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占领军于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四（1894年11月21日）攻陷位于辽东半岛的旅顺，对城内进行了四天三夜的屠杀。只有埋尸的36人（后经考察，生还者800余人）幸免于屠杀，死难者人数估计在2000到2万之间。克里曼的数字是两千人遇害，而维利尔斯的数字则是两万人遇害。遇难者葬于白玉山东麓的“万忠墓”。而旅顺也明文禁止日本人来旅游，成为我国唯一禁止日本人进入的地区。
而旅顺大屠杀也是从唐高宗李治龙朔三年（663年）的白江口之战后，1200多年间中日政府之间交锋胜利方首次异位，也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平民大屠杀的开始。正是由于封建腐朽反动的满清政府，令日本不断做大，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后面的无数灾难。
旅顺口区，简称旅顺、旅顺口，地南北纵距26.1公里，东西横距31.2公里，海岸线长169.7公里，这里是辽宁省大连市的一个市辖区，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东临黄海、西濒渤海，南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北依大连旧市区，距离32公里。
旅顺虽然是弹丸之地，并且地处平原，但却与中原，东北乃至远东地区的特殊地理关系，成为一方枢纽，是中国海上国门极为重要的地标之一。从春秋战国开始，旅顺便成为国家直接控制的军事要地，尤其是从唐朝到明朝，旅顺在国家平定外敌的战争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古代王朝的历次出兵抗倭，都是以旅顺为大本营。
十九世纪末，工业革命开始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旅顺这个重要的军事要地，再次成为世界各国争夺的焦点。清政府也很早就意识到旅顺的重要性，在旅顺修建了坚固的防御工事，还有数量众多的炮台。
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政府一手挑起了鸦片战争，使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到从海上来的大规模的外敌入侵。随着清政府的海上大门被迫打开，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中，腐朽的清政府在外国侵略者的逼迫下，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使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这些侵略者中，有一个中国的老熟人，就是邻国日本。近代以来，日本和中国的状况一样，也遭到了西方国家的殖民入侵。双方也一起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以增强国力，清政府进行的是洋务运动，日本则进行了明治维新。
中国比日本家底厚实得多，按理来说，中国应该比日本发展得快一些，但是由于清政府改革的不彻底，致使日本逐渐赶超中国。
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崛起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开始积极对外侵略扩张殖民，穷兵黩武的扩张政策也被确定了下来，确定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为了推行所谓的“大陆政策”，日本政府通过千方百计地谋划，希望通过对朝鲜、中国的侵略，来尽快提升国力，提升国家的影响力。
历史上日本曾多次对中国、朝鲜进行侵略，但是在中国古代王朝的反击下，都以失败告终，日本人不得不老老实实地虚心向中国学习，但是这次不一样。到19世纪70年代，日本近代化的海军已经初具规模。同治十三年（1874年）4月，日本政府派海军入侵台湾，日本侵台事件给中国人敲醒了警钟，中国人这才意识到，以前一直看不上的日本，现在忽然崛起，已经成为了中国不可忽视的劲敌，中国必须加强海防建设，以应对日本的侵略。
李章铜
光绪元年（1875年）5月，清政府颁布上谕，决定分南，北洋督办海防，李鸿章负责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桢负责南洋海防事宜。李鸿章的行动比较迅速，立刻开始了营建基地的巨大工程，建立海岸防御体系，以构成易攻难守的要塞。
从中国的地理版图上来看，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遥遥相对，像是一对大钳子保卫着京畿要地，旅顺这个战略要地再次成为了关注的焦点。旅顺港口位于辽东半岛的最南端，是个天然良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旅顺港被群山所环绕的，地势险要，还是中国北方少有的冬季不冻港，具有视野开阔，交通便利的天然优势。
旅顺港海防基地的建设从光绪六年（1880年）开始，一直修建到光绪十六年（1890年），耗时十年之久，消耗白银近300万两。港口附近还建造有机器厂，造船厂，电灯厂等工厂，港口内设有厂，库，码头，设有电灯，架设电线杆46座，还铺设有自来水管线，净水池和淡水库。
旅顺港配置火炮58门，包括200毫米以上口径的巨炮9门，射程可以达到6公里，在旅顺的周边山上还修建了很多弹药库。随着旅顺港的修建，周围商店，酒馆，旅社，茶楼，戏院也逐渐兴起，电信局，电报局，陆军医院，海军医院，海军学堂也陆续建立，旅顺逐渐发展成为了一座大城市，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旅顺港被誉为世界第一军港。
旅顺不仅背靠群山，而且主要山峰上都设有炮台：东面有松树山、二龙山、鸡冠山等炮台，西面有椅子山、案子山、望台北等炮台，共有加农炮、榴弹炮、野炮、山炮等各种大炮78门。关于旅顺之险要，黄遵宪曾赞道：“海水一泓烟九点，壮哉此地实天险！炮台屹立如虎阚，红衣大将威望俨”。
当清政府的官员们还沉浸在旅顺已成为东方第一军港的喜悦中时，日本人已经在秘密谋划，如何攻占旅顺，并以此为桥头堡，日本天皇还不惜以国运为抵，启动了以侵占旅顺为目的的十周年备战计划。日本为了最大限度地为战争提供保障，在全国范围内倡导节约，甚至连日本天皇都节衣缩食，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战争储备。日本还大规模地派遣间谍到中国搜集情报，有些间谍甚至打入了清政府的军机要害部门，清政府毫无秘密可言。
光绪二十年（1894年）5月，李朝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起义军展开反对本国统治阶级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李朝一直都是中国的附属国，清政府立刻派兵增援，日本人也很敏锐，立刻以此为借口出兵李朝。
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不宣而战，对中国从李朝返航的济远舰、广乙舰发动突然袭击，双方爆发了第一次海战。这时候，清政府雇佣的运送中国士兵的英国“高升”号商船由天津驶来，日本吉野号军舰逼迫“高升”号投降，舰艇上的1116名中国官兵在明知不敌的情况下，宁死不降，最后高升号被击沉。高升号击沉后，日军还放下小艇，向落海的中国军人扫射。
8月1日，中日全面开战。由于没有进行战前准备，再加上军队腐败不堪，清军一触即溃，海战接连失败，陆军则一路溃逃到鸭绿江边，日军主力直逼旅顺。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11月，旅顺的清军总兵力为1.47万人，是高于日军的，不过清军兵力虽多，但诸军互不联络，均无固守的信心。八位统领互不隶属，各行其是。
11月17日拂晓，日本大举进犯旅顺。日军第二军除在金州、大连湾留下少量部队外，全部出动进犯旅顺。在清军众多守将中，只有守将徐邦道主动出击，抵抗日军的进攻，其余将领纷纷向后方逃跑。战役进行到11月20日傍晚，旅顺半岛20多个炮台，全部被日军占领，经过激战，清军战死约2000余人，日军仅损失280人，旅顺失守。
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四日（1894年11月21日），也就是日军占领旅顺的第二天，日军对旅顺城内的老百姓进行了疯狂的屠杀。屠城是从城东向西开始的，采取密不透风的拉网式推进，挨家挨户地搜查，不分男女老幼，见人就杀，凡是没有来得及逃离家门的大都被杀害了。
11月22日早晨，旅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一些躲在外面幸存的老百姓冻得实在受不了，觉得日军该收手了，于是又偷偷返回城内。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城内人群越聚越多的时候，日军在光天化日之下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大屠杀。在莲花湖，日军将围住的中国人赶入湖中，然后疯狂扫射，湖水都被鲜血染红了。
11月23日，一万多名日军分成五路，疯狂地又旅顺城内扑向郊区，他们采取昼夜轮班，反复扫荡的方式，从城内杀到城外，又从城外杀回城内，尸山血海遍布每一条街巷，每一条水面，路边，水井边，草垛旁，田野里，随处可见都是日军杀害的人。
日军的这场大屠杀进行了四天三夜，共有两万多人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之后日军留下了36个旅顺人用来搬运尸体，这36个旅顺人的头上，臂上都裹有“此人不可杀”的日文白布条，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抬尸队，他们忍受着失去全部亲人的恐惧和随时可能被杀的恐惧，如行尸走肉般，机械地处理着同胞的遗体。
扫荡过程事后经由市内的一间红十字会医院，英国人詹姆斯・艾伦、美国人克里曼、英国法学家胡兰德、英国《泰晤士报》和美国的《纽约世界报》等相继记载报导。
据英国人艾伦的《龙旗翻卷之下》记载：“日本兵追逐逃难的百姓，用枪杆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对跌倒的人更是凶狠地乱刺。在街上行走，脚下到处可踩着死尸。”“天黑了，屠杀还在继续进行着。枪声、呼喊声、尖叫声和呻吟声，到处回荡。街道上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有些小胡同，简直被死尸堵住了。死者大都是城里人。”“日军用刺刀穿透妇女的胸膛，将不满两岁的幼儿串起来，故意地举向高空，让人观看。”据美国《纽约世界》记者克里曼描述：“我见一人跪在兵前，叩头求命。兵一手以枪尾刀插入其头于地，一手以剑斩断其身首。有一人缩身于角头，日兵一队放枪弹碎其身。有一老人跪于街中，日兵斩之，几成两段。有一难民在屋脊上，亦被弹打死。有一人由屋脊跌下街心，兵以枪尾刀刺插十余次。”“战后第三日，天正黎明，我为枪弹之声惊醒，日人又肆屠戮。我出外看见一武弁带兵一队追逐三人，有一人手抱着一无衣服的婴孩，其人急走，将婴孩跌落。一点钟后，我见该孩已死，两人被枪弹打倒。其第三人即孩子之父，失足一蹶，一兵手执枪尾刀者即刻擒住其背。我走上前，示以手臂上所缠白布红十字，欲救之，但不能阻止。兵将刀连插伏地之人颈项三四下，然后去，任其在地延喘待死。”“次日（11月24日）我与威利阿士至一天井处，看见一具死尸。即见两兵屈身于死尸之旁，甚为诧异。一兵手执一刀，此两人已将尸首剖腹，刳出其心。”“我经过各街，到处见尸体均残毁如野兽所啮。被杀之店铺生意人，堆积叠在道旁，眼中之泪，伤痕之血，都已冰结成块。甚至有知灵性之犬狗，见主人尸首之僵硬，不禁悲鸣于侧，其惨可知矣。”据英国法学家胡兰德的《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法》引用维利尔斯的记载：“当时日本官员的行动，确已越出常轨。他们从战后第二天起，一连四天，野蛮地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儿童。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中只剩36人（后考察生还者约800余人）。而这36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留下的。”“其中有一个叫鲍绍武的人说：‘我们来参加收集尸体时，看到有的人坐在椅子上就被捅死了。更惨的是，有一家炕上，母亲身边围着四五个孩子，小的还在吃奶就被捅死了’。”当时美国《世纪》报刊愤怒地说道：“日本是披着文明皮而带有野蛮筋骨的怪兽，日本今天已经摘下了文明的假面具，暴露了野蛮的真面目。”
据《旅大史话》记载，尸体运了1个月才抬完，花沟张家窑堆积2万多具尸体，形成一座尸山。日军下令浇油点火，烧了十几天才烧完。烧成骨灰后，草草装了4口大棺材，埋在白玉山东麓的安葬岗。
2012年，大连籍著名作家素素在其《旅顺口往事》一书中写道：“也许，只有人类能如此残忍地毁灭同类的生命，只有人类能如此沉着地描写屠杀场面。也许，连人类自己都不知道，在人性的最深处，隐藏了一个多么冰冷的角落。”
旅顺大屠杀之前，日本就为掩盖事实真相做了周密的部署。
旅顺大屠杀之后，英国的中央通讯社和路透社先后被陆奥宗光指使日本驻英临时代理公使内田康哉收买。“每当有不利的报道刊登在当地报纸上”，这两家新闻机构通常都立刻出马，给予反宣传。
路透社“及时制止”了本社记者从上海发来的揭露旅顺“野蛮惨害”的电稿。中央通讯社则辩称：“除战时正当杀伤之外，无杀害一名中国人”。类似的还有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日本的《日本邮报》、《日本周刊邮报》以及意大利等国的若干报刊。
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1894年11月26日），英国《泰晤士报》刊出电讯：据报告，在旅顺发生了大屠杀。这是世界上最早披露有关“旅顺大屠杀”的信息。
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四日（1894年11月29日），美国的《世界报》刊登了来自中国芝罘（今烟台一带）的一则报道：“日本军不分老幼全都枪杀，三天期间，掠夺与屠杀达到了极点”。该报于12月12日、13日、19日、20日连续数天刊登“战争特派员”克里曼的长篇“纪实报告”：《日本军大屠杀》及《旅顺大屠杀》，称：“日本为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之怪兽”，掀起了轩然大波。而英国的《泰晤士报》与《标准报》跟进报道，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们在得悉事件详情的同时，无不对远东的暴行感到战栗、痛心、愤怒”。
而由于日本对旅顺大屠杀百般掩盖、矢口否认。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大连地方史专家和诗人孙宝田冒死进行查证，证实旅顺大屠杀死难同胞为两万人。
孙宝田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5月，孙宝田出于民族义愤，开始着手实地调查四十一年前大屠杀罹难人数。他前往旅顺，谨言慎行，辗转找到了知情人鲍绍武。鲍绍武悲愤地说：“日军入旅顺，沿户搜杀，妇婴不免，历三昼夜始止。尸体随处掩埋。翌春乙未二月，日军令其组织扛尸队，将所瘗尸体抬至阳花沟焚之。”死难者的骨灰葬在白玉山东麓。经过调查，孙宝田得知：“当时除有家人领尸安葬者千余外，被焚尸体实为一万八千三百余。”“余根据鲍君所言，曾将日军屠杀旅顺事实详记始末，载在文献中，以告国人。”
孙宝田查实，旅顺大屠杀的死难人数为两万人，是日军公布数字的两倍。在甲午战争40年时，孙宝田写下《题旅顺万忠墓》诗（今存万忠墓展览馆），表达他对日寇的憎恨和对死难同胞的吊唁：“无端倭奴侵边疆，屠杀吾民惨且狂。疾首痛心四十载，万忠古墓荐馨香。”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11月，日军撤出旅顺后，清朝官员顾元勋树立了万忠墓的第一块碑石，亲书“万忠墓”三个大字并修建享殿，以示祭奠。
记住历史并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像旅顺大屠杀这样的悲剧，有义务，也有责任记住，只有这样，文明才不会再遭涂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