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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命至重，有贵千金。”法医作为一个神秘的职业，在断案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但能为侦查和审判提供科学的证据，还使得整个法律体系更加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法律程序的公正性。

其实，在先秦时期，我国就出现了类似于法医的职业，只不过那时的“法医”充满了神学和礼制的思想。

随着我国医药学和政治制度的不断发展变化，到了宋朝，古代法医学走向了成熟，形成了一套由司理参军、县尉、仵作、司法吏构成的完整法医制度。

也是在这一时期，世界最早的一部完整的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在中国诞生了。宋时的法医学为当时社会的稳定和后世的发展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直到今天，还有着其普世价值。

唐末五代，战乱四起，军阀割据，混乱的社会秩序下，司法的运行也遭到了破坏，刑罚不断加重，冤假错案时有发生，民怨沸腾，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到宋太祖赵匡胤登基称帝时，他对前朝的惨状深有感触，也看到了这种状况所带来的弊端。

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曾记载宋太祖所说的一段话：

“五代诸侯跋启，多枉法杀人，朝廷置而不问，刑部之职几废，且人命至重，姑息藩镇，当如此耶？”

当权者对法律的重视，使得宋朝的司法制度迅速发展完善，而法医作为其中的一环，也渐趋走向了规范化。

与此同时，宋朝皇帝在司法方面奉行的慎刑的政策，主张宽仁，尽量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在断案时，各级官吏更加重视证据和程序的完整，法医作为证据链上的鉴定者，其重要性也愈发凸显。

当然了，一个行业的发展，仅有统治者的重视还不够，前朝的积累，当代的政治制度、选官制度、经济、文化等的促进也必不可少。

隋唐时期，我国的法律制度就已经走向了完善，具体到检验这一环节，在唐代时，就已经将司法检验分为了活体检验、尸体检验和物证检验三部分，这样，就将法医的检验范围大致规定了下来。宋代在承袭前朝检验法令的基础上，对法医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和发展。

此外，就像前面提到的，宋太祖注意到了五代十国时，军人干预政治对中央政治的破坏。因此，宋初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并且选任文官担任各地的事务，这样一来，就使得法医制度中官员专业和文化水平大大提升。《洗冤集录》的作者宋慈就是这种选官制度下出来的。

同样，宽松的文化政策和语言环境，使得宋朝时期的人们敢于创造、乐于接受新事物，加之经济的繁荣，技术的发展，都为法医制度的不断完善创造了条件。

在以上种种因素的共同促进下，宋朝发展出了一套以司理参军、县尉为主导，仵作、司法吏为辅，程度完善的法医体系，为断案注入了更多公正的因子，也为后世的法医学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和现代意义上的法医不同，在宋朝完整的法医制度中，主要包括了四种人。他们分工明确，通力配合，共同完成对案件中所涉事物的检验。其具体的工作内容有现场勘验、尸体检验和调查走访三种。

在州一级，检验人员为司理参军，县一级为县尉。《宋刑统》记载：

“今后杀伤公事，在县委尉，在州委司理参军。如缺正官，差以次官。”

其所说的这种人员的安排。作为一线的检验的人员，在案件发生后，司理参军和县尉都必须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他们主要负责的就是调查杀伤命案，从事验尸、验伤工作。

司理参军和县尉的任命十分严格，尤其是司理参军，为了保证队伍整体的质量，所选人员必须是科举考试进士科出生，而且要家庭清白，政绩优良之人方可担任。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诸州府置司寇参军，以进士、明经者为之”。

此外，宋朝对司理参军还有一套严明的考察评级制度，并根据考察结果，来决定官员的升职或是调任。

宋朝规定，司理参军和县尉必须亲自到场进行检验，不可委托他人代理。

南宋有段时间，部分司理参军懒政不愿前往，便派巡检去，但巡检中多军人，有些甚至连字都不认识，导致奸诈狡猾之人有空可钻，朝廷知晓后便大力整治这部分人员。由此可见官方对司法工作的重视程度。

在封建社会，尸体被认为是不祥之物，所以，无论是司理参军还是县尉，他们作为检验官，都不会去亲自触碰尸身，而这项工作就交给了仵作来干。

仵作也被称为仵作行人，在宋朝，多由从事殓葬行业的人担任。他们在检验官的指导下，翻动尸身，查看伤势，大声报出以显公开透明。

但同时，仵作只是官府征招而来，临时充当干这些活的杂役，并不是正式的员工，没有编制，在检验当中只充当指导者的手和眼，因此，简单地把仵作等同于法医是有些片面的。

《警世通言》中有这么一个故事，程氏见丈夫溺亡，叫人到仵作李团头家，买了棺木安置，立案后，县尉又和仵作共同到案发地验尸。从中也可以窥见宋时仵作的身份。

工作性质导致仵作在宋朝地位低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出身卑微，偷奸耍滑的现象时有发生，故而在社会上的形象并不太好。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仵作外，宋代还有坐婆，专门从事对妇女的检查。

根据宋朝法律，案发后，检验官需要在两个时辰内，带上随行的仵作及胥吏赶到现场。作为法医体系中的一员，胥吏和仵作一样，起着辅助作用。

他们主要负责押运犯人、勘验检验结果等工作，由官府中服徭役者或普通百姓担任，同样地位低下，但比起仵作来说，还是要高一些。

那么，在具体检验手法方面，宋朝的法医又是怎么做的呢？在这个方面，《洗冤集录》做了极好的说明，该书由“世界法医学鼻祖”宋慈根据自身经验和前代法医学著作总结编撰而成，对尸体现象、机械性窒息损伤检验、毒理学、犯罪侦查等进行了详细说明。

可以说是宋朝法医界实践之集成，操作之参考了。

比如，对于窒息死亡中的缢死，可以通过查看悬挂处的灰尘、痕迹，分析垫脚物，死者脖子上的缢沟来对案件进行推测。在缢沟上，宋慈记录：

“虽被系缚，其痕不紫赤，有白痕可验。”

说的就是如果死者是在死后被人故意移动，假装上吊自杀的话，那么伤痕就是白色而非紫红色的。

再如锐器致死方面，《洗冤集录》详细地说明了如何辨别此类案件是他杀还是自杀，伤口来自生前还是死后，如何通过伤口的形状来判断凶器是何物等等，内容十分完备。

由此可见，宋朝时期，法医学不断发展，人员职业化、规范化，检验程序化、科学化。这些都在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减少冤假错案，促进社会稳定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宋之后，中国古代法医学的发展并未就此止步。

事有两面，宋法医学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缺陷，比如，儒家文化之下的法医检验仅仅局限于对尸体表面检查，解剖这种手法没有出现过。

再有就是部分检验手法在今天看来缺乏科学性，如在自缢之人脚下，挖土三尺会有火炭出现。

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中国古代法医学的一座高峰，宋朝的法医学为后世的发展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

元朝司法检验制度大体上继承了宋代的模式，明亦沿元制，在具体处有所变化，检验的手法也是如此。到了清朝，法医学又迎来了另一个高峰。不但制度上有所完善，还在康熙三十三年时颁布了官定的法医学教材，《律例馆校正洗冤录》，统一了检验标准。

而《洗冤集录》在当时的先进性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它比欧洲第一部法学著作要早三百多年，为后世中国的法医学著作的编撰奠定了基础。

到今天，以《洗冤集录》为主的宋朝法医学中所体现出的对法律的公正性与规范化的强调，倡导“用法宽仁”、“恤刑慎狱”，主张“重证据”的思想至今仍然是法学界中重视的东西。

此外，宋朝法医制度中，所体现的诸如回避、保密、上报制度等，为中国《法医法》和《司法鉴定法》的起早和制定也提供了一定的历史经验。

我国法医学历经千年的发展，不断完善，到了宋朝，迎来了第一个高峰，实践和著作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是中国古代文明中一朵璀璨的奇葩。

法医作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冷门行业，近年来相关因为影视剧也慢慢地走入了大众的视野，他们为无法发声着述说，代他们还原事实，“为死者言，替生者权”。宋朝法医学在中华文化的漫漫长河中，涌起其浪，在历史的熠熠银河中，闪烁其芒。

参考文献：

《续资治通鉴长编》

《宋刑统》

《洗冤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