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庐山会议的结果，可以说是出乎了绝大多数人的预料。就是这封信印发给所有与会人员了，周总理也说：“那信没什么嘛。”毛主席在会上大发雷霆的同时，对周总理做了不点名的批评。

让秘书把信交给毛主席后，彭德怀对毛看过信后的反应和处理，做了几个估计：“可能找我去谈一谈；也许会找常委先研究一下；也可能要印发大会，如果印发就会伤一些人，不过印发也好，会刺激各地（领导）做点检讨。”

由此可见，彭德怀也是有预计的。黄克诚上庐山后，彭德怀问看过自己信没有，黄回：“看了，漏洞多得很，伤了人。”

彭德怀听后若有所思，在几天后的小组讨论会上插话：大跃进的成绩是伟大，缺点也基本改正，思想作风上的毛病还需要艰苦努力才能克服。彭还说这信是因为自己有些意见没讲完，心里放不下，便在仓促间写下这信，文字上、逻辑上有些缺点，没有能准确表达本意，建议会后把这封信收回。

与此同时，彭德怀应该也没想到，张闻天也在他那个小组会上，作了三个小时的发言，讲的东西大差不差。除张闻天外，还有不少人也讲了。这一点很重要，一呼百应？

又过了一天，彭德怀在看剧团演出时，对安子文说：“我这次闯了滔天大祸，杀头我也准备了。我61岁，不算年轻了。”次日，毛主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对彭德怀的信作严厉批评，话说得很重。

开完会后，彭德怀跟人说：“主席把这封信看得很严重，我接受不了。信中有些问题谈得过火点，我是有感觉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本来可以不提，不过写得重一些，刺一下主席有好处。”

彭德怀的那些话，一方面是自我安慰，另一方面是实话：心里早有预料，或者说是早有准备。他当时没想到会闹这么大，还跟秘书说：“如果提得不妥或有错误，主席应该找我去谈一下，甚至批评一顿也可以，或者帮助修改一下也好。”

这时候开始，不断有人找彭德怀谈话。先是曾希圣（安徽省委书记）：“为什么写这封信？是否有些不服气？写信是逼毛主席作检讨。是否出国访问受了影响？你对某人当副主席是否有不满？”彭德怀一一解释，但是没用。最后曾说：“你这样子我们没法子谈了！”

正式谈话是聂荣臻、叶剑英两位元帅找彭德怀谈的，提了三个问题：“为什么写这封信？这封信是什么性质的错误？为什么总是要在紧要关头都要搞一下？”聂、叶劝他不要只看文件本身，还要联系历史、联系现实、联系思想作检查。

周总理也找彭德怀谈话。周总理讲的，既有认同彭的部分，又有否定彭的部分。比如周总理讲：钢、铁、煤的计划不能完成，比较紧，还有运输是大问题，木材、化肥、粮食继续紧张，更重要的是基建，还有机械、财政、金融、外贸等等。

周总理还讲了具体的事情。周总理这是在表示，自己知道的比彭德怀还多、还详细。彭德怀听后说：“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周总理苦笑道：“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啊。”彭德怀直言道：“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老奸巨猾。”

周总理习惯了彭德怀的性格和讲话方式，解释道：“这是方法。”周总理说自己在1956年也说过类似这些的话，但还是犯“反冒进”错误，希望彭应该谨慎，吸取教训。

周总理讲的都是心里话，但彭德怀似乎不太能理解。另外，毛主席在会上说过这么一句话：“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的话，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的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

彭德怀是为公的，周总理是为公的，毛主席也是为公的，只是对一些事情上的认知有偏差，做法上无法做到尽善尽美。庐山会议后彭德怀的遭遇，让人感到实在惋惜。若是他能继续工作，新中国一定会建设得更快、更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