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猛将如云，许世友和王近山都是典型代表。建国后有一个时期，南京军区里老四方面军的将领极多，并且都在司令部里任职。1969年王近山也到了南京军区、出任副参谋长，当时许世友是大军区司令，聂凤智担任副司令员，肖永银是参谋长。这个几个开国将军，无一例外都出自红四方面军。

不过只有王近山的情况特殊。他的革命资历，自然比不过老首长许世友，但却比聂凤智和肖永银突出。为什么在这四个人里面，王近山的职务最低呢？军区副参谋长相当于正军级干部，要知道王近山早在1952年，就被定了副兵团级；此前抗美援朝时，他还实际指挥过志愿军第3兵团。

王近山的职级有落差，是因为他跟前妻韩岫岩的那场离婚官司，导致丢了职务、还被下放河南黄泛区农场劳动。若不是许世友向中央求情，这时候王近山还来不了南京军区。所以1969年他能当时大军区副参谋长，已经感到很庆幸了。虽然跟巅峰时期没法比，但能回到钟爱的人民军队，心里非常温暖，很感激许世友的无私帮助。

许世友也是粗中有细。他没有贸然去跟毛主席要人，而是趁着进京参加中共九大的间歇，顺势向伟人提了这件事，果然奏效。这一年许世友刚刚当选为副国级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说话是有些分量的，加上主席多年来一直器重许司令，便给了王近山一次机会。

不过王近山来到南京后，军区工作人员公事公办，没有仔细“研究”四方面军将领间的战友感情，严格按照正军级干部标准，给王近山提供了一套住房。王近山如果自己住，面积肯定是够了，但他的孩子多，住宿条件就显得有点紧张。

王近山是出生入死几十年的老革命，并且前段时间又在农场吃了不少苦，哪里还会在乎这些外在条件？在他看来，在南京有房子住就很满意了。但这件事情，许世友知道后却非常不高兴，批评下属办得太不妥当。

后勤部门解释说：这是按照军区规定分配的，并且高级干部的住房目前比较紧张，没有其他地方能腾出来。不解释还好，下属这么一说，许世友更加生气了：王近山是老革命、立过很多功劳，没有房子就把我的给他！我明天就搬家。

许世友为人很讲义气，他不是在说气话，后来果然搬离了南京市人和街11号的住所，去中山陵5号住了。红军时王近山是许世友的直接下属，许世友能这么做，确实非常顾念战友情。王近山却感到过意不去，怎么能让许司令给自己腾地方？奈何木已成舟，他也只好住进老首长倒出来的房子，这次又欠了许世友一个大大的人情。

王近山重新回到军队，离不开老战友们的帮助和关怀；他也确实变了，不再像过去那样张扬高调，而是俯下身子当好自己的副手角色。以前肖永银是他的副职，现在却是正牌参谋长，自己成了肖永银的直接下属。但王近山态度非常谦恭，每次进肖永银的办公室，都会先敲门再进，几乎事事请示领导，不自己做主。这搞得肖永银很不好意思，还一个劲地站起来，叫王近山“老首长”。

许世友看到王近山的状态越来越好，十分欣慰，告诉他还有什么需要帮助、需要配合的，尽管告诉自己。1973年许世友接到中央调令，不得不离开坚守了18年的南京军区司令员岗位。他放心不下王近山，临走前单独与王近山喝了一场酒，两人都流下热泪。

王近山本想为军队多发挥一些能力，补上前些年被下放的遗憾，奈何1974年被确诊为癌症，这对他是很沉重的打击。但越是面对这种糟糕的情况，王近山反而鼓起勇气和精神，百倍珍惜工作时间，为南京军区发展提了不少好的建议和思路。

1978年5月王近山因病不治，他的身后事也是几位四方面军老友操持的，聂凤智、肖永银都出了不少力。而王近山早早离世，最难过的还是许司令。这时他已经在广州军区任职，得知噩耗后失声痛哭，难过得两天两夜没有合眼，并且亲自去南京参加了挚友的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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