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79年，经过残酷的拉锯战，北宋以极大的代价消灭了北汉政权，自此宋辽进入直接对峙阶段。为了乘胜追击，夺取幽州，宋太宗赵光义在全军未经休整的疲惫情况下，挥师北伐。两军和高梁河展开血战，最终宋军大败，损失惨重。这一战的始作俑者赵光义也因此落得“高梁河车神”的戏称。

不过极少有人知道，其实就在高梁河一战结束不久后，北宋就打了一次漂亮的防守战，以少胜多将辽军击败，这就是满城之战。

满城之战是高梁河之战的延续，尽管辽军在高梁河战役中取得胜利，但辽国的南京一度被围，辽军也处于被动挨打的尴尬局面，这让刚即位不久，一心想要重振辽国威势的辽景宗引为国耻。所以高梁河战役结束后，辽景宗马不停蹄的就调集军队粮草，准备发起对宋的战争，以报南京被围的耻辱。

客观地讲，太宗赵光义不是一位军事强人，在军事领域上，他远远比不上他的兄长赵匡胤，这也导致了他所指挥的第一次北伐的失败。不过赵光义毕竟做了很久的首都行政长官，他对于国家局势和政治形势的发展有着敏锐的嗅觉。

赵光义深知辽景宗即位不久，他的改革遇到了极大的阻力，现在得到一个一致对外缓解内部矛盾的机会，辽景宗一定不会放弃。所以赵光义在北伐失败后立刻作出了判断：“契丹必来扣边。”（《续资治通鉴长篇》）

赵光义临阵指挥不行，但战前动员和调度的能力非常突出。自高梁河撤回北宋后，赵光义并没有让战败的军队放松警惕，他一方面加紧休整部队，整顿军备，另一方面构筑了一道严密的防御体系。赵光义在定州、镇州和关南三个重要的军事据点布置了大量的精锐部队，并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

除此以外，赵光义还定下了“当会兵设伏夹击之，可大捷也”的战略部署，他将定州、镇州、关南一带的兵力集中起来，正面迎敌，并设置伏兵在敌人背后，等辽军和宋军正面部队接战，伏兵再从辽军背后杀出，两面夹击，歼灭辽军。

从后来的战争发展形势来看，赵光义的这一次部署不可谓不英明，宋军最后也确实是通过两面夹击的方式击败辽军的。可是，赵光义在战前又犯了他的老毛病：不信任前线将领，喜欢自己微操。

北宋从军阀混战中建国，不论是赵匡胤还是赵光义，都对将领天然有着防范和戒备。所以，赵光义总喜欢限制将领的临阵指挥权，他就像演义中的诸葛亮一样，喜欢给将领提前安排好锦囊妙计，等到了战场上再打开。可诸葛亮的锦囊妙计只是演义，正史上人家可从来没这么干，赵光义却是实打实的给将领们套了紧箍咒。

为了方便掌握所有将领和军队的动向，赵光义提前安排好布阵图，并让崔翰和李继隆等将领严格按照布阵图去排兵布阵。宋军一共有八万，赵光义将其分为八阵，每一阵为一万士兵，阵与阵间相隔一里地。

赵光义想的是只要各阵遵守他的命令，互相支援，敌人就没办法。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先不说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让将领完全按照布阵图去领兵作战是自断双手，即便是辽军不去变化，对着宋军的军阵猛冲，只要他们成功穿插到宋军各阵中间，轻易就可以将宋军分割。

宋军的将领中不乏百战老将，他们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一看到太宗所绘制的阵图，就知道其中有很大的隐患。将领李继隆、赵延进等人坚决反对宋太宗的阵图，要求变阵。

宋军在这个时候其实已经面临十分窘迫的境地，因为将领们和皇帝还在争论排兵布阵的事情，但是敌人却已经兵临城下。在辽景宗的调遣下，十万精锐辽军在名将耶律休哥和韩匡嗣的率领下抵达满城，准备攻克满城后再下镇州，然后南下伐宋。敌人已经准备就绪，这个时候如果贸然变阵，敌人立刻压上来，宋军就要不战自溃，可是不去变阵，以现有的八阵图的部署，宋军也很难取胜。

在这关键的时刻，宋军将领经过商议后，决定以诈降争取时间。宋军派遣使臣，向辽军主将韩匡嗣表示愿意献城投降。韩匡嗣不疑有他，十分高兴的表示愿意接纳，但耶律休哥不愧是打败了赵光义的名将，他见宋军军容整齐，认为是诈降，可韩匡嗣一心想要立功，不听耶律休哥的建议。

就这样，宋军赢得了宝贵的变阵时间，将八阵变成前后两阵，集中优势兵力，实现了对辽军的合围。等到韩匡嗣反应过来以后，宋军已经完成了部署，对辽军发起猛攻。辽军早先经历高梁河的大胜，全军上下都弥漫了轻敌的思想，对于宋军的突然袭击，辽军完全没有准备。结果被前后夹击的辽军损失惨重，一战就被宋军消灭五万人。

北宋和辽的战争中，宋军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下风，尤其是刚刚经历了高梁河的惨败，满城之战宋军一旦战败，辽军就可乘胜南下，到时候靖康耻可能就要提前上演。所以满城之战的胜利，对于北宋来说不仅是一次辉煌的战果，还是一次关乎国运的战争。

宋军能够取得满城之战的胜利，除了辽军的轻敌大意以外，宋太宗赵光义的准确判断和前线将领的灵活作战也十分关键。这一战证明北宋初期，军队的战斗力并不低，军中也不乏优秀的将领。只可惜北宋以限制武将为立国政策，皇帝自始自终对将领放心不下，这种严重限制将领能力发挥的制度最终使得宋朝在和辽国的战斗中逐渐落于下风。

参考资料：

《辽史》

《宋史》

《续资治通鉴长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