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0月15日，锦州解放，东北国军从陆路退入关内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沈阳国军主力廖耀湘兵团也只有南下营口和继续西进锦州两个选择，这时候长春的大约十万国军的出路在哪里？国军统帅部给的出路是强行突围，但已经无力派兵接应，所以必须自己突围。

接到这个命令的出路，长春国军已经被包围近半年了，前期就在长春驻守的新七军早先还储备了一些豆粕，可以勉强度日，而从吉林撤退而来的六十军就比较惨了，到八月就已经断粮了，只能四处搜罗，勉强支撑。东北的冬天来得早，取暖的燃料也很成问题，无奈之下，只好到处拆民房烧火取暖。

在解放军发起辽沈战役之前，长春守军也曾经试图突围，但是尝试了几次，发现完全攻不动，所以很快就放弃了。郑洞国也坚持要求统帅部必须从沈阳派部队接应，才能突围。沈阳能够出去接应的只有廖耀湘兵团，但廖耀湘认为解放军擅长围城打援，对长春围而不攻，就是一个钓鱼的鱼饵，等着国军去救援，然后再伏击。所以，廖耀湘反对出兵增援。

廖耀湘

这样，长春国军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长春国军认为有部队接应是突围的前提，而沈阳国军认为增援长春是自投死路，坚决不去，而要长春像沈阳一样坚守的条件并不存在，主要是粮食严重缺乏，所以不可能一直坚守下去。而统帅部认为解放军南下进攻锦州之后，包围长春的部队不会太多，长春国军是有能力突围的，但郑洞国和部队主官都反对。

锦州解放之后，再坚守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只有突围和投降两个出路了。但这个话谁也不敢说，因为郑洞国没有表态，其他人谁也不敢先说，否则就有被杀的危险。不过，六十军出自滇军，和中央军嫡系的新七军并不同，所以六十军在长春受到新七军的各种歧视性待遇后，厌战情绪越来越严重，最后商定主动与解放军接洽战场起义。

因此，当郑洞国接到统帅部要求突围的命令后，召集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和新七军军长李鸿，副军长史说商量突围的事情。结束后，曾泽生认为突围毫无希望，因此下决心马上起义，并控制了一个之前他认为不太可靠的师的师长和团长等主要干部，然后下令调转枪口，对新七军防御，以防新七军突然进攻六十军。安排妥当之后，曾泽生派人通知了新七军的军长，师长。

史说

其实这时候新七军也已经无心恋战，即便是曾经的主力部队新编三十八师也已经认为突围没有什么希望了，所以也不打算抵抗。这时候军长李鸿正在病中，由史说代理军长，因此史说知道六十军已经起义之后，也下决心放弃抵抗，毕竟这是内战，大势已去，不需要拼死抵抗。所以，史说也派人和解放军联络，希望能得到战场起义的待遇。

不过，这时候六十军和新七军在解放军这边看来就是完全不同了。六十军早在之前就已经联系起义事宜，自然可以按照起义对待，而新七军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决心放下武器，放弃抵抗，这当然是投降。所以，解放军给两个军的待遇也不同，六十军基本上保留了建制，而新七军就没有这个待遇了，只能给高级指挥人员一定的待遇，其他人基本上都是按照俘虏处理的。

在大势已去之后，蒋介石曾经要求空军到长春把郑洞国接出来，但是空军认为没有办法降落，所以也不可能。在新七军下决心放下武器之后，一些军官胁迫郑洞国同意了他们放下武器的要求，并且在相关文件上签字。所以，郑洞国后来也享受了起义将领的待遇，并且当选了1955年的国防委员会委员。其他高级军官也有不同程度的安排，但低级军官和士兵则被遣散了，新七军的建制也未能保持下来，这就是投降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