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姜不仅是一种家家厨房必备的调味品，更有很高的医用价值。生姜具有温中散寒，温肺止咳，保护胃粘膜的功能，在应对风寒感冒、头痛、恶心等症状时有奇效。
如果要问哪里的生姜最出名？毫无疑问是浙江永康。永康地处浙江中部，是一个“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方，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度适宜、降水充足。
由于永康的土壤中含有丰富的有机物质，再加上适宜的气候，这让永康从宋代开始就成为了全国最重要的生姜生产基地。永康生产的五指岩生姜倾销全国，备受好评。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来到了永康视察，他询问永康县委书记马蕴山：“永康地区什么东西最出名？”马蕴山思索了片刻说道：“五指岩生姜。”
没想到毛主席果断的说了一声：“不对！”
1956年，随着“三大改造”与“一五计划”的项目纷纷落成，中国成功渡过了过渡时期，正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1956年9月，我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新中国的经济发展进行了规划。在会议上，毛主席总结了“一五计划”实施过程中的经验，提出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八大召开之后，全国人民铆足干劲，想要大踏步的朝着共产主义社会迈进。但是毛主席很快察觉到了地方经济建设已经偏离了方向，在1958年的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中，比较委婉的批评了经济建设中的错误。
1959年庐山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在返回北京的途中，临时提出到浙江金华进行视察。
自古以来浙江就是中国的经济大省，毛主席此行的目的就是想亲眼看一看这些年来，金华经济建设的成就，其中永康就是毛主席此次金华之行的一个重要视察地区。
毛主席的专列抵达永康时，正好是下午五点，永康县委书记马蕴山带着县委的干部早早就来到了车站等候。
在与马蕴山交谈的过程中，毛主席频繁的问到农业生产的问题。在过去的两年里，永康农业生产停滞不前，但马蕴山在回答毛主席的问题时支支吾吾，总是刻意隐瞒一些问题。
毛主席似乎看出了马蕴山话里有话，于是严肃的说道：“讲问题时一定要实事求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有什么问题一定要大胆说出来。”
在毛主席的鼓励下，马蕴山总算说出了一些实际问题。当马蕴山提到上级的指标后，毛主席打断了他：“指标要留有余地，不能讲大话，更不要吹牛，地方要量力而行，不要光看上级那一套。”
毛主席还补充道：“群众不愿意办集体食堂，那就应该解散，集体的东西不能随意调拨，要按劳分配，等价交换，互通有无。大家从集体食堂打完饭，回家还要自己烧，费时又费力。”
听完毛主席的话，马蕴山连连点头，声称：“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会实事求是，多为百姓们着想。”
突然，毛主席话锋一转，面带微笑的问马蕴山：“你们永康什么东西最出名啊？”毛主席的这个问题让马蕴山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年轻的时候，毛主席云游四海，尤其是对中国东南各省的情况，可谓是了如指掌。
在中央苏区工作时，毛主席时常感染风寒，有些永康的干部特地将家乡的土特产交给贺子珍，让她给毛主席熬点姜汤去寒。全国人民都知道，生姜是永康的代名词，更何况是毛主席。
马蕴山的大脑急速运转，片刻过后，他还是给出了大多数人心中的那个答案：“永康最出名的当然是生姜。”
毛主席摆了摆手说道：“不对！不是什么生姜最出名，而是方岩山上的胡公大帝，香火长盛不衰，因此他最为出名。胡公不是佛，也不是神，而是人，他是一位清官，所以百姓们会纪念他。”
听完毛主席的这番话后，马蕴山恍然大悟，原来毛主席是希望地方的干部能够以胡公为榜样，当一个造福百姓的清官。
说道“胡公”，很多人都会想到周总理，早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为了掩盖身份，周总理习惯留一腮帮浓密的胡须，因此被同志们尊称为“胡公”。
但是，毛主席口中的这个胡公并非周总理，但他却与周总理有几分相似之处，他便是北宋名臣胡则。
胡则原名胡厕，出生于963年，很早之前，永康隶属于吴越国管辖，由于吴越国没有实施科举制度，所以永康地区读书人比较少。
好在胡家在当地颇具声望，胡厕从小就通读古今，27岁时，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成为了当地的第一个进士。
胡厕在参加殿试时，经皇帝御笔，去掉了“厕”字的“厂”字旁，从此之后，胡厕便改名为胡则。
胡则为官四十余年，先后侍奉过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三位皇帝，最高曾担任过权三司使，地位相当于今天的副总理。
胡则大部分时间都在地方做官，由于主张轻徭薄税，勤政为民，所以深受百姓爱戴。
其实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大部分干部都心系百姓，但毛主席之所以在马蕴山面前提起胡则，主要是因为胡则敢于向国家反映地方的真实情况，哪怕丢了自己的乌纱帽，也在所不惜。
1025年，胡则被任命为福州知州，当时的福州贫穷落后，人们靠海吃海，大多数人口都聚集在沿海。再加上五代十国时期连年战乱，福州地区人口稀疏，因此有空地比较多。
大宋王朝建立以后，中央将这些空地国有化，地方政府将它们租给了百姓们耕种。宋太宗继位之后，为了振兴福州的经济建设，一道圣旨将这些“官田”划分给了百姓，从此之后，百姓们再也不需要向地方政府缴纳租金。
但是，当时的北宋经常与北方的辽国发生战争，朝廷急需粮草。无奈之下，北宋朝廷只能加大了对百姓的剥削，地方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征税压力。
为了完成朝廷的任务，地方政府私自将原本划分给百姓的农田收了回去，以此为由加征税金，更有甚者，将土地出售给当地豪绅。
胡则得知情况后，立刻上奏朝廷，说明了福州的情况。但是，胡则一连上奏了三次，始终没有收到朝廷的答复。
身边的一些副官提醒他：“不回复，或许这就是朝廷的态度，如果你继续上奏，很有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前途。”
胡则却说道：“我是知州，我存在的作用就是为百姓办事，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这个官不做也罢。”
之后的日子里，胡则坚持上奏，同僚们见他如此“执拗”，也就没再劝他，只是做好了失去这个同事的准备。
好在当时的北宋朝廷并不腐朽，马上派遣专员来到了福州，专门对私收田地的风气进行了整顿，在胡则的努力下，百姓们重新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土地。
由于在福州做官业绩突出，五年后胡则被调进了中央担任权三司使，主管中央财政。胡则接管这一职位时，北宋早已因为战争国库空虚。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胡则提出了“通商五利之法”，将盐、铁等销售权授予商贩，然后向商贩征税。
胡则的这一提议遭到了朝廷大多数官员的反对，地方官员更是对他恨之入骨，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禁止私人贩卖盐、铁，地方执掌这类买卖的官员油水很足，经过几代人的垄断，他们都凭借手中的特权笼络了巨额财富。
如今把盐、铁的销售权授予私人，也就意味着这些地方官员的特权被稀释了。由于急需解决财政赤字问题，皇上不顾众人反对，批准了胡则的提议，“通商五利之法”实施之后，颇具成效，第一年就为朝廷筹集了金钱十五万贯。
但是，古代的官场历来如此，真正为国为民的好官，未必会在仕途上一帆风顺。皇帝急需解决问题时，便会倚仗能人，问题解决完之后，能人往往会成为皇帝的“背锅侠”，还美其名曰“顾全大局”。
由于胡则的“通商五利之法”触及了个别世家大族的利益，于是他们联合朝廷官员参倒了胡则，最终导致他被贬到了陈郑州担任知州。
胡则对此并没有抱怨，到了陈州之后，他依然不忘初心，始终想着为百姓们谋求福祉，在陈州工作时，胡则遇到了一位通判，两人一见如故，都有着为国为民的远大抱负，他们很快成为了知己。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通判就是岳阳楼上的那个才子——范仲淹。对于范仲淹所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胡则深感认同。
多年之后，胡则病逝，范仲淹亲自为其撰写了墓志铭：“进以功，退以寿，义可书，石不朽百年之为兮千载后。”
胡则为官多年，却两袖清风。72岁时，胡则告老还乡，他把多年的积蓄都用在了在家乡永康修建书舍，从此之后，永康的读书人不再是凤毛麟角。
有一次，一位朋友升官，胡则受邀赴宴，临走时却拿不出礼钱，无奈只能将家里祖传的一个银器送给了朋友。在场的人大吃一惊，好歹也是执掌中央财政的大员，家境竟然如此清贫。
晚年时，胡则与其弟胡赈创立了《胡氏家训》，将自己的为官之道写进了家规之中，从此之后，胡家后人便把《胡氏家训》当成了自己的行为准则，行善积德，为国为民，尽忠尽责。
1266年，为了纪念胡则的贡献，朝廷委托永康地方官府为其修建一座寺庙，这便是毛主席口中的胡公庙。
官场几千年来的顽疾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抹除的，理论上来说，官职越高，责任越大。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官职越高，越是蹑手蹑脚，甚至“逢人只说三分话”成为了官场上的潜规则。
但是，如果当官者人人都只想着自己头顶的乌纱帽，那么谁还敢为底层百姓说话？中央又怎么能了解到地方的真实情况？胡公庙自古以来香火不断，但那些走上仕途之路的人，能够成为胡公这样的人的却少之又少。
我们推崇胡公的同时，更应该从那段历史中吸取教训，社会要给予那些敢于说真话的人足够的包容，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赞美的声音，造成的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