营的职务提升为团的职务。可是他却推荐另外一个同志去担任，自己则要求继续留在下面工作。理由是那个同志更适合担任这个职务，而自己则更愿意呆在战斗和工作的第一线。听着这些，我一面写，心里一面想：这是多么纯洁的心灵！又是多么高尚的品德！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心里装的全是革命！今天，当我回想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联系到当前的一些情况，感受更加强烈。因为现在有不少人在名誉和地位面前，不但不是推，而且还拼命地争；不但不是谦让，而且还公然伸手。有的为了升官发财，甚至不择手段，什么样肮脏的事情都做得出来。其灵魂之丑恶，品质之低下，较之孙中一同志的美好心灵和高尚行为，真是天壤之别。
再说孙中一把报告送上去以后，像是放下了一个包袱，重又恢复了原先乐呵呵的样子。然而令他想不到的是，分区首长不但没有同意他的要求，还要他赶快去分区报到。无奈，他只好服从命令，到分区上任去了。和他这一分别就是30多年，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才又恢复了联系，这时他在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担任副部长。一次，他因事来上海，我到招待所去看望他。虽然时隔30多年，他还是那个老脾气。当谈到当前革命队伍内部的一些腐败现象时，他非常气愤。尽管讲话的声音不如当年那么洪亮，但在沉稳中显得坚定。他仰着头，眼睛看着前面，掷地有声地说："武昌同志啊！咱们可不能忘记过去呀！一定要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坚决维护革命队伍的纯洁。"他这话像是对自己说的，也像是对我说的，也像是对着所有人说的。
他走之后，我们又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有一次还渡过长江，配合兄弟部队在江阴打了一仗。那一仗，我们团除抓到几十个俘虏以外，还第一次缴获了几门掷弹筒。
时隔不久，全国形势大变！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经历了多年艰苦残酷的相持阶段之后，终于迎来了盼望已久的大反攻。
【阮武昌，江苏如皋人，1929年8月出生，194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底参加新四军，1945~1946年先后担任新四军苏中军区如西独立团政治处统计干事、新四军1师1旅政治队学员，1949年在23军67师201团先后担任政治处宣教股宣教干事、军士队副政委。他先后参加过盐城战役、高邮战役、苏中战役、鲁南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抗美援朝战争等；1983年担任上海警备区副政委，1989年离休后致力于新四军历史研究，并担任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目前任该会名誉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