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干城先生是当代中国“新道家”重要代表人物，虽然不能完全赞同他的理解方向，但其很多观点还是能接受的，比如他认为至今对老子“无为”的理解尚没有结论，比如他认为老子思想被宗教化等观点，都很新颖，也很有启发意义。

这是一个很颠覆的观点，但他讲的也有道理。他认为追本溯源，还老子本来面目，第一要做的就是：确立老子之学乃是救世之学。

道教、佛教在汉末兴起后，受迫害、不得志的文人开始研究老庄、周易等所谓的“三玄”，然而，他们的专注点却在于个人的全身避害，将老庄思想“庄子化”、禅佛化，诠释为出世者，为自己躲避政治风险寻求避风港，一时形成风潮，影响深远。

第二要做的是剥离掉后人附加于老子身上的宗教思想。因为魏晋以来，受庄子思想和道教文化的影响，老子作为救世之学的本来面目被掩盖了两千多年。

追本溯源，还原老子本来面目的救世之学，任重道远。比如把老子的“无为”，理解为禅言佛语的不妄为，不过分作为，就是残留在道德经解读上的玄学思维，其核心是以孔子的心理性努力，来解释老子的制度性构想。

但这些都没法掩盖老子五千言的真相，老子的高明之处是他不作道德规箴（原文很尖锐，为了不涉嫌，折中一下），老子不鼓吹伦理式、心理式努力。

王先生把老子的“无为”理解为“法治建设”，这与老子的“无为”思想冲突。春秋战国时期，老子为诸子所宗，这是事实。而齐国建立的天下第一所国立高等学府“稷下学宫”，也是以黄老道学为主导。

但是这一时期的黄老道学，是以老子的道治思想为主，杂糅了姜子牙、管仲以来的“道法思想”，与老子思想不同的是，黄老道学研究的是偏向于权诈的“帝王之术”。

而法家只是从稷下黄老道家分离出来的分支学说，他不能同等于老子思想。老子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誉之；其次畏之；其下侮之”。

就是说：实行道治的君主，因为他不干涉百姓的日常生活，所以是“下知有之”的理想为政者；其次是实行德治、仁政的君主，因为他强调仁爱，因此天下人会“亲誉之”；而让人畏惧的正是法家式管理者。

因此，在老子思想里，“法治”是属于“失道”、“失德”、“失仁”之后的等而下之选项。把“畏之”这一层次的管理者，提到“太上”的层级，混淆了道治与法治思想。

王先生认为：老子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为的就是制度建设。

理由是：三皇五帝的时代，行政权力的转移是禅让制，传贤不传子。但是夏启开启了帝位传子不传贤的先河，家天下的观念从此被确定下来。

帝王以天下为私有，必然推行有为之治，以智治国，初期可能有用，久之必然失效。

对于王先生的这一说法，我仍然不以为然：《竹书纪年》的记载完全颠覆了儒家的“道统”和历史传说，如果禅让制不是那么回事，那么，王先生以尧舜德治为根据的所谓的制度建设，岂不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王先生认为：老子说“不尚贤使民不争”，“取天下恒无事”，“以智治邦，邦之贼，以不智治邦，邦之福”等等，这不都是对“人治”的反省与批判吗？

“反省与批判人治”，这不正是“道治”思想吗？从“道治”到“法治”，中间还有一个“仁义之治”呢！

但王先生认为：“道治”必然要可操作化，必须以“法治”取代“人治”。理论如果不能落实在实操上，再先进的理论也只能是空中楼阁，所以重在落实，要有行动，以法律的形式把它确定下来，接受天下人的监督，任何人都不能逾越法律。

但我不这么认为，“法治”只是一个辅助手段，有法治，但不代表常用。即便在有道社会，也难免有作奸犯科者，尤其是滥用权力者。

对此，老子说，对于挑战公共秩序，破坏整个社会“井有秩序”的“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惩戒是一种防范措施，这也是“无为”的必然要求。但并不意味着，“法治”可以取代“道治”。

王先生说：法家源于道家，这是常识，这是由中国先秦思想史确定的，所以，他认为，老子主张的“无为”其实就是“法治”。他反对“以智治国”，就是呼唤以法治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治”就可以取代“道治”，

所谓“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不是心理意义上的不妄为，不过分作为，而是活动在整个社会和谐不越界，互尊不相犯的范围之内，即“自然”的状态之下，尤其是侯王，不得违法乱为，因为他的一举一动牵扯全局。

在保证整个社会自然有法的前提下，侯王也就失去了恣意妄为的法律依据。所谓“功成身退”，不仅仅是世俗意义上的谦退，更主要的是：越是位高权重的侯王，就越要接受民主的监督和法律的规约，无论他能力有多强，功劳有多大。

我觉得，如果非要把法治与道治座椅比较的话，那么道治才是根本，法治只是它只是老子思想在特定时期的变异形式，是老子思想主干之外的旁逸斜枝。

而且，一旦将“无为”定义为“法治”。会造成不应有的误会，让人产生法治就是道治的错觉。

王先生说：的确，导致于法治两者还是不同的：老子的法治思想，其目的在富民，而法家的目的在尊君。老子的思想是民主，是辅助民众，让他们“自化、自富、自正、自朴”，如果不以民的“无不为”为目的，那样的“法治”就成了“法制”，就没有前途了。

所谓“法制”就是58章的察察之政，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那样的“法制”必然导致“天下多忌讳”的暴政，和“法物滋彰，盗贼多有”的动荡。

对此，我不以为然，王先生提出的是法治，并且强调，之“法治”而非“法制”。我的疑问是，推行法治，就需要依据，依据还得是法律制度，还不是一回事吗？

对他的“无为就是法治”的理解还是不能接受。我还是认为，“无为”的核心在限权，是要权力者（修者认为是“心”）不可恃强凌弱，侵夺百姓权益。

而“法治”只是“道治”不可或缺的补充部分，只能在社会出现“为奇者”的时候，才能用得上，即“吾将得而杀之”。

事实上，权谋术正是法家思想的重要特征，而这，正是老子最反对的。

如果把“法治等同于“道治”，那势必会产生负面效应，以为老子真的就是术数学的倡导者，司马迁不就是把老庄与申不害、韩非子合传的吗？

朱熹将整个术数学，一股脑地打包送给老子之学，并认为跟老子学的多流于术数，比如申不害、韩非子，以及兵家人物等。

所以，“无为就是法治”的说法有失偏狭，否则，依然改变不了朱熹误会的那样“忍心无情，视天下之人皆如土偶尔。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sha人也不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