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受罪

1．标准光头

要把我们一年级学生弄去进行两个月集中军事训练的事，是快放暑假前不久，军事教官告诉我们的。

我们这位军事教官的文化不高，口才也比较钝，在他的嘴里似乎除了喊"立正""稍息""蒋委员长万岁""绝对服从蒋委员长"之外，就再也没有多少词汇了。同学们说他和其他的军事教官一样，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其实不很准确。他们的头脑也并不很简单，至少在观察我们学生的所谓"异动"中。

那一天我们从机场回来不久，他就到我们班上来追问，是谁在机场带头叫喊"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这类口号的。可是问来问去，谁也说不上来到底是谁带头喊的。不过我们奇怪，不是蒋委员长已经同意抗日了吗？为什么拥护他抗日，也不对呢？军事教官严厉地说："拥护蒋委员长是绝对的，难道蒋委员长抗日就拥护他，蒋委员长不抗日就不拥护了吗？"我们简直难以理解，从他的口里怎么能说出蒋介石不抗日的话来。但是谁也不敢去质问他，大家都知道他的手里拿着"红帽子"，谁要反对他，给你扣顶"红帽子"，那就只有吃不了兜着走了。他气势汹汹地说："这个口号是'奸党'的诡计。我们必须无条件拥护蒋委员长，无条件服从蒋委员长。蒋委员长叫抗日，我们就抗日，蒋委员叫不抗日，先剿匪，我们就不抗日，先剿匪。"

我们装糊涂地问军事教官："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也错了吗？"他说："拥护蒋委员长可以，拥护蒋委员长抗日不可以。"他似乎发觉这个说法有问题，马上自我纠正："哦，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是说．…总而言之，蒋委员长抗日不抗日，都要拥护。"他觉得这样说还是不妥，又纠正："我是说，统而言之，不要抗日了。"不要抗日？大家正眼盯着他，怎么说不要抗日了？他知道他又说得走火了，赶快再纠正："哦，我不是说不要抗日，我是说不要蒋委员长抗日……"他越说越语无伦次，惹得大家笑起来。

他知道他是扯不清的，急忙转移话题："笑什么？我下面再说的事，我看你们哭都来不及了。"

大家不知道他又要使出什么秘密武器来，不笑了。他说："中央规定，大学一年级学生都要进行暑期两个月集中军事训练，5月1号就要到孝陵卫去报到，一个都不准请假，不去的不准上二年级，开除学籍。女生除外。"

"啊，我的妈，还要军训呀？"大家真的要哭了。不去参加军训，就要开除学籍，谁还敢说不去？对于大学一年级学生实行军事管理，每周要操练两个钟头，大家早就很有意见，想不到还要把暑假两个月时间都剥夺掉。他理由倒很"冠冕堂皇"，他说："你们不是要抗日吗？抗日不实行军事训练怎么行？"

教官忽然又宣布："进集训营以前，把你们的头发都要通通给我刮光。"

"啊，头发通通刮光？"这真如晴天一声霹雳，大家都愣了。那时十八九岁的大学生，很留心自己身上的三件东西：头发、皮鞋、西裤的线条。这可以说是表现一个男性青年"帅"和"挺"的主要标志。有的同学为了保持皮鞋头"贼亮"，养成走路喜欢用脚背在裤脚上蹭一下的习惯；为了保持西裤线条的挺括，自己没有电熨斗，便每天晚上睡前，小心地把裤子折好放在枕头下，用自己的头压上一晚上，起电熨斗作用；至于头发，更不消说，那是青年最体面的部位，就像公鸡的冠子一样，经常梳理得光滑整洁，有的还涂上厚厚的头油，梳成各种样式，在女同学面前显得特别气派。

可是现在这三件宝都要忍痛牺牲，顿时，教室像开了锅，都叫起来："为什么要把头发刮光？"

教官愣愣地望着我们，说："为什么要叫你们刮成光头？叫你们刮成光头，你们刮成光头就是了。"

"为什么要刮成光头？"大家问。

"为什么不能刮成光头？"他反问。

我们班上的赵夫子站起来，说出不能刮成光头的理由："第一，头发是保护脑子的，我们的脑子很重要，所谓首脑是也，不能不保护；第二，青年之头发如青年之冠，我们都已经到了及冠之年，不能无冠；第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否则不孝。"

不知道教官听清楚赵夫子的话没有，他只是愣愣地望着赵夫子。好像忽然回过神来，大声地说："我不懂你那些歪道理，我只懂得一个道理，叫你们刮光就得刮光。"

"但是你总要说出个道理呀。"一个同学还是想问个明白。

那教官实在说不出个什么道理，忽然，他抬头望见墙上挂的蒋委员长像，那是一个标准的光头，他得救了，往墙上一指，并且下意识"叭"的一声把双脚并拢立正，说："蒋委员长刮了光头，你们就该刮成光头。你看我们军人都刮成光头了。"他把军帽一揭，亮出他那油光发亮的光头。

这一下大家没有说的了。教官得意地说："入营以前，通通刮成光头，像我一样，像蒋委员长一样。"

入营前一天晚上，我到理发店里去，看有的同学是用推剪推成光头的，我也照样叫理发匠推成光头。但是人营验收光头时，我没有能通过，因为我是用推剪推的，不是用刀子刮的，不够标准，只得又挨一刀，那个手艺很高明的理发兵粗暴地在我的头上挥舞他的剃头刀，可把我整苦了。

2．一天生活

我们到孝陵卫教导总队报到以后的半天，几乎都在听训话。从桂永清总队长到大队长、中队长、分队长，一级一级地训下来，那内容几乎是像留声机一样照放一遍。只是越到下级，那留声机像是用旧了，一会儿又跳槽回去重说一遍，越讲越长，越讲越糊涂。大家站在暑天的大太阳下听训，站得腰酸脚麻，汗流浃背，只求他们牛皮糖不要扯得太长，早点宣布解散，回营房休息。

我却耐着性子听，看他们到底卖些什么狗皮膏药。他们几乎都没有说到孙中山和三民主义，而是在大吹特吹"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那一套在学校里听厌了的东西，最多加了一些"复兴民族就靠伟大领袖，如果中国没有这位领袖，就一定会灭亡"之类的话。

好不容易等到班长叫一声："立正，解散！"大家拖起疲乏的身子回到营房，像散了架一般，有的把军帽一扔，倒在床上，有的赶快把皮带和上衣扣子解开，敞开衬衣，用帽子（在营房里是不准用扇子的）扇风。我想马上解开我的绑腿，解放我的双脚。那穿上布袜子裹上包脚布再穿在不透气的胶鞋里的双脚，实在是太受罪了，何况我有脚气。我正在解开绑腿时，班长进来了。他一见大家这么横七竖八地躺在床上松松垮垮的样子，大叫："这是在干什么？"

"太热了，解开凉快一下。"同学说。

"哪能这么随随便便？叫你们穿什么，你们就穿什么。叫你们穿制服，你们就穿制服，叫你们穿衬衣，你们就穿衬衣，叫你们穿背心，你们就穿背心，叫你们打光膀子，你们就打光膀子。绑腿一律不准解，胶鞋一律不准脱，除非睡觉。"

他命令我马上把胶鞋穿好，绑腿绑好。还多亏班长这样命令我，不然我就狼狈了。因为正说话间，忽然哨音响了，中队长在门外叫："集合﹣-"

但是在他未讲话前，他看到有的同学穿戴不整齐，于是就在军容风纪这个问题上，狠狠训了我们一顿。解散以后，我们这些不合格的还被留下来，中队长又训我们一顿，中队长走了，分队长再训我们一顿。最后班也要学首长模样，也装腔作势地说了我们的不是。

好不容易回到营房，正说着话，忽然又听到集合号，大家一窝蜂地拥出去，原来是吃晚饭的时间到了。我们被折腾了半天，真的肚子饿了。但是出去后才知道还不能进饭堂，而是还要集合，再来立正稍息那一套，报了数，排好队，分队长叫："目标﹣﹣饭堂，齐步走！"才能走进饭堂去。

进了饭堂，还有一套规矩，大家各就各位了，分队长叫"开始"我们才能拿起碗去舀饭，回到饭桌，飞快地大嚼起来。一方面是真的饿了，更因为知道已经宣布的纪律，五分钟必须吃完，吃慢了就要饿肚子的。大家像饿痨鬼一样，风卷残云似的把饭菜往肚子里倒。果然准五分钟，分队长一声大叫："起立！"大家就得放下饭碗，排队走出饭堂。但不是随便走散，还要排队，又来立正报数那一套，要一声"解散"，我们才能回到自己的营房去。大家埋怨说："吃饭难。"

大家最埋怨的还不是这个，而是对于饭菜的质量。饭钱虽然不要我们出，可是那菜也太少了，一个人拈不到几箸。肉更是稀少，放的油也少，几乎就是白水煮菜放点盐。那饭倒是很足，吃的是稗子不少的特等糙米，这倒没什么，可是为什么像是故意掺了糠皮，还有硌牙的小沙子呢。要在五分钟内完成吃饱的任务，是太难了，更不要说有胃病的同学了。所以回到营房，大家嚷开了，一天训练强度这么大，吃不好饭，这怎么得了？而且不只我们这个营房，其他的营房也嚷起来了。

大队部听说后，紧张起来，似乎明白了，对这般大学生，是不能像对待拉来的壮丁一样，也不能像对待招来的学兵那样的。果然当晚睡觉前晚点名的集会上，中队长当场宣布，伙食一定改善，并且吃饭时间各队可以适当延长。看来他们还是很害怕学生闹事的。

3．如此自由

吃罢晚饭，有一段"自由活动"的时间。容许脱去军衣，只穿衬衣，到营房各地走走，也准许三三两两，到操场或树林里闲聊。那营房后墙边的小树林，便成为我们几个好朋友的"自由论坛"，在那里可以交流观感，以至发牢骚，骂娘。但是后来我才发现，我们在"自由论坛"里发的牢骚，竟然被中队的政治指导员知道了。嗯，这里有鬼。幸喜我们没有谈政治问题，不然就糟了。看来这里面没有一处是自由的，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太重要了。我把这个发现很快通知了学联小组的同学。

晚上的时间，按时间表上排的是自习。可是十之有九都不由我们自由支配，而是安排了官办的节目，比如头一晚上就是安排的唱歌和"自由讨论"。后来我才知道，唱歌是这军营里很重要的活动，不仅几乎每天晚上有，就是睡觉以前，早操以后，上操的中间小憩时间，吃饭以后，看电影以前，都要唱歌。这些歌是我们在大学里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如像《国民党党歌》《大哉领袖》《新生活运动歌》等。

一个钟头的党化音乐教育之后，便进入了"自由讨论"。我们一听说"自由"，就有了戒心，害怕这是一个陷阱。同学们大多不敢去享受这样的自由，噤若寒蝉。于是那些"长"字号的人们，特别是专司此事的政治指导员，便大大地享受起这种"自由"来，在那里大放厥词。当然他讲话的声调和那些"长"们训话的声调不同，多少涂上一层和我们讨论问题的色彩。但是我们"有脑筋"的人更加警惕，说不定他正在我们面前布置一个政治陷阱，引诱我们跳下去。不过听来听去，总还是蒋家老店的旧狗皮膏药，只是添了一些新近从德国贩回来的法西斯引子。而其终结的核心还是两个字："反共"，似乎反共才是立国之本，不反共就无以建国，不反共就不能抗日似的。

这样的"自由讨论"，以后几乎每个星期都要举行一次，大半是在请来中央的党国要人向我们作了大报告之后进行。说是讨论，我们却少有人参加发言，连那些在学校里就知道有背景的同学，也不大参加发言，他们好像也不想在同学面前过于暴露自己的真面目。于是所谓讨论会几乎变成政治指导员唱独角戏了。

4．如此大学生

第二天还没有天亮，起床号就响了，大家赶快起来。从昨天看到的时间表上，我们知道，从起床到出早操，要完成一系列的任务：起床，穿衣，整理好内务，洗脸漱口，扎皮带，打绑腿。最麻烦的整理内务，就是要把床单拉得平平展展，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像豆腐干一样，还要用木片夹出棱线来。洗脸盆要摆放成一条线，口盅牙刷牙膏要向一方看齐。在这半个钟头内还包括上厕所，有的只是小便，倒也好说，如要大便就十分紧张，更麻烦的是蹲位不够，必须轮班，那就更紧张了。有的同学提起裤子在等蹲位，有的提起裤子跑回营房，那狼狈相叫人又好气又好笑。

出早操自然又是立正向右看齐报数稍息那一套，不过要加一个早点名。然后就是跑步，边跑边唱歌，然后才是早操。早操完后刚解散一会儿马上又叫集合，吃早餐的时间到了。喝那两碗稀饭，还是要完成立正稍息看齐报数那一套才行，搞不完的繁文缚节。

上午八点钟开始出操。立正稍息那一套不消说，要照发的《步兵操典》那一套首先从如何立正开始。班长一个一个地纠正我们的姿势，不是这个胸不挺，就是那个背不直，或者是双腿不能并拢，双脚站立角度不对。有的人胸挺了肚子却鼓出来了，背直了腰却弯了，真不好办。至于发现帽子戴得不正，风纪扣没有扣好，皮带扎松了，绑腿打得不规范，还要进行个别的纠正。班长这下可得意了，他一面纠正我们的姿势，一面笑我们的笨拙："哼，还大学生呢。"

上午十一点多才下操，下来刚洗脸抹汗完，吃午饭的号音响了，照规矩做完过场，进堂吃饭。还算好，饭的细白程度有所提高，菜里的油花儿多了一些，吃饭的时间也可稍加延长，没有昨天那么紧张得吃不饱了。同学细声交换意见说："只有斗争才能改善生活。"

午饭后是午眠时间，下午两点半开始室内作业。所谓室内作业就是上课。课程的内容除了军事教官讲《步兵战术》《简易测绘》之类外，大半的时间是由政治教官来做"精神讲话"。所谓精神讲话，就是辅导我们读两本书，一本是《伟大的领袖》。一本是《西安半月记》。这自然是两部"圣经"，我们读得像念经，教官讲得也像传教，无外乎都是些吹捧。反正就是那些"蒋公是中国的大救星，中国没有他就不能复兴"之类的话，弄得人无精打采。

一天的集中训练营生活过去了。不只是肉体上感到很累，在精神上也感到压抑。晚饭后我和学联小组的老孙同学一块儿到小树林边去散步，闲谈起来。老孙比我想得更多更深。他说，为什么他们想把我们的身体的每一分精力都耗尽，把我们的每分钟时间都占用？他们是想用这种方法把我们的青春全部占有。你的身体，你的精神，你的思想，全部纳人到他们设计的圈套里去，由他们支配你，占有你，使你身体疲劳，思想麻木，精神瓦解，使你丧失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人格，转变成为他们可以随便驱使的工具，机器人，为他们去杀人，去卖命，指向哪里，打到哪里。他们想把这个军营里的大学生都转化成他们的走狗，给他们做听用。他们非常需要有文化知识而又脑子麻木的大学生的，这样他们就可在中国建立起一个希特勒式的法西斯政权了。这就是他们办这个军训营的目的。

老孙还说，他们一定会在这里培养一批对他们言听计从的走狗学生，增加我们回学校后斗争的困难。同时他们一定会在这里寻找像我们这样的同学作为打击对象，想在这里面清查进步分子以至共产党。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不讲道理

1．服从乃军人天职

在集训营里，几乎每一个教官在任何场合讲话，都要强调"服从乃军人天职"，在大墙上也写着这样的标语。政治指导员说，军人嘛，是只讲服从，不讲道理的。有道理要服从，没有道理也要服从。说到底，他们强调绝对服从，其实就是绝对服从"伟大领袖"蒋委员长，蒋委员长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说到底，其实就是要服从蒋委员长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就是蒋委员长叫打共产党，就打共产党。公开的说教和秘密的侦察，都是为了贯彻这条教育方针。

但是在国难日深、国亡无日的严重事实面前，国民党不公开宣称抗日，领导抗日活动，却想用这种集训的办法来转变青年学生的思想，甚至想通过宣传德国法西斯那一套并且组织像德国那样的所谓"挺进军"来控制学生，实在是背道而驰，只能引起同学的反感。连过去在学校持中立态度的同学，也讨厌他们搞的这一套奴化教育。他们不像我们有组织的进步学生，知道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保护自己，绝不和教官直接对抗。他们却公开地无所顾忌地和教官闹矛盾，以致演出悲剧。

我们班上的赵夫子，是个说话幽默爱和人扳道理的"学究"，在自由讨论会上，他真的和政治指导员"自由讨论"起来。在谈到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要绝对服从时，赵夫子就说，你们军人愿意怎么绝对服从，由你们去，我们不是军人，是大学生，就不能绝对服从。政治指导员说你们来这里受训，就是军人。赵夫子说，我们到这里来是参加学生集训，我们并没有入伍，我们还是学生，不是军人。指导员说不过他了。政治指导员又说到要无条件地服从蒋委员长，全国都要服从中央政府，蒋委员长叫抗日，我们就服从抗日，蒋委员长叫不抗日，我们就服从不抗日时，赵夫子又接火了，他说，蒋委员长不抗日，我们为什么要服从他？中央政府要全国服从它，它必须首先服从全国民众抗日的意志。这道理本来十分简单，然而在这个集训营里，却是大逆不道的事，赵夫子却还以为这是在进行"自由讨论"呢。

从此赵夫子成为当局特别注意的目标。赵夫子常被叫去训话，他毫不屈服，坚持蒋委员长不抗日，他就是不拥护。我们发现他已经受到严密的监视，他还满不在乎，我们想和他接近提醒他注意，也不可能了。果然不久，他就从集训营里失踪了。许多同学问指导员他到哪里去了，指导员回答说，他因为患病，送到城里医院住院去了。大家提出要派人去医院看望他，指导员又诡称，他的家人已经把他接回自己家里去了。问他的家在哪里，指导员说不知道。我们猜想，赵夫子大概早已离开人世了。

2．黑板是白的

同学们从此知道，在这里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但是对于这种不讲道理的法西斯教育，都十分痛恨，于是采取消极反抗的态度。有一次上课时，从外面请来的一位教官在班上大放厥词。他讲的还是老题目："服从为军人之本"。

他在讲台上除开讲那些我们听得耳朵起茧子那一套陈词滥调外，还指一下黑板，说了一句惊人的"名言":"蒋委员长说这是白板，我们就说这是白板。"

这样惊世骇人的言论，一时把大家都听得目瞪口呆了，于是全堂轰然。连那些打瞌睡的同学也惊醒过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明明是黑板，怎么能说是白板呢？"几乎是一致的声音。那教官还是咬住不改口："蒋委员长说这黑板是白的，这黑板就是白板。"

"报告！"有一个同学勇敢地站起来说："黑板之所以叫黑板，就因为它是黑的。白板之所以叫白板，就因为它是白的。无论你教官或是蒋委员长硬说它是白板，它仍然是黑板。随便你把这块黑板抬到哪里去请人家认，叫三岁小孩认，叫外国人认，都会说是黑板，不是白板。只有疯子和神经病患者才可能说黑板是白板。只有瞎子看不见，才可能听人家说是白的，自己也说是白的。"

这个同学本来说得很有道理，却触犯了教官。他涨红了脸，愣住了，不是羞愧，而是愤怒。居然在这集训营的课堂上，有人敢于反对教官的话，敢反对蒋委员长说什么就是什么的道理。他进一步说："你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只有蒋委员长才知道，他早替我们想好了，我们只要照着他说的去做就对了。我们只有服从，绝对服从。"

忽然，一个同学站起来喊"报告"，他第一句话就说："我拥护教官的说法。"大家一看，原来是我们学院的一位同学，名字我已不记得了，只记得他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很读过一些古书，说起话来喜欢咬文嚼字，平常还爱开点小玩笑挖苦讽刺人。大家不知道这位老兄今天要开什么玩笑，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和这种花岗石脑筋的教官开玩笑，不当心是要付出代价的。"眼镜"很沉着地咬文嚼字起来，他摇头晃脑地说："军人之天职在于服从，故军人必须以服从为天职。何以故？夫军人者，执戈卫国之士也，天职者，天赋之职责也，服从者，口服而心从者也。故军人必须履行其服从之天职，以执戈卫国也。军人不服从，何以履行天职，何以保卫国家？是故军人不可以不服从，服从者军人之天职也。"

他就这么板起脸正经八百地念出他杜撰的一篇八股文，说了一大通，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只听到军人、服从、天职这几个词。把我们逗得要笑起来，又都不敢笑。那教官的文化不高，自然不知所云，只听到"眼镜"说的"之乎者也"的古文和军人服从为天职这样的话，他微笑着表示听懂了的样子说："这个同学说得对呀，军人就是要以服从为天职嘛。"

我们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这堂课就这么收场了。

3."眼镜"的恶作剧

南京的学生集训营得天独厚，可以常常听到中央的大人物来做大报告。集训营里的"长"们把这经常挂在嘴上，引以为荣。但是这对我们来说，却是一种灾难。大家说，那真像老妇人的裹脚布﹣﹣又臭又长。那些大人物们讲的东西，都是从《中央日报》上抄下来的，没有一点新意。因为我们上午出操，这种大报告往往就安排在下午，也就成为大家瞌睡的催眠剂。常常是听不多久，大家就坐在小凳上东倒西歪地打盹儿，连陪听的分队长中队长也不例外，更不用说大老粗的班长了。只有政治指导员大概是职责所在，不得不打起精神来听，却仍然是蔫的样子。台上的讲演者也是有气无力的，像是念经，而且好像对于台下东倒西歪的听众，也并不在意，只是目中无人地照本宣科。只有值日教官在台上实在看不下去，才时不时地打断讲演者，在台上发号令："起立！原地踏步。"用这样的方法来为我们驱走瞌睡虫。有的来讲演的大官，大概已经有了经验，于是对我们采用了"闻蒋立正"的办法。

什么是"闻蒋立正"的办法？南京政府有一条不成文法，凡是讲话中提到"蒋委员长"，所有的人一定要起立立正，以示敬意。据说这也是从德国法西斯那里取回来的经。在这个军营里更是严格照办。那些军官每次一听到说"蒋委员长"，便会毕恭毕敬地站起来，把脚后跟靠拢，"叭"的一声立正。我们初进集训营，看到那些军官的皮靴后跟上都装一个亮晶晶的马刺，觉得很奇怪，他们明明都不是骑兵，为什么在皮靴后跟上装上马刺呢？后来才知道这是大有妙用的。当他们一听到说"蒋委员长"，双脚并拢立正时，光是皮靴，声音并不大，但装上一对金属马刺后，铿然作声，那就显得精神得多了。

有的来讲演的大官，便用这种办法来为我们驱赶瞌睡虫。他在他的讲演中，时不时地说到蒋委员长，他首先立正，值日教官便在台上大叫一声"起立！"坐在下面的军官和同学，就闻声起立，就是正在好梦中的同学，听到那大喝一声"起立"，也被吓醒，跟着站起来。

我们有的同学，却从中受到了启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是我们班上那位喜欢开玩笑的"眼镜"同学。

集训营常常举行讲演比赛，我们谁也不愿意去出那个风头，都明白那是集训营图谋从同学中发现他们需要的积极分子的。"眼镜"却报名了，我们都不以为然，却无法阻止他。讲演比赛会隆重地举行了，全营的各级领导头头都来了，还有外边来的不知是什么大官，大腹便便地坐在台上。轮到"眼镜"，他上台去发表讲演，题目还是《服从乃军人之天职》。他把上次说的那段八股文大大地加以发挥，翻来覆去说了半天。也不知他从哪里去抄的蒋委员长的言论，夹进他的讲演里。于是在他的讲演中，便常常要说到"蒋委员长说"这样的话。大家一听到他说"蒋委员长"，便照规矩要站起来立正。一时只听得全场起立声，军官们的铿锵马刺撞击声，同学们起立弄翻小板凳声，响成一片。台上坐的高级军官，自然也得毕恭毕敬地站起来立正。最苦的是那几个胖胖的大官，让他们从座位上站起来，实在是太难为他们了。可是谁敢不站起来？"眼镜"不断地说到"蒋委员长说"，大家不断地起立，坐下，坐下，起立。整个会场里乱纷纷的。

讲演比赛会完后，我们回到营房，看到"眼镜"，他向我们幽默地一笑，我们却哈哈大笑起来，大家心照不宣地明白，"眼镜"是玩的"闻蒋而立"的把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整治那些当官的。于是集训营里做出了新的规定：凡是教官（包括学员）讲话、上课时，第一次说到蒋委员长时，应该起立，以后说到，就不用起立了。

但是同学们又有新的发明，比如大家非常厌烦每天晚点名睡觉前的集合总要唱歌，特别是唱国民党的《党歌》和《大哉领袖》。于是有的同学在唱时，把歌词改了，比如把《党歌》中的"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跻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先锋……"改成"杀民主义，汝党所宗，以灭民国，以毁大同，咨尔多士，为蒋先锋……"这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意思了。教官听着觉得不对，可跑到同学面前听，却又还是原来的唱词了，弄得他毫无办法。后来他们就索性不让唱《党歌》了。同学们都叫"阿弥陀佛"。这是谁的发明，同学们谁也不知道。

这种小小的玩笑，只是让教官们出一点洋相，也不过是叫他们不舒服一下罢了，真正叫他们头痛的，却是因他们在军训营里实行法西斯手段带来的接二连三的群众性反抗。

物极必反

1．抽烟联盟

有一天大清早，一个同学上厕所，在厕所的墙上发现一张传单，回来说开了，大家都跑去看。这是一张上海人权保障同盟的传单，反对国民党逮捕上海爱国抗日的"七君子"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并号召大家响应孙中山夫人、国母宋庆龄女士去苏州集体入狱以救"七君子"的建议。同时还报告一个好消息，苏州集训营的同学反对军训的斗争取得胜利，集训营提前解散了。

这真是惊天动地的消息，不一会儿就传开了。有教官到厕所撕去传单，但还是无法阻止同学们在房里窃窃私议这件事情。吃早饭以后，忽然又传出从同学们的课桌里发现了传单，题目是《法西斯能救中国吗？--驳邓文仪》，是针对国民党复兴社的头子、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十三太保之一的邓文仪的。原来，不久以前，邓文仪曾经到我们集训营来做过的一个大吹法西斯主义的报告，这传单就是驳斥他的。这一下可炸了营，集训营的头头们着了慌，下令清查。从大队长、中队长、分队长到班长，层层训话，说这是共产党在捣乱，叫大家检举，要"误入歧途"的同学自首，不咎既往。乱哄哄地闹了一阵，毫无结果。大队部、总队部大概也不敢把这事向上报告，便这么不了了之。

但是不久又出了"吸烟联盟"的事。集训营里是不准抽烟的，可同学中有不少"烟民"，我就是一个。我们常常在厕所、澡堂或小树林里偷偷过瘾。有的营房实行联防，抽烟的同学轮流放哨，在寝室里偷偷抽。有一天，我们正在寝室里抽烟，值日分队长忽然踏进寝室门，他是来通知集合的。他发现我们在抽烟，却装着没有看见。正在抽烟的同学把烟头草草掐了一下，放进自己的制服口袋里，便跟着值日队长到操场上集合去。谁知这个同学并没有把烟头真正掐灭，火在他的口袋里死灰复燃，烧着了他的口袋，开始冒烟。因为他是站在前列，那教官明明看到了，却故意不作声，还叫我们做托枪的动作。那个同学不能也不敢伸手去灭火。口袋烧起来自然就烧到肚皮了，那个同学还是不敢动，勉强忍受着痛苦，教官却幸灾乐祸地望着他那正在冒烟的口袋。另外一个同学实在看不过去，便喊一声："烧起来了。"

教官装着不知道，问："什么烧起来了？"

一个同学不顾一切扑了过去，用手捏住那同学正烧着的口袋，把火灭了。可是那同学却倒在地上，一看，他的肚皮已经被烧坏了一块。

但是这个同学不仅没有被送去治疗，还弄去坐了禁闭。这事引起一些吸烟同学的不满，其中有几个公开站出来承认自己抽烟，也被关了禁闭。这一下惹恼了更多吸烟的同学，排队走到禁闭室门口，要求一起坐禁闭。"烟民"们不约而同地成群结队地到禁闭室门口，有的不吸烟的同学也冒说是吸烟的，要求一起坐禁闭。他们自称是"抽烟联盟"。总队部没有想到，我也没有想到，这么一件小事竟然掀起一个群众性的斗争。

总队部着了慌，又不好下手硬镇压，只好派人去和大家谈判，把关禁闭的同学都放了出来，并同意送那个受伤的同学到医务室治疗，但是提出今后还是不准抽烟。"烟民"们火了，不答应总队部提出的条件，同时要求那个教官道歉，说他太没有人道主义精神了。并且质问："你们说抽烟有害，要净化营房，故而禁烟，可是为什么教官们允许抽烟，在台上做大报告的人也允许抽烟呢？要禁就得一视同仁，在集训营里谁也不准抽烟。"

这牵涉到教官们自己的利益，而且他们怎敢去禁止来做报告的大人物抽烟呢？结果除开放出被关禁闭的同学和给烧伤的同学疗伤之外，那个教官也羞羞答答地表示了歉意。至于抽烟，虽然没有明言开禁，可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2．军营风波

"抽烟联盟"斗争的胜利，激发了我们的思考。集训营当局看来好像很强大，其实是软弱的。于是后来在同学中又爆发了一场全营性的抗议，并且取得胜利。

一天中午，我们正在午睡，有一个教官骑着一辆摩托车在大操场上"咚咚咚咚"地跑圈子，得意得很。一个同学跑出去干涉，那个教官认为伤了他的面子，便骂了起来："妈的，你算什么东西。"那同学不服气，和他对骂起来。那个教官就打了那同学两耳光，并且还想拳打脚踢，只是被闻声赶出去的几个同学拉住了。

这事一下传开了，大家愤愤不平。平日里，大家对这些实行法西斯教育的教官本来就不满，那些操术教官们常常在操场上借机会整同学，罚立正罚到同学昏倒在地，罚跑步罚到同学累倒在操场上，还有各种刁钻古怪的办法来虐待同学，同学们积怨已深，想找办法来反击他们。那个动手打人的教官，如此嚣张，一下子成为众矢之的。

同学们纷纷跑向操场。不仅那个被打同学所在中队的同学全跑了出来表示抗议，连相邻的几个中队的同学也跑出来表示抗议。大家在操场叫起来："教官打人，这还得了？"不知是谁叫了一声："我们到总队部去抗议！"

"抗议，抗议！"一片响应声。大家自动地排好队，四人一排，手挽着手，向总队部前进。在中途，其他大队的同学闻讯也自动赶来，参加游行队伍，人越来越多，浩浩荡荡地向总队部前进。沿途叫着口号："严惩打人凶手！""不准侮辱虐待同学！""改善生活待遇。"特别是用当局搞的"新生活运动"的口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开口骂人，动手打人，就是野蛮！"

有的同学喊出："不惩办打人凶手，我们罢操！"几乎一呼百应："罢操，罢操！"在这大热天顶着火辣辣的太阳上操，是大家感到最恼火的事。

队伍井然有序地向总队部前进。总队部早已得到消息，他们马上从隔壁的教导部队（人称蒋委员长的御林军）调来武装部队，把总部包围起来，如临大敌，用枪直对着我们，同学们谁也不害怕。我们在学校时，大半都参加过到教育部和总统府请愿的行列，有经验了，大家还是手挽着手，保持秩序，只是要求总队长出来答话。

一个参谋出来了，他说："总队长正有事，你们有什么要报告的，选出代表来进去报告。"

大家都知道这是一种阴谋，他们想借此发现同学中谁是带头人。我们都说："我们没有工夫选代表，只要求总队长出面答复我们提出的惩办打人凶手的要求。"

那个参谋进去了，过了一会儿，总队长终于出来。他神色紧张，在他身边有两个持枪马弁，身后还跟出来一大堆武装军官。总队长开始想威胁我们，说："你们聚众要挟总队部，这是严重事件，我们已经报告委员长侍从室，听候处置。"

同学们一点也没有被吓住，纷纷抗议："你们的教官打了同学，我们来向你报告，要求惩凶，怎么是要挟总部？"

总队长看到威胁无用，反倒激怒了大家，只好改口："打人的事，我们也报告了，听候指示，大家回营房，听候处理吧。"

同学们没有散去，坚持要求答复如何处理。这时，围过来的同学越来越多，几乎全营房的都来了，其中有些是看热闹的，有的则是当局的走狗，想混到同学中来搞侦察的，有些人闹闹嚷嚷，秩序不大好。总队部又调来一些部队，围在我们的外围，形势越来越紧张。我们很怕有人乘机破坏，制造事端，那样会带来冲突，后果将会很严重。幸得这时又走出来一个军官，在总队长耳朵边嘀咕了几句，总队长马上装出和善的神色，对我们说："打人的确不对，打同学更不对。总队部决定把打人的军官先关禁闭，再交军法处依法惩处。我在这里代表总队部向被打的同学表示道歉，并致以慰问。"

显然，这是他们的上级传来了指示，看来比这些赳赳武夫要高明得多，知道学生不好惹。但是同学们说："还有别的要求呢？"总队长变得聪明起来，马上回答："同学们提的建议，我们回去马上研究，合理的一定采纳。"

几句空话，就把大家打发了。大家只好陆续散去。

集训营经过这次请愿事件后，奇怪得很，变得风平浪静起来。我感到有点不正常。果然有一天早上，我们吃罢早饭，正准备出操，忽然传来紧急集合的命令。

这样的紧急集合，过去已经搞过很多次，有时是在白天，有时是在夜半。因此，对这次的紧急集合，大家并未在意，像往常一样，跑出去站队集合。但是，值日官的宣布，却叫我们大吃一惊。他说："紧急集合，共产党要暴动！"

这太让人感到离奇了。现在国难当头，国共已经宣布合作抗日，共产党怎么会到南京来搞暴动？不知道总队部今天又要玩什么把戏。哦，明白了，原来他们是要借口实行全营大检查。

于是我们只好待在操场上，听任他们去我们寝室和教室翻铺倒柜地清查。在这同时，值日队长还要我们把身上口袋里的东西，都翻倒出来，让班长过目。

这样搞了两三个钟头，也不知道查到什么没有。待宣布解散后我们回去，发现床铺被检查过，小抽屉也全翻过，特别是教室课桌里翻得最乱，书籍、笔记本都被翻看过了。我的笔记本也明显被看过，不过，我入营时早就有所准备，笔记本上记的内容，保证他们看了会满意，正像我有意买了几本"领袖"著作，并在书上勾画过，一定能叫他们满意。

大检查完后，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一切活动照常进行。只是听说有的同学请假出去了，问起来有的是家里来电报，老人病危，回家探亲去了。我们中队有一个同学，我亲见他拿起电报去请的假。但是老孙却说，未必，也许他们是被查出了什么，叫他们自动失踪的。这可是国民党特务的拿手好戏。

3．明年再来？

暑期集中军训已经接近尾声，同学们眼见六月将完，走出这个"集中营"指日可待，自然是喜上眉梢，都在为将要离开做准备。

一天下午，我突然被中队的政治指导员叫去进行个别谈话。其实这样的个别谈话，就是所谓的选拔优秀学员的一个过程。事实上，南京当局在全国搞这种暑期学生集中军训，其主要目的，除了侦察和剔除他们认为的思想激进的分子外，更重要的就是想从这些大学生里选择"优秀分子",培养成可供他们使唤的"忠实同志"。找受训学生进行个别谈话，其实就是作最后的鉴定，并且还要从中选拔出更为出色的骨干，暑假中送到庐山夏令营去进一步受训。据说，只要能到庐山受训，就可能被吸收进蒋介石的近卫军"蓝衣社"去，成为蒋家的贴心人。怪不得在集训营里颇有一些同学在努力表现自己，原来是有这么一个爬上去的捷径。

我不以自己被选中为"优秀分子"为荣，反以为耻，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会被叫去进行个别谈话。在集训营里，我遵照学联小组的告诫，小心谨慎，不露声色，虽一直被认为是个规矩的学生，但实在不够被选中的资格呀。难道出了什么问题吗？管他呢，随机应变吧。

我到了政治指导员的房间里去，受到出乎意料的客气接待。指导员说，他过去一直没有看出我是一个思想纯正的青年，是一个拥护党国，悉心研究领袖训示很有心得的学生。我终于明白，原来是他在大检查中看了我抽屉里的书籍特别是我的笔记后，发现我是一个他们认为的优秀分子候选对象。他又进一步说，他们到中央大学去看了我的档案，得知我的家可算是簪缨之族，家人和亲朋中不少在政府部门中工作，许多是党国的忠实同志。

末了，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说我有资格填表申请为优秀分子的候选人，如果努力，还可争取到庐山进夏令营……当他满有把握地拿出一张表格来要我填写时，我告诉他，我只是一个读书人，只想学好理工知识，谋求生活，报效国家，对于政治毫无兴趣，不想参加什么组织，也不想当优秀分子。

我的断然拒绝，使他大为恼火。见我把那张"卖身契"退还给他，他愈发冒火，怒气冲冲地说："你这样子，恐怕对你没有什么好处！"

六月底的结业考试终于盼来了。但当文的武的都考完，大家都拿到一张获得一个准尉排长资格的军训结业证书时，我却没有分，我这时才明白那个政治指导员说的话的含义。我真想不通，决心去找他问个所以然，不是对于那张准尉军官的结业证书有什么兴趣，实在是感到这太欺侮人了。

我去找到了他，看来他早有准备，当我问为什么时，他拿出一张考试成绩单来，指着上面的分数对我说："你自己看吧，你的学科考得还好，可是操场上的制式训练和政治考察都不及格，平均分数就差一分。我也没有办法，爱莫能助，你只有明年暑假再来回炉了。"

我气得说不出话来，憋足了才迸出一句："我一辈子也不来了！"

我没有拿到集训营的结业证书，结业典礼也就没有资格参加，事实上等于在出营以前被开除了，两个月的苦算白受了。我打点好行李，当天就搬回学校。

【马识途（1915年1月17日—2024年3月28日），本名马千木，生于四川忠县（现重庆忠县），中国现代作家、诗人、书法家，曾担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与巴金、张秀熟、沙汀、艾芜并称“蜀中五老”。193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同时开始了文学写作。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国文学系。1949年任成都军管会委员、川西区党委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1958年，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任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1960年，出版短篇小说《老三姐》。1961年，出版长篇小说《清江壮歌》。1980年，被选为四川省文联和作家协会主席并出版回忆录集《景行集》。1986年9月，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2005年，出版《马识途文集》。2013年1月17日，被授予巴蜀文艺奖终身成就奖。2024年3月28日晚19时25分，马识途因病去世，享年11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