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松本草平、华野，李兆晖译

5. “七三一”部队 首次使用细菌战

1949年12月15日～30日，在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市，以 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为首的12名关东军干部，以“准备 及使用细菌兵器之嫌疑”受到起诉。

在审判中，原“七三一”部 队的教育部长、军医中佐西俊英供述如下：

“哈拉哈河事件的时候，石井部队的确使用过细菌兵器，这 事儿我知道。

1944年7月，我从孙吴支部调到第七三一部队任 教育部长，和前任部长真田中佐进行了交接，当天真田中佐就 出发回日本了。我在整理他的文件箱时，发现了诺门罕事件、也 就是哈拉哈河战争时，使用过细菌兵器的文件。我记得里面有 当时的照片底版、参加作战的敢死队名单，还有碇少佐的命令 等。敢死队由将校2人、下士官兵约20人组成，在名单的下面 还有他们用血签写的名字。”

其实，第二次诺门罕战一开始，“七三一”部队就奉关东军 司令部的命令前往诺门罕了。在7月15日的小松原师团长的日 记中，“石井军医大佐来访”一事就是证据。石井把参加部队分 为“防疫供水队”和“敢死队”,并亲自率领这两支部队前往诺 门罕。

“防疫供水队”由佐佐木少佐指挥，任务是给前线部队提供 饮用水。“敢死队”由碇常重少佐指挥，是一支秘密别动队，任 务是实验和使用细菌兵器。

关于细菌兵器作战，石井制定了三个方案提交给关东军司 令部：

方案一，细菌炮弹作战。把炭疽菌装入炮弹里，从日军的 炮兵阵地以榴散弹炮打入苏蒙军的阵地。

方案二，细菌炸弹作战。用飞机把“石井式陶器炸弹”投到哈拉哈河西岸。 一架飞机装载数十个陶器炸弹， 一个陶器炸弹里大约装有5000只带有鼠疫杆菌的跳蚤。

方案三，细菌投放作战。敢死队直接潜入哈拉哈河西岸，在水源地直接投放赤痢菌、霍乱菌、伤寒菌。

但是，小松原师团长等现场指挥官们对石井这个作战方案提出了疑问。

首先是方案一，这种方法要是日军单方面的炮击战的话，的确是一种好方法，可问题是苏军的炮火要比日军猛烈得多，日军阵地一旦遭到苏军炮击，细菌炮弹就有可能在自己的阵地上爆炸。

其次是方案二，要想空投陶器炸弹的话，飞机就必须低空飞行，可是飞得越低，被击落的危险性就越大，并且谁都无法保证坠毁的飞机不坠落到东岸上。另外，空战时日军的飞机也有可能坠落到自己军队的阵地上。

最后是方案三，哈拉哈河西岸苏蒙军戒备森严，潜入是很困难的，即便是潜入成功，恐怕还没有接近水源地，敢死队自身的生存就成了问题。

经过周密的探讨，最后决定细菌兵器只有在日军战况非常不利的情况下，或者撤退的情况下使用。

石井方案的方案二被放弃，另外两个方案也进行了修改：

新方案一，细菌炮弹严密保存，在战况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才向西岸发射。

新方案二，在哈拉哈河、胡鲁斯台河的上游投放细菌，使下游的苏蒙军患上传染病。

细菌炮弹攻击是否进行过，译者的手头上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所以无法确认，但是投放细菌的作战的确进行过。

参加过投放作战的原军属人员——鹤田兼敏(家住日本佐贺县唐津市新町)回忆如下：

“1939年8月的一天夜里，柴田班长带领我们往哈拉哈河里投放了液体状的肠伤寒杆菌。当时我们紧张得不得了，因为河对岸就有苏军的封锁，空中还时不时升起信号弹。大概是过于慌乱，我们的班长不小心感染上了肠伤寒。等我们回到哈尔滨后，才知道他早就死在海拉尔的陆军病院里了。

“投放细菌的那天，我们班下午从将军庙出发，在途中发现了一户农家，我们就伪装成过路的日本人，在农家休息了一会儿。那农民一家对我们还挺热情，特意包了韭菜饺子招待我们。

我们临走时趁着主人没注意，在屋子里悄悄地撒了一些鼠疫菌。

等我们完成任务从哈拉哈河返回时，又去看了一下那个农家，可是那农民一家三口全都死了。”

鹤田还说：“从8月20日苏联军的总攻开始一直到停战这 一段时间，敢死队曾先后三次进行了投菌行动，把伤寒菌的培 养液投放到胡鲁斯台河的上游，但是只成功了一次。教育班长 和卫生军曹也感染上了肠伤寒，死了。我因为参加过这次作战， 论功行贵还得了一个‘勋八等’的奖。”

对“七三一”部队的罪行非常了解的中国人韩晓先生(侵 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在他的著作《“七三一 ” 部队的犯罪》中写到：

“诺门罕战中，日本军患传染病者达1340 人之多，这些病人使得海拉尔的病院人满为患……

8月中旬，山 下健次大尉带领病原菌检查班的10个人来到海拉尔，通过验便 的方法对病原菌和其细菌效果进行了调查，结果查清在诺门罕 战场上发生的传染病的来源，就是日军自己散布的传染病菌。 石井部队中除了战死者之外，另有三四十人患上传染病而死。”

6.诺门罕战争的伤亡——日、苏、蒙、“满”军的损耗

关于各军的损耗问题，各国的统计数据大不一致，所以要 想掌握一个准确的数字恐怕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呢?

因为这 里面存在着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自尊心问题，人们往往都是 把自己军队的伤亡尽量往小、少的方面计算，而对敌军的伤亡 则尽可能往大、多的方面估计。

日本军：

诺门罕战争刚刚结束之时，据第6军军医部的统计：

共出 动人员58925人，其中战死7696人、战伤8647人、生死不明 1021人，总损耗17364人，损耗率大约30%左右。

可是从战争 的悲惨程度来看，这个数字也太低了，是统计不全还是故意隐 瞒，这一点无人知晓，反正可信度太低。

陆军当局于停战之后的10月3日，发表了一个笼统的伤亡 数字：日本军战死、战伤合计18000人。这个数字可信度仍然 太低，大概就是把第6军军医部的统计来了一个照抄、照搬而 已。

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是1966年10月12日，这一天在靖国神 社举行了“诺门罕事件战没者慰灵祭”,在第二天的新闻报纸 上，发表出来的战死人数是18000人，这个数字比第6军军医 部的统计整整多出了1万人，是陆军当局发表的战死、战伤人数的总和!

五味川纯平在他的著作《诺门罕》中指出，“从事件后的军方的统计数据来看，死者人数增加了1万人。对热衷于打了败仗就又遮又盖企图掩人耳目的军政当局来说，有必要把数字过小发表，但是对靖国神社来说，却完全没有必要把数字过大发表。”

事实也正是如此，停战后的27年间，也就是从1939年10月到1966年10月，在诺门罕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争，尽管如此，战死者却突然增加了1万人，这是怎么回事?

原因不外乎有两个：说得严厉一些叫故意隐瞒，说得宽容一些叫统计不全。

另外，战后苏联公文图书馆里的资料表明，关东军出动人员为67257人、战死18868人、战伤25900人，死伤合计44768人，损耗率大约为66%。

关于出动人员的总数问题，美国作家A lvin.D.Coox在他的大作《NOMONHAN》 中指出：“在诺门罕事件中，日本军投入的总兵力还应该加上坦克部队的1627人、飞行集团的3307人、独立守备队的3012人、步兵第1师的4981 人、高射炮部队的3576人，所以比较合理的人员总数应该是75738人。”

另外根据俄罗斯的国际关系史专家 Boris Slavinsky 的新作《日苏战争之路》,日本一方的死亡人数至少为18300人，俘虏464人。

战后，归还回来的日军俘虏只有204人，其他人全部自愿留在了苏联。

据俄罗斯战史研究所研究部长瓦尔塔诺夫的调查，到1992年时共确认日本俘虏129人，但是当问及这些人中现在是否还有人活着时，瓦尔塔诺夫说他也是一无所知。

苏联军：

诺门罕停战之后，苏联方面的统计是：出动人员57000人，战死仅300人～400人、战伤仅900人。这个数字不用说，可信度也是非常低的。

41年后的1980年，苏联发表了新的统计结果：苏军战死3281人、战伤15286人、去向不明154人、俘虏94人，共损耗18815人，损耗率大约为33%。

另据《日苏战争之路》一书指出，“这个数字还是太低，令人难以置信。根据俄罗斯军事专家最近的研究，哈拉哈河一战苏军的兵员，战死及查无下落的人数为7974人，战伤战病人数为15925人”,合计为23899人，损耗率大约在41%左右。

停战后，归还回来的苏联俘虏有89人，另外的5个人“去 向不明”。

另据韩晓先生的《“七三一”部队的犯罪》介绍，苏军俘虏中有一个叫“德姆琴科”的人，被送到石井的“七三一 ” 部队，在那里遭到杀害。

蒙古军：

根据蒙古方面的资料，蒙古军出动部队为2个骑兵师，人 员2260人，其中战死165人、战伤401人，合计566人，损耗 率大约为25%。这个数字是否可信?可信度到底有多少?那就 只有天知道了。

伪满洲军：

不可思议的是，在日本尽管有这么多关于诺门罕战争的书 籍、资料，但是涉及伪满洲军伤亡、损耗的却寥寥无几。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著的《关东军(1) 对苏战备·诺门 罕事件》中记述道：“‘满’军，尤其是在诺门罕事件之际，与 优势的苏蒙军进行了激战，在激战之中，大部分的‘满’军由 于战斗力的低劣，抵挡不住苏蒙军的猛烈攻势而后退，若干的 部队出现了散乱、叛乱。”但是关于“满”军的损耗，则完全没 有言及。

五味川纯平著的《诺门罕》中，也只是提到“满”军的第 1混成旅(石兰支队)的 一个营，于8月21日夜晚，把4名日 本指挥官做了血祭 ，250人集体逃跑、投降 了苏联军这 一 叛乱事 件，但是对于损耗问题 也是只字未提。

提及“满”军损耗 的，是美国人Alvin.D. Co o x 的大作 《NOMONHAN》:

“1942年9月，为了给满 洲事变以来在满洲各地 倒下的战死者祈祷冥 福，在海拉尔修建起了 ‘忠魂碑’,忠魂碑共10301柱，诺门罕事件的战死者就占了9673柱，其中日军9471柱，满军202柱。”

据《诺门罕》一书记载，参加诺门罕战争的“滿”军部队有：兴安师(1851人)、兴安支队(2936人)、石蘭支队(1376人)、铃木支队(1176人),合计7339人。

另外，根据苏联和蒙古方面的资料统计，“滿”军的损耗為2480名、损耗率为33%左右。“满”军俘虏约1800人，其中260人是“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向苏联军投降的”。

译 后 记

这本书通过诺门罕这个边境战争，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傲 慢狂妄的残暴性，批判了关东军草菅人命、涂炭生灵的残忍性， 以及被逼向死亡的士兵们发自心底的愤怒和呐喊。

人们往往以 为日本士兵个个都是效忠“皇国”,个个都是“不成功便成仁”、 充满了武士道精神的狂妄之徒，其实也不尽然，这本书就能证 实这一点，这也是我决定翻译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理由。

作者松 本草平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战后在他给《大分合同新闻》 (1980年3月15日)的投稿里，就日本的宪法有过这么一段评述：

“日本不设置军队，不往外国派兵，这是日本宪法第九条所 明文规定的。这个第九条可以说是为世界树立了一个样板。日 本今天之所以能繁荣起来，可以说靠的也就是这个和平宪法、 靠削减军费而发展起来的。

现在有一些鹰派国会议员竟嚷着要 修改这个宪法，这种改宪论是一种谬论，是无视现实的谬论。他 们身先士卒与下层阶级的平民百姓一起经历过那场残忍无比的 战争了吗?

经历过忍饥挨饿、喝着稀粥冲向炮火硝烟的地狱世 界了吗?

不!他们只知道布满鲜花的讲坛，只知道利用战争发 不义之财。

“日本是一个小国，在列强之中日本可以说就像一个孩子一样。翻开地图看一看，日本简直小得可怜，并且没有资源，几乎什么都要靠进口。所以日本才需要这样的宪法，垂范于世界的宪法，这个宪法才是日本值得骄傲的贵重遗产。”

“能把一个面包分给他人一半的孩子，强过一个自命不凡的优等生。”这是松本老医生在创建天心堂病院时，刻在宣传牌子上的一句话。

就像这句名言说的一样，他的确是本着“一个面包分两半”的精神来行医看病的。

他有两个特点：

一是不为金钱只为病人，对贫困的患者从不张口要钱，什么时候有了什么时候给，不给也不要。二是门诊兼出诊，不分白天黑夜随叫随到。

出诊骑大马，恐怕是当地老百姓脑海中对他印象最深的记忆了吧。

松本老医生于1981年7月20日因脑溢血而去世，就在去世前的头两天，他还在电闪雷鸣之中出过诊，治疗了一个骨折的老太太。

松本老医生的孙子、当时还是小学一年级学生的松本莫，在作文中记述了爷爷追悼会的情景：“7月20日放暑假的第一天，爷爷死了。爷爷的追悼会上来了1970人，大人们都哭了，哭得脸都红了。爷爷就好像是户次地区的大总统一样。”

诺门罕战争结束已经66个年头了，“诺门罕村”这个村子现在还在中国境内，但是苏蒙军与日“满”军激战过的诺门罕地区 从诺门罕村到哈拉哈河一带，现在已属于外蒙古的领土了。以国境线为界，双方各后退1.5公里，形成了一条3公里宽的“非武装地带”。

1999年8月，我途经外蒙，曾亲临过诺门罕这块茫茫的旷野，要不是有历史记载的话，说什么我也不会相信就为这么一小块荒无人烟的土地，曾发生过那么大规模的战争，四方累及伤亡人马7万之多!

诺门罕战争(在日本仍称“诺门罕事件”)在日本广为人知，年纪大一些的人恐怕无人不晓，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

(1)诺门罕战争是日本“无敌皇军”建军以来的第一次大惨败。

(2)第一次败给了“日俄战争”的手下败将、老对头的苏联。

(3)第一次尝到了近代战争的苦头。

其实，诺门罕战争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那就是促使日本放弃“北上打苏”而改为“南下打美”。

1940年9月，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结成了法西斯军事同盟，日本开始讨论是应该“北上打苏”还是“南下打美”这 一问题。

陆军参谋本部推出了两个方案： 一个是“熟柿北攻”, 一个是“好机南进”。

“熟柿北攻”是指等德国对苏联开战以后， 苏联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日本再来个渔翁得利，对苏宣战；

“好机南进”是指要抓住机会对英美开战，夺取英美在东南亚的 殖民地和所占有的资源。

讨论来讨论去，日本最后的选择是放弃“北上打苏”,决定 “南下打美”。至于为什么要放弃“北上打苏”？

诺门罕战争的肇 事者——后升任参谋本部作战课战力班长的辻政信的一席话就 能解开这个谜：“苏联的军事势力，在诺门罕事件中我们已经充 分地试探过了，从现状来看关东军即使是北上打苏，年内要想 达到目的那是根本不可想像的。那么就不如南攻了，因为南方 有取之不尽的资源。”

南方有取之不尽的资源，苏联也有取之不尽的资源，根本的原因不在资源问题上，放弃北上打苏，恐怕是吃尽了苏联的苦头，不敢再轻易下手而已。

假如没有诺门罕战争的话，那么 日本也许就会放弃“南下打美”而改为“北上打苏”,与纳粹德 国从东西两方面同时夹击苏联，那样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 史就得改写了。

遗憾的是，历史是不存在“假如”这两个字眼 儿的。

据说，诺门罕战争结束后，有外国记者赶到现场，对一日 军将校进行了采访：

“请问，这下面有什么?有钻石?有石油?还是有煤炭?”

“什么都没有。”

“那么,为什么要在这样的地方打仗?”

“那是为了保卫(伪)满洲国国境这一日本的节义而战的。”

“节义?真是不明白，真的就为这个而打的仗?”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就为这种所谓的“节义”,赤裸裸 地侵略了大半个亚洲，杀戮了几千万无辜的人民，至今许多日 本右翼分子还不肯正视侵略历史，嘴上也是说为了“节义”,历 史是多么惊人的相似。

李兆晖

2005年1 月

日本，离我们最远的一个国家

从地理上说，日本是离中国最近的邻邦之一。隔海相望、 一衣带水这些词几乎成了我们今天描述日本必不可少的词汇。然而，在很多中国人心里，日本却是地球上离我们最远的一个国家 !

日本人给我们的印象太复杂、太捉摸不定。

从好里讲，主动对华低息贷款的有他，援助西北植树造林、防风治沙的有他；甚至弯着腰到喜马拉雅山脚底下捡易拉罐、废电池的人群中也有他。

可是，公然参拜“靖国神社”、拒不承认侵略的是他；偷偷修改教科书隐瞒历史真相的也是他；“贼喊捉贼”、诬蔑中国强大会危及亚洲安全的又是他。

守着这样一个诡谲的邻居令人不能不警觉。 一个当年闯到你家杀了人，抢了物，最后还放了把火的邻居，虽说今天给了些钱让你贴补家用(当然日后是要还的),但对自己往日犯下的恶行却故意混淆是非、拒不反悔，反而在你修补门窗谨防盗贼时说三道四、横加指责，怎么能让人对这样的邻居产生好感?!

我们不愿纠缠于历史，可是我们决不能忘记历史我们要放眼未来，可是我们更要立足于现实!

看完松本草平这本沉甸甸的书稿后，我的心里也是沉甸甸的。

说实话，当初我并不想接这个稿子。我的家乡是当年侵华日军肆虐的重灾区，也是抗日游击战最活跃的地方。我的父辈、祖父辈都是抗战的老兵，从小我听到了太多书本上所未记载的日军暴行，以致我对日本人素无好感。

复旦大学历史系赵建民教授贴在网上的一篇文章刺激了我，使我改变了初衷。文中说：

2000年8月，在石川县的护国神社里， 一座12米高的“大东亚圣战碑”落成。这是由原日本关东军士兵中田清康发起建 造的，建碑费用高达1 亿日元，由“战友会”、“遗族会”等近 400个团体和2300多人募捐。

此碑的建立缘于1995年6月，日 本参议院通过了“战后50周年不战决议”。当时，金译市组织 了抗议示威游行，指责不战决议是“亡国的谢罪”,力主建一座 “大东亚圣战碑”,对政府的表态进行对抗和挑战。

建于日本石川 县护国神社里的大 东亚圣战碑。

长期以来，在日本社会教育中缺乏对战争的反省。相反，从 “战争记忆”的角度设置机构、搜集材料，进行展览的活动却层 出不穷。

2001年10月31日，“和平祈念事业特别基金会”展示 了300多件战时实物，以表现当年日军“勇敢作战”的情景。我 翻阅留言簿时，竟发现参观者一致赞赏日本军人的法西斯行为， 他们写到：“真了不起!感到作为日本人很光荣!参观以后很受教 育，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展示。”

日本游就馆的说明书上明明白白 地写着：“战争是不幸的事。但是为了保卫日本的独立，为了周 边亚洲诸国的共荣，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不得不战。”

对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记忆不仅存在于日本各地大量的“慰灵碑”,在一些游览胜地还建起了比“慰灵碑”、“忠灵碑”规 模更大的建筑群。

爱知县的三根山山谷，是山青水 秀的历史名胜，沿着崎岖的山道前行， 会看到其间布满了上百个不同级别的 “慰灵碑”。

再向前，则是一个由甲级 战犯、后来担任日本首相的岸信介题 名的“殉国七壮士庙”。庙里还刻有日 本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川秀树的题词。 这是为当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 绞刑的东条英机、广田弘毅等7名甲级 战犯建造的坟墓。墓前竖有一块三四 米宽的牌子，记述了东条英机等7名战 犯的“生平事迹”。

在那里停留了半个 小时，就看到3位八旬老人驱车前来， 他们在墓前恭敬地鞠躬、行礼、志衰， 后来又有好几位青年来到墓前毕恭毕 敬地立正哀悼，这不是公然为东条英 机等侵略者招魂和歌功颂德吗?

作为一个素有“东方夏威夷”之称的海滨城市——宫崎，号称“日本传统的发源地”。就在市区西北的高坡上有一座1940年日本最高的建筑物“八纮一宇”塔。

此塔是由侵华日军在中国掠夺各地富有文物价值的珍贵石料作为“战利品”献来建成的。当时从中国抢掠的石料共计189块，分别来自长城、泰山、中山陵、明故宫、黄鹤楼等地。

塔名“八纮一宇”的含义是“制霸世界”,这是一条宣扬“大东亚共荣圈”的典型标语，也是把日本引向战争的精神支柱。

可悲的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圣火竟是从这里点燃的。如今这里已成为宫崎市一大观光胜地每天车水马龙，游客川流不息。试问，日本想让参观者受到什么样的教育?”

读完此文后，我也不禁思考今天的日本到底怎么了。战后我们以德报怨，播下了龙种，难道收获的是跳蚤?

自从1980年日本法务大臣奥野诚亮在内阁会议上指责教科书缺乏培养爱国热情的内容后，从自民党到社会各团体都对教科书群起而攻之，日本政府更是强行规定不按要求修改的历史书今后不能出版，企图淡化甚至抹杀日本的侵略行为。

如：将“侵略”一词改为“进入”;将“九一八事变”说成是日军“炸了南满铁路的一个地方”;将“三光政策”含糊地说成是“日军采取的保安措施”;而把“南京大屠杀”狡辩为“日军出于激愤而杀了一些中国军人”;等等。

这样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教科书把年轻一代引入了歧途。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出版工作者应该有所行动，不能任其颠倒黑白!

幸好日本广大人民群众是反对战争，愿意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在日本，竭力美化侵略战争的只是少数人，当然坚定不移批判军国主义罪行的也是少数人，大多数人对侵略战争史了解肤浅。加上舆论宣传的误导，特别是右翼翻案势力的猖獗活动，日本人缺少正确的历史观。近年来，也有一些参加过侵略战争的日本军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著书来揭露和声讨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的罪行，如著名的《东史郎日记》等。

松本草平的这本回忆录也是日本国内为数不多的揭露日军侵略战争罪行的图书之一。在目前日本国内右翼猖獗的大环境下，这些老兵的忏悔是需要顶着巨大的压力和冒一定风险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出版者有义务将其历史真相告诉给大家，尤其是告诉青年一代，60年前日本曾在亚洲发动了一场怎样血腥而 肮脏的战争!

泰戈尔说，蛮横和嗜武恰恰表现了一个民族的软弱和不自 信。日本人的性格中既有尚武好斗的一面，还有欺软怕硬的一 面。

140年前，美国海军准将佩利攻开了日本的国门，日本败 北后竟在美军登陆处奴颜婢膝地为其建纪念碑；二战后，美军 占领日本，日本人马上又媚态十足地称盟军司令麦克阿瑟为 “恩人之帅”,并准备再为其建个纪念碑。

你能想像这是个在此 之前野蛮地侵略了大半个亚洲、凶残地杀害了2000多万名邻国 平民的国家吗?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过：“日本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它 很特别。亚洲有必要记住这一点。”

我们更不该忘记的是：在近 现代100多年间，中国屡遭日本侵略和欺辱。我们愿意和日本 人民世代友好相处，但一厢情愿不行，友谊是相互的，更是需 要实力来维护的。在手捧橄榄枝笑迎和平的同时，不要忘记身 边要有根防身的棍子!

华野

200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