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中国近代发行彩票活动始于民间，1886年前后，杭州刘学询在北京会试时发行的“闱姓”，一般认为是至今能够追踪到的“原始彩票”。其规则是，将应试者每人的姓印在纸上定价出售，由购者选填中榜者的姓，发榜后，按猜中的多少依次获得头、二、三等彩，科举未废时，“闱姓”风行于广东，光绪初年曾抽“闹姓”，捐以助军饷。
现代彩票最早于19世纪中叶由西方引入我国，至清末光绪年间已颇为盛行，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的《申报》上，即有各类彩票发行广告20多则。
清末彩票最初由洋商在华发行，是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经济掠夺的重要手段。但其“以微资攫获巨款”的特点及其操作方式的公开，对广大市民阶层颇具吸引力。受彩票业敛财获利功能的诱惑，我国商人及地方政府也随之积极参与进来。从若干清末彩票实物来看，除中外商行外，湖北、安徽、四川、吉林等地方政府均曾多次发行彩票，而官方彩票的发行除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外，还被用作赈灾、兴学、筹饷等。从票面来看，清末彩票有木刻、石印、铅印等多种印刷方式.票幅及内容等亦各不相同，但官方彩票的票面却颇为相似，每张长宽约为20厘米×8厘米，均载明彩票名称，如“奏办湖北签捐彩票”、“奏办江南赈灾彩票”，以及彩票号码、发行价格、发行总量、开彩时间、兑奖办法等，并于周边绘有图案。发售彩票常配以精致的纸袋，上绘吉祥图案及文字，将彩票的促销与广告巧妙地结合起来。
中国近代由地方政府正式发行的彩票是清朝末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批准发行的“湖北签捐票”。此彩票是单枚，彩票正面是一幅蛟龙珠图，背面是开奖的有关知识并配以英文，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吕宋彩票》、《江南筹办义赈彩票》、《益阳商会善后有奖券》等等。此后，浙、皖、鲁、豫、湘、甘、粤等省相继发行了各省的彩票。清末，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为筹集军饷或支付官廷耗资，以及搜刮百姓钱财而发行了大量彩票。
清末彩票卖得十分火爆。1901年，全国彩票销售中心的上海，正式注册的彩票公司就有11家，每月销售17万张彩票，销售额达到85万元，这个数额还不包括一些未经注册的小公司。1903年，在华中重镇武汉，彩票店星罗棋布，有记者报道说：武昌“每一大街，长不过二百码，而售彩票者，竟有四家；凡彩票之店，装饰华丽，颇动人目”。又说：“大街小巷，招牌林立者，售彩票之处也；儿童走卒，立谈偶语者，买彩票之事也。”到1905年以后，上海的彩票公司加大彩票发行量，相应地增加头彩的彩金，各省争相仿效，湖北彩樯公司、安徽铁路彩票公司的头彩都达到了10万元。当时中国很多民营企业的创办资本不到10000元，10万元是一家中型企业。如果头彩得主将彩金用于投资，可以稳稳当当地做个企业家，成为小城市里的大阔佬。
每期彩票，头彩只有一个(有的公司开双彩，头彩有两份，但彩额相应降低，实际是一回事），而博彩者是一支庞大的队伍，必须要让相当数量的人满意，才能维持他们不变心。对此，彩票公司是很舍得拿出钱来的，返彩率达到70%左右。清末的博彩者，只要是中了彩，所得到的就能令人满意。1990年外商在上海设立的广益公司是当时最有名气的彩票公司。公司每月发行彩票10000张，每张5元，共得销售款50000元，彩票公司拿出其中的75%即37500元用于返还中彩人，各个等级的得彩情况如下：
头彩1张，得彩10000元。
二彩1张，得彩4000元。
三彩1张，得彩2000元。
四彩2张，得彩各500元。
五彩10张，得彩各100元。
六彩30张，得彩各50元。
七彩840张，得彩各20元。
头彩附彩2张，得彩各300元。
二彩附彩2张，得彩各200元。
三彩附彩2张，得彩各100元。
以上得彩总张数891，占彩票发行额10000张的9%，这就是说，按平均率计，每买11张彩票，就有一次中奖机会。买11张彩票的花费是55元，即使中的是末等七彩，也可得20元，钱花得并不算太冤，运气好的还可以得到更多，甚至中个一、二、三等奖也说不定，所以许多人都想去碰一碰运气。仔细琢磨一下这张彩金等级表是很有意思的，公司的彩额分配很有讲究；基数特大，末等的七彩840张，占全部中彩的彩票总共891张的90%
以上，有意鼓励市井小民多多参与；头彩特重，刺激有钱人多买。公司把全部彩额的大部分放在末彩与头彩中，有钱的多买，无钱的捧场，彩票岂能没有市场。
民国初年，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曾明令禁止发行彩票。民国7年，即1918年以后，各省督军发行各种以“善后”，“济实”、“慈善”为名的彩票，此业又遍布全国，如“湖北军事善后有奖义券”、“湘赈慈善救济券”，“浙江绍萧塘工券”，“山东兴业票”，“中华利济票”、“博山玻璃票”以及“吕宋发财票”，旧上海跑马厅的“香槟票”等等。1929年，国民党浙江政府曾以“西湖博览会有奖游券”为名发行过彩票，但数量不大。国民党上海政府也在同年发行过“珠宝奖券”、“房屋奖券”等。
1933年5月，国民党中央政府发行了“航空公路建设奖券”，并公布了《航空公路建设奖券条例》，规定“国民政府为筹集发展航空筑路经费起见，每年发行不记名券4次，每次50万张，每张售价计‘国币’10元……”；还规定“每次发行所收券款，由国民政府提出50%，内除发行及办公费和代销手续费外，概充发展航空及筑造公路经费。其余50%作奖金，其等级分配如下：一等奖一张，独得洋50万元；二等奖二张，各得洋10万元，共20万元：……总共中奖5.0645万张，共计249.991万元”。以后国民党中央政府还发行了“黄河彩票”等。另外，国民党浙江省政府还于1929年发行了“西湖博览会有奖游券”：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发行了“珠宝奖券”，“房屋奖券”等等，总之，旧中国的彩票，由于管理不严，发行过滥等原因，出现了许多弊端，在社会上留下了不良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取缔的彩票业。随着时代的进步，世界彩票业正朝着造福于社会和民众的方向发展，世界各国发行彩票的收益大都用于教育、体育、福利、市政建设等方面。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彩票以崭新的面目得以在我国重现，并日益为中国的百姓接受和认可。从1984年10月出现的新中国第一张体育彩票——“发展体育奖·一九八四年北京国际马拉松比赛”奖券，到1987年8月全国发行的“社会福利奖券”，起步虽晚，但发展很快。1987年国务院批准民政部门发行彩票后，各地即开始了“彩票大战”，大量的非法彩票充斥市场。
据统计，1988年至1990年，以各种名目发行的彩票多达50种以上，覆盖了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内容涉及金融、基建、广告、体育、电影、旅游、住房，购物等等，主办单位有三种情况：一是行业主管部门同意发行的，二是地方政府批准发行的，三是以基金会名义发行的，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商业企业大搞有奖销售，其中以促销为名变相发行彩票的有之，以有奖销售为名行推销滞销商品为实的有之，以虚假的有奖欺骗群众的有之，这种混乱状况，严重干扰了合法彩票的发行，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当时上海一个音像公司，联合8个市电视台在苏、浙、沪发行有奖销售卡，发行量一次竟达2千万元，省以下行政单位，甚至基层单位也有不少搞类似有奖集资活动的。当时滥发彩票已经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一是硬性摊派。有的主办单位发行彩票搞短期行为，既无发行机构，又无固定销售人员，靠行政手段向下摊派或变相摊派，引起群众不满；二是任意提高发行成本。降低集资效益，实际是中饱私囊，肥了主办单位；三是乱拉资金。有些地方用发行彩票所筹资金，盲目建设，重复建设，扩大了计划外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四是彩票粗制滥造，给人以可乘之隙；五是外商涉足，造成资金外流等等。
针对上述问题，国务院曾于1991年、1993年先后两次发出《关于加强彩票市场管理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彩票市场管理的通知》。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颁布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包括有奖销售中舞弊在内的各种混乱现象进行了法律规范，有力地扼制了商业有奖销售中的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
从1993年到1994年5月中央两办通知下发之前。这一期间，国家紧缩银根，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各地看到彩票的高集资功能，以省市政府名义批准发行了一些地方彩票。为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于1994年5月31日联合发出《关于严格彩票市场管理禁止擅自批准发行彩票的通知》。《通知》重申了彩票发行批准权集中在国务院，要求各地对当地彩票市场进行一次自查，清理。《通知》还明确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务院主管彩票的机关，并要求会同民政部、国家体委和国家工商局等部门，认真做好彩票市场的管理工作。
经过清理整顿之后，目前，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在全国发行的彩票有，从1987年开始发行的中国福利彩票，以及从1994年开始，为召开大型综合性体育运动会筹集资金而一次性限地区发行的体育彩票。同年由国家体育总局成立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统一负责在全国范围内发行“中国体育彩票”。
1987年6月，“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成立，制定了《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章程》。同年8月，“社会福利奖券”在全国各地公开发行。从此形成“福利奖券”和“体育彩票”两大系列，并颁布各自发布了《彩票管理暂行条例》，标志着中国彩票进入正规化、法治化轨道。1993年11月，香港召开“国际彩票组织第十二届代表大会”，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奖券发行中心被正式接纳为该组织成员，1996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加入国际彩票组织。从此，中国彩票开始和国际接轨，并步入国际彩票业舞台。
同时，为了规范彩票市场，保护彩票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我国于2009年制定了《彩票管理条例》。该条例明确了彩票的定义、发行、销售和开奖的原则，规定了国务院财政部门的监督管理职责，并禁止了未经特许的彩票发行和销售行为。
在彩票的设计上，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审美的变化，彩票的票面设计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例如，福彩“龙票”在变迁中展示了福利彩票成长的轨迹，其面值由单一化向丰富化过渡，票面设计也融入了更多的文化元素和艺术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