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姜以琳开始对中国精英学生进行了长达七年的调研，她在五所北京排名前十的高中里，采访了28名学生，以及他们的父母和老师，完成了《学神：走向全球竞争的中国年青精英》——这是她的博士论文研究。

姜以琳在读博期间，接触过很多西方教育社会学的经典，比如西莫斯可汗的《特权》。那是一本研究美国精英学生的著作。但那都是西方的视角，没法代表东方的精英学生。

在中国，关于精英群体的研究很少见。调研中，姜以琳得以窥见精英世界的一隅。

精英学生大多来自有财富、有权势的家庭。比如国际部学费近十万元，补习学校费用两到三万，私人家教每节课七八百元。孩子参加SAT（美国高考）考试时，父母要承担到香港、新加坡考场的机酒和报名费，包办送给老师的名贵礼物。

更多的帮助是隐形的。有些家长是清华、北大的校友，作为高考曾经的优胜者，他们熟悉竞争的游戏规则，甚至有些在高校担任教授的家长，就是潜在的高考阅卷人，知道如何在课业上引导孩子。还有位家长是校外补习机构的创始人，团队里有好几位外籍老师，也会研发英语教材和单词本，为孩子出国留学积累优势。

普通人会考虑试错成本，但精英家长却鼓励他们的孩子心无旁骛，追求最高、最好的目标，不为目标之外的任何事物发愁。一次失败了，就再多试几次，精英学生的背后，有家庭编织的安全网。

地位再生产就像一场纸牌游戏，每个家庭都是竞争社会地位的玩家。但一开局，玩家之间就是不平等的。

考入顶尖学府只是第一步。在国内保持精英地位，并不是这些家庭的最终目标。他们追求的是全球范围内的精英地位。这些学生被期待进入大型跨国公司工作，参与全球竞争，成为新一代的世界精英。

但让姜以琳意外的是，在激烈的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少年精英们，却很看重“松弛感”。因为松弛感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要从小培养。需要去过很多地方，见过不同的人，看过很多世面。因此，精英学生们所在的顶尖中学里，不努力就能拿高分的“学神”，地位高于努力且优秀的“学霸”。不努力的“学渣”，地位高于用功了却没有高分的“学弱”。

当然，实际情况是，在激烈的竞争面前，他们很难保持真正的“松弛感”。姜以琳在家访时发现，声称不努力的学渣，偷偷在独自学习。毕业后声称豪不费力就得到工作机会的女生，其实当了一段时间的无薪实习生。他们对自己的努力保密，像表面上优雅、从容的天鹅，只在水面下拼命划水。

同样是精英学生的特点或者说优势是，他们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强烈的“高配得感”和对社会规则的熟稔，一方面，“我就值得被这么好地对待”，有的学生晚上给老师打电话，无视老师的不悦，让老师帮自己改资料。对他们来说，世界就是一个后花园，一切资源都可以为我所用；另一方面，从中学开始，他们就懂得如何跟权威人士打交道。比如用送礼物等方式，维持好跟老师的关系，姜以琳就曾在老师的办公室里，看到过喝不完的名贵茶叶。

姜以琳也在这个世界中看见了相对残酷的一面：表现不佳的人要面对自己的失败。精英们崇拜强者，从不会对失利者展现安慰和同情。一位成绩垫底的男生，毕业典礼上，其他同学都在合影留念，只有他留下了一张单人照。

如果没有成为全球精英，学校里的学神，也会变成“普通人”。一个女孩就是这样，她出了国留了学，但并没有得到“最好的”工作，她从一个对别人不屑一顾的学生，变成了24小时待命，温顺服从上司安排的职场人。

精英的生产，总有成功和失败，无论被迫还是主动，总有精英要向下流动，但总体来说，精英家庭的孩子更具压倒性的优势。有趣的是，姜以琳本人的成长经历，也是阶层复制的印证。她的父母是台湾一所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她继承了父母的文化资本，成为一名“学二代”。高考后，姜以琳考上了台湾大学，初中的老师评价她：“果然小孩最后还是要看家长。”

《学神 走向全球竞争的中国年青精英》

以下是姜以琳的自述。

弱者“天生脑子有问题”2012年，我第一次去顶峰中学（化名）做调研。那是一所被媒体称为“神一般的学校”的传统名校。古雅的建筑和文物，都是精英文化品位的展现。校园里很安静，我走进去也没有什么人理我。明明是在车水马龙的繁华地段，出现了一个世外桃源一样的地方。

另一所学校在一个小时车程之外的城市边缘。那里的国际气息更强烈。国际部大楼大厅装饰着几十面外国国旗，中央有一台大得需要两人环抱的地球仪。二楼有大幅世界地图，标出了北美和欧洲的16所大学，哈佛的名字被加粗放大，剑桥大学也用大字体标出。

这所中学的老师经常告诉学生，“你们将改变世界”“你们都有当总理的潜质”。另一所高中的副校长指着路边的学生对我说：“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学校认为我们的学生是天才。”

在这种环境浸润久了，慢慢也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有一个女孩子，她单恋另一所中学的男孩，每天放学就到人家的校门口去等那个男孩。同班同学们就对这个女孩的行为嗤之以鼻，觉得“她丢了我们学校的脸”。

一位家长发来的高中教室照片 ©姜以琳

他们经常会拿其他学校来比，学校怎么样，平均分是多少。当有人考试不佳，或者做了一件事没有达到大家的标准的时候，所有人是急着跟他划分界限的。这些中学都有一个地位体系的评判标准，学神-学霸-学渣-学弱。“学神”是不用功但成绩很高的人，“学霸”是分数高，也努力学习的人。学霸没能占据最高地位，是因为他们还不够“轻松”。“学渣”不用功，成绩也不好。地位垫底的“学弱”，是努力了也考不到高分。

我在学校里遇到一位“学弱”，跟他打招呼时，其他同学就会把我拉开，告诉我不要理他。他们数说他的种种“缺点”，比如打架、追女生，甚至是“笑起来很恶心”。但当我问到，如果他的学习成绩很好，会不会受到不同的对待，有的学生回答道：“当然会。”拍毕业照的时候，也没有同学跟他合照。

有一次，一个“学弱”学生回答错了问题，底下有个同学直接骂了一句脏话。

聊到学弱的话题，成绩好的学生跟我说，他们是“天生脑子有问题”。那次我反驳了他们，学生意识到我生气，赶紧找补，说或许家庭教育、社区的邻里问题都有影响的。聊到最后，他们看到我整个人已经放松下来，结论又回到了“我觉得这应该还是天资的问题”。

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努力但是失败了，大家不接受这个，整个环境也缺少对失败的解释机制。只能把失败归因为“先天愚钝”，把成绩、地位归因为个人能力。一旦我们采取了这种解释，就更不可能去同情他们，帮助他们，甚至连怎么帮都不知道了。要求大家对比自己更弱的人有同理心，或者是互相帮助，这很困难。如果大家都秉持这样的观念，人与人之间就会更冷漠。当然了，这不只是学校里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存在的问题。

在我调研的欧米茄中学（化名），每天放学门口会停满黑色的豪车，都是来接孩子的父母。有一次，我看到一对中年夫妇，父亲站在车旁边，母亲提前打开好副驾驶车门，站在校门口等孩子。高个子男生小平走出来后，二话没说，就把装满试卷的书包和袋子塞给母亲，然后板着脸径直走向副驾驶位，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父亲有些恼火，走过去想拉开车门，似乎想对儿子说点什么，但那位母亲做了个手势，阻止了他。

这些精英父母，很多会溺爱、纵容他们的孩子。比如孩子们会被允许收藏名牌鞋子、买高级私人健身房会员卡、在考试后到外国旅游，拿父母的卡购物庆祝，以至于有些家长会收到银行的信息，反映在海外有不正常的大额消费。有个叫朱莉的学生，因为要买一个很贵的水杯跟父母吵了一架，赌气回到自己的房间。但是当天晚上，她的妈妈就认输了，从房间门缝底下塞进了一张信用卡。

一学校门口等待的家长们 ©姜以琳

物质上的付出，对于这些精英父母来说不算什么。在我调研的这几所中学里，家长基本都是各个单位或国企的高层主管，以及一流高校的教授。学生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比中国城市中收入最高的10%高出约1.5倍。我怀疑一些家长少报了他们的家庭收入。

我认识一个叫托尼的学生，他妈妈会每天早起，给他做面包，因为怕外边面包店的面粉不好。托尼想跟女朋友去哪儿玩，吃点什么，爸妈都会同意。在我想要找家长做访谈时，托尼叫他妈妈来跟我聊聊天，他妈妈就来了。

但在有些方面，父母对孩子的要求，又是不容商量的。浴朗是我在另一所超级中学认识的第一个学生。她是高二那年转校过来的。刚开始在某中学住校时，她每天打电话回家哭，哭了两个月，有一天她妈妈终于跟她说：“你够了。”之所以转到某中学，是因为浴朗妈妈听说，全市最好的奥数竞赛老师都在这所学校。他们的目标，就是要让浴朗通过奥数竞赛保送清华或者北大。

通常，像浴朗这样的精英后代，身上背负着父母的高期待：进入中国的顶尖中学，考上世界一流大学，毕业后在大型跨国公司工作，参与全球地位竞争。就像一位家长跟我说的那样，孩子的爸爸来自内蒙古的一个小村子，考上了大学，来到北京。孩子的目标，就是将她爸爸的奋斗成果延续下去，从北京走向世界。

我遇到过一对关系很亲近的父子，罗伯特和郭爸爸。罗伯特在学校算是个“学渣”。在写一个经济学的作业时，他在认真读书和打游戏之间选择了游戏，因为让自己心情好比较重要。罗伯特还会经常招呼班上的男生去他家打地铺，他爸爸也会帮他一起招待。

老师觉得郭爸爸太溺爱儿子，但实际上他是对自己的目标非常明确的。他在金融相关行业工作，是一位年薪超百万的高阶主管。郭爸爸以前是高考四川前几名考到北京来的，他很早就知道罗伯特不可能像他一样在高考胜出，最后到了儿子八年级，确定了必须送他出国。郭爸爸知道儿子到了青春期，可能会反抗父母，必须让儿子觉得什么事情都是他自己做主。

所以在八年级的暑假，郭爸爸送儿子参加了一次去美国参观大学的交流旅行。历时十五天，学生们从东海岸游历到西海岸。这果然引起了罗伯特的兴趣，在儿子第一次聊起想申请美国学校时，郭爸爸还假装不想让孩子出国。因为郭爸爸是金融行业的，所以连买家行为和心理预期都要放进他的计划里。在那之后，罗伯特就一心想去美国，从未偏离过这条道路。

这个爸爸我印象真的很深刻，他在我讲话的时候，是非常坚定的。我问他，万一罗伯特还是决定参加高考呢？他只是莞尔一笑，他觉得孩子一定会按照他的想法，没有任何其他的可能性。

对孩子的纵容跟要求，这两者并不会有所冲突。反而对这些精英家庭会想，已经给了小孩这么多，小孩是不是也应该要有相应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