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是自由的一种。它是根源于「思想自由」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自由。学术自由的基本意义，是指大学（或其他高等学府）教师有发表、讨论学术意见而免于被除职之恐惧的自由。学术自由与大学之理念或功能有密切的关系。大学的理念是一个「知识性社会」（intellectual community）。它的功能则在发展知识、追求真理。
以此，大学必须提供一个为教师自由教研，为学生自由研学的环境。盖非如此，大学之理念固无由彰显，大学之功能也难以发挥。从而，在学术自由的概念下，大学的教师有从事思考、研究、发表和传授其对真理之一见一得的自由。这种自由除了受基于理性方式产生的纯学术行规与权威的制约外，不受其他规制或权威的干涉与控制。所应强调的，学术自由并不是大学教师的特权。大学教师之所以应有学术自由，乃源于大学教师之特殊的性格与功能。剑桥大学的艾雪培爵士说：
在文明的国家里，学术自由已发展为一种受到特别保护之思想自由的角落。它并不是学术界有些人士所宣称的乃个人的特权。学术自由是一种工作的条件。大学教师之所以享有学术自由乃基于一种信念，即这种自由是学者从事传授与探索他所见到的真理之工作所必需的；也因为学术自由的气氛是研究最有效的环境。蒙罗（G. R. Morrow）指出，一个社会如果相信其安定、繁荣与进步需要依赖知识的创新发展，而又不赋予大学以学术的自由则是显著的矛盾。
他说：「学术自由之存在，不是为了大学教师的利益，而是为了他服务的社会的福祉，最终则是为了人类的福祉。」在今天，学术自由的概念，在自由社会已经相当被肯定了。但学术自由，像思想自由一样，是经历了漫长的崎岖险峻之历史而发展出来的。学术自由不是与大学之诞生而俱来的。现代的大学是中古的产物。中古大学是中古世纪里一盏盏的明灯，是西方知识的中心。
但不能忘记，中古是宗教当阳称尊、弥天盖地的世界。大学是教会的附属品，大学教师几全为僧侣，学术是受制于宗教教义与权威的。十三世纪以后，宗教法庭对异端思想之逼害，史不绝书，学术自由是根本谈不上的。就我所知的剑桥与海德堡这两个中古大学，稍稍翻阅其校史，便感到学术理性在宗教的教条下难以透发的窒息。
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有其革命性的意义，也带来无穷新、旧教义与信仰的斗争，使学术依违失措，艰苦备尝。而其时政教的冲突，更使大学在政治与宗教两种权力的夹缝里险无立锥之地。不过，在政教冲突的局面中，到十六世纪末叶，有的中古大学如莱顿（Leiden）、海德堡在宗教与政治的开放权威支持或容忍下，已隐隐出现学术自由的观念。此后，到十七、十八世纪，科学研究开始受到社会的重视，一些非大学的学术组织，如英国的皇家学会（1660）、德国科学院（1700）皆取得独立性的地位。到了十七世纪，科学研究进入大学，学术自由的观念从而在大学渐渐发芽。
指教师有不受干涉的教学自由；一是lernfreiheit（研究者及学生的权利），指教师有选择研究领域及学生有选择学校与课目的自由（学生可以自由地从一个大学转到另一个大学）。在十九世纪末叶的德国，大学教授地位崇高。培克（Cerl Heinrich Becker）把大学描绘成「纯粹学术之圣杯的堡垒」，把教授誉扬为「奉事圣职的骑士」。但这是过分浪漫化的说法。德国大学教师皆为国家之公仆；
大学之经费皆仰赖政府，学术自由显然受到一定程度的约制。柏林大学哲学教授波尔逊（Friedrich Paulsen）认为，国家有权期待科学研究者证实他们的工作是合理与必需的：「如他们不愿这样做，他们的工作对既存的秩序言，就是一种危险的倾覆。从而对付他们的措施看来是可行并合理的，因为科学研究的机构不止由公权所创立与维持，并且也是专为培育国家与教会的未来官员的。」其实，德国大社会学家韦伯就觉得德国大学的学术自由之不足，他指出国家教育当局对于教授之聘用有过多的干预。
当然，众所周知的，到了1933年，希特勒的纳粹党掌权后，大学的学术自由受到了彻底的摧残。是年四月，一千六百八十四位教师，或因有犹太血统，或因有反对倾向，全被解职；是年十一月，莱比锡大学的教师更发表对希特勒的效忠宣言，并使他们的学科符合纳粹主义的意理框框。一时之间，竟出现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物理学」、「国家社会主义的优生学」、「日耳曼的语言学」，令人可笑复可哀。至于是年五月十日，在纳粹的导演下，成千的大学生，手举火炬，到柏林菩提树洪堡德大学门口
他们一口气烧了二万册所谓有「非日耳曼影响力」的书。这些被烧的书有汤麦斯．曼（Thomas Mann）的、爱因斯坦的、佛洛伊德（Freud）的。这可说是德国大学史中最可悲的一章。在世界大学史上，文化大革命有更强烈的反智狂热，对学术自由的摧残也更彻底。文革以政治污染了大学，使成千成万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肉体上受苦，还关闭了大学，产生了教育的断层恶果。
学术不自由之祸害不可谓不大矣，深矣。从上面这些事象中可以看到，学术自由是与社会的一般自由不能截然分开的。当一个社会失去了自由时，学术自由是毫无保障的。只有在一个开放的民主法治社会，学术自由才有实现发展的机会。
二、学术自由与制度性保障「学术自主」（academic autonomy）与「学术自由」是两个不同但有千丝万缕关系的概念。如果说「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精神，则「学术自主」便是大学的灵魂了。在西方大学上，有自主性的大学自可以剥夺其某些教师的学术自由（如十九世纪初叶的牛津）。反之，没有自主性的大学也能保障其学术自由（如德国洪堡德时期普鲁士的大学）。不过，大学之自主性，像学术自由一样，在成熟的现代民主社会是普遍地受到尊重与支持的。前面已指出，在中古时代，大学是教会的附属，学术是宗教的婢女，学术并没有一个自主性的领域。它与教义分不开。所以，教权主义（clericalism）是对学术自主性的最大障碍。
只有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政治才有其界限与「定位」，而「社会」亦可显现其独立的性格。当政治有其定位时，学术的自主才能有免被政治干预的可能性。我同意艾雪培爵士所说，学术自由与学术自主在最终意义上，都是依赖民意的，惟有当民意了解大学为何而设立，并予以尊重时，学术自主与自由始能获得保障。但是，这一说法只有在民主法治的社会才有意义。在极权主义的国家
不论是左翼的或右翼的，都是属于「泛政治主义」，政治无所不包，国家（或党）之权力了无界限。国家与社会几乎是重迭的。亦即社会非独立于国家之外另有天地。在这种情形下，大学只是国家或政治权力的学术工具，一种培养「人力」，富国强兵的工具。大学自主或学术自主的观念根本没有存在的余地。我们可以说，在二十世纪，学术自主最大的阻力来自政治，来自行使政治权力的党或国家机构。在纳粹主义的德国，我们已经看到德国的学术自由与大学自主的传统，受到右翼的极权主义如何的摧残与打击。在左翼的极权主义的斯大林（Stalin）时代，学术的自主性也是一种虚幻。
最著名的莫过于李森科（Trofim D. Lysenko）事件了。李森科是一个粗鲁而野心勃勃的农学专家。他对遗传学只是略识于无的人，他摭拾米丘林（I. V. Michurin）的理论（环境可以改变植物的形质遗传），但由于获得斯大林的宠信，压制了一切相反的理论，建立起一种「科学的专制」，对苏联的优生学、生物学、植物学产生长远性恶果。在斯大林时代
科学是与政治结为一体了。沙克洛夫（A. D. Sakharov）与一些有独立精神的科学家，曾对「李森科主义」不假辞色的抨击，沙克洛夫的奋斗即在为「思想的自由」、科学的自主而努力，他抵制政治对科学的干扰，反对科学的「国家教条」的建立。沙克洛夫的精神是英勇而高贵的，但面临巨大的极权机器，他的命运注定是带有悲剧色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