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石峁没有发现洛阳二里头那样的大型铸铜作坊、洛阳北窑那样的大型铸铜作坊遗址、河南南阳黄山遗址那样的大型玉器作坊。
西方国家从中国抢掠的青铜器、玉器，不能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良渚文化持续千年的创造性实践，最终未能保持“神王之国”的延续。
距今4300年至3800年，进入孕育夏王朝的龙山时代。 距今在4000到3500年前之间，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在极盛的颠峰时期，双双衰落不见了，是源于北方气候逐步干旱和南方的洪水肆虐，导致红山文化被迫向南迁徙，良渚文化被迫北上，纷纷向气候更加适宜、多重农作物生长的中原汇集。
这种由四周向中原汇聚的态势，反映了距今5000年前后活跃在中华大地上的诸多部落集团的一个总的发展趋势：先是由北向南，以南北交汇为主，继而东南与西北交汇，以东方和东南方影响中原为主，这是中国古史上的第一次‘逐鹿中原’。”
良渚文化虽然早于二里头，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渊源关系。良渚文化贵族阶层追求奢靡，长期把大量的人力物力用在土木工程和奢侈用品上，如此大规模持续不断的非生产性劳动使得良渚社会不堪重负，社会内外关系失调也就在所难免，从而导致社会控制体系的逐渐瓦解，最终导致良渚文化彻底衰亡。
古代的“中国”一词早在先秦文献《尚书》《诗经》以及西周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上就已出现，该“中国”指的是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史记》中也有夏商周“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的记载，可见早期的“中国”是局限在一定的时空范围以内的。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政治实体(二里头国家)作为“最早的中国”是有较为充分的文献和考古依据的。
从考古学史来看，中原地区长期以来是考古工作的重点，这与历史文献记载以及传统史观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考古学上郑州商城、安阳殷墟的重要发现不仅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也为探索夏王朝或二里头“最早的中国”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这些都说明了中原文化的中心地位和影响是客观存在的。
铜器铸造西亚的技术只是在石头上划一道槽，注入铜液后生产铜刀、铜锥，而中原的先民却发明了内范外范的铸造技术，也开启了夏商周三代灿烂的青铜文化。
从世界范围看，“不管说四大文明古国也好，还是说六大文明古国也罢，中国都在其中，且是唯一没有中断的。”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途径是研究社会分化，把出现社会分化作为文明的起点，因此，把距今5800年前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的年代上限。工程把距今5800-5300年的这段时期，确定为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阶段。这个时段，社会开始初步分化，像河南灵宝的铸鼎原遗址群，聚落数量增加，面积急剧扩大，形成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在江苏省张家港市的东山村遗址，一处距今约5800年的墓葬里出土了近百件随葬品，这是全国范围内最早的贫富分化悬殊的墓葬。在比它晚三四百年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一处墓葬光随葬的武器就有好几十件，死者身下铺着几十件玉锛，周围还有大量陶器。
中原地区的古文化，在广泛吸收长江流域、黄河上游、山东半岛、江淮流域和北方地区诸种文化的基础上，得到了充足的发育和空前的发展。
良渚水灾非海侵，而是江河泛滥导致良渚文化的消亡。面对这种接二连三、铺天盖地的特大洪水的猛烈冲击，手持石质生产工具、蜷居在不堪一击的茅屋草棚里的江海（当然包括太湖地区同遭大范围水灾的良渚）先民，惟一的生路只有外逃。
距今5300年前，在这个时代之前数百年，江淮之间的凌家滩遗存和辽河上游的红山文化共同开启了以宗教凝聚人群的政治实践；同期良渚位置所在的环太湖地区崧泽文化采取了与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和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更重世俗礼仪；以晋陕豫交界地区为核心的庙底沟类型则独具“集体取向”。
良渚文明兴盛时，当时的中原地区首领不贪财，不聚敛财富，当时的中原首领舍不得把财富埋到坟墓里，而是在平时使用。在河南发现了距今5300年左右的双槐树遗址，被命名为‘河洛古国’。中原的大型遗址有自西向东转移的趋势，距今6000-5500年前，遗址集中在河南西部的三门峡，到距今5500-5000年前，遗址集中到了中部的郑州周围。双槐树遗址与距今6000年左右的遗址相比有明显的进步，出现了三重环壕和高等级建筑，但是墓葬中的等级不明显，而遗址中体现的差别很悬殊，也许就是首领不贪财或者不厚葬的原因。他们可能是靠威信得到拥戴的。
到了4300年以后，良渚当地的地下水位上涨，许多稻田重新沦为湿地，支撑不了那么庞大的社会存在，中原则有多品种作物的种植制度，也有多样的地形条件，可以持续崛起。
距今5300年至4300年，即良渚孕育、成长、繁荣和衰落的大时代。
良渚地区的水坝，可算世界上最早的水利工程。
良渚人在农业生产时已广泛使用石犁，而这在其它文化中却十分罕见；它的玉器制作水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同时发达的轮制陶器技术也只有龙山文化可以比肩；此外，它的丝绸业和漆木业也处于领先地位。
在中国，良渚人制玉并不是最早，但走在史前技术文明最高光的时代。在良渚，除了雕刻用的燧石，还发现了解玉砂。
燧石的硬度（7度），要比玉料硬度（6-6.5度）高。于是，把燧石打磨尖锐，根据自己的想象，用短暂的一生，去完成一件事：在玉料上雕刻“作”画。
解玉砂是比玉料硬度高的矿物，把它磨成粉，像是一种水沙，和河边溪边的那种细沙一样。
让水流合着解玉砂，一点点滴落，再用绳索或藤条做双向、旋转运动。这样，一件件令你们惊叹的良渚玉器，就这样完美琢磨出来。
中国先人琢磨玉器，从最早的内蒙古兴隆洼文化，到稍晚的河姆渡文明、马家浜文化早期，再到良渚文化。
良渚遗址代表了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稻作农业的最高成就，发展于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共发现500多处遗址，以良渚遗址附近的莫角山为中心区。然而，良渚文化在大约4500年前开始衰落，曾经的王城被平常百姓居住。良渚古城的近郊，普遍被洪水沉积覆盖，古国消逝。
反山墓地是目前所见良渚文化等级最高的贵族墓地，除了宽大的墓穴以及髹漆棺椁痕迹的发现，该墓地出土的玉器超过3500件，种类达20种以上，其制作工艺水平之高在良渚文化玉器中独一无二。大墓中随葬玉琮和玉钺，象征着墓主人生前可能拥有神权和军权。就拿反山M12来说，在随葬的大量玉器中，有一件大玉琮重量竟达6.5公斤，而更吸引人的是这件玉琮的四面直槽内上下各琢刻一神人兽面纹图像，一共8个，它们是用浅浮雕和细线刻的技法雕琢而成的。
良渚玉器从原料的获得到制作、使用、赏赐和入葬，反映的是良渚王者通过对珍贵资源的掌握、对特殊技艺的控制，物化并独占沟通天地的宗教权力，由此获得经济和军事权力，成功构建宗教文明最早的国家级别政体。良渚古城、大型水利系统、密集的聚落群、宽广的稻田、成吨的稻谷……考古遗存表现出的规模惊人的人力物力和社会组织力，已令很多学者相信良渚社会是王者统治的早期国家。
距今5300年后，庙底沟的解体造成中国“东平原”地区出现大汶口的持续发展和西进、大溪文化向屈家岭文化的转变和后者的北进，凌家滩遗存神秘消失。
河南南阳黄山遗址有“中国最复杂考古遗址”的美称，遗址面积50万平方米。山顶距今4000至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地层厚达5米，由各代古人搬土上山形成，几乎每10厘米厚就是一层保存不错的遗迹！
发掘证实，距今7000年的仰韶文化早期，黄山遗址就规模化生产以独山玉为代表的各种玉器了，还生产大量质地优良的独山石产品。
南阳黄山遗址距南阳市中心约12公里、独山东北约3公里处的一座小山丘，自古就有一处繁忙的玉石器加工基地。
2018年至202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考古发掘面积3300平方米，在玉石器考古、墓葬考古等方面取得了系列重大发现，挖出了一批震惊考古界的古代遗迹和文物！已发现仰韶粮仓20多座。玉钺代表的军权，最大的M216出土了4把精美独山玉钺。个别大墓还陪葬有象牙柄的木质权杖，可能代表了行政权。磨石种类多，有放在地上的磨石墩，拿在手里的磨石棒、磨石片，滚动抛光用的石球。实心钻头不是陀螺！发掘面积不到遗址的百分之一的黄山遗址，就出了2000多头猪，真的是富可敌国！黄山遗址屈家岭和仰韶文化人骨多数保存得还不错，许多还可提取DNA。目前已有成果显示，这批屈家岭上层人士可能来源于黄河下游，对屈家岭文化北上说提出了挑战。黄山遗址出土较多彩陶片和个别完整器，有白衣彩陶和红褐彩陶两种，代表了庙底沟和大河村两种文化。在遗址西岗地上，勘探发现长约500米、宽27米左右、深7.5米左右的人工运河沟通南北自然河，并有一个半月形码头。已发掘了部分码头和运河，发现了由烧土、石块、残石质工具夯筑的护坡通道和疑似独木舟泊位。
黄山遗址是一处年代跨越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涉及玉石器制作性质的中心性大遗址，是目前南阳盆地中已发现的面积最大，遗迹规格最高，内涵丰富的遗址。黄山遗址见证了不同文化、族群之间的碰撞与交融。以玉闻名，黄山遗址出土的玉石料自然极其丰富，以砂岩质的制玉石工具2.3万余件，另有玉器116件、独山玉半成品或废品500余件、玉片3518件、玉料4500余件。
唐户遗址各时期遗存堆积情况大致如下：在潩水河及九龙河河岸断崖发现分布较广的湖相沉积层及旧石器地点4处；唐户村西南九龙河东岸是裴李岗文化堆积，面积约30万平方米；仰韶文化将部分裴李岗遗址叠压，聚落中心向村南扩展，文化层厚约3米；龙山文化时期，聚落中心再次南移，一直延伸到遗址的南部，文化层厚2-4米；到龙山文化晚期的新砦期，更向南，直抵九龙河与潩水河的交汇处；此后二里头文化及商周文化叠压或打破龙山文化层和仰韶文化层；最终确认遗址面积达140余万平方米，是一处跨越五万年至一万年旧石器，八千五百年裴李岗文化至今的特大型聚落遗址。
2006年~2008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经过近三年的考古发掘，在河南新郑唐户遗址发现裴李岗、龙山、汉代、唐、宋、清代等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重大收获是发现裴李岗文化时期房址65座，灰坑或窖穴202个。从此，这座坐落在新郑市与许昌市长葛县交界处的小村庄，打破了以往的平静，以其发现目前已知的面积最大、数量最多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居住基址而名闻于世。
它南依陉山，北傍潩水，是当地传说中黄帝率兵出山的关隘渡口，即“黄帝口”，自古是新郑县南有名的商贾会集之地。
从1983年第一次发掘算起，40年来，距今9000年到7500年贾湖遗址出土的文物数量之多、品类之盛、制作之精美、内涵之丰富，为全国其他同时期遗存所罕见，多项发现堪称“世界之最”，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直接物证。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被誉为“中国史前文化的第一座高峰，中华文明的星火从这里点燃”。
2023年9月底，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牵头的贾湖遗址第九次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截至目前已发现房址、灰坑、墓葬、陶窑、兽坑等遗迹现象，出土陶器、石器、骨器、角器等各类遗物。已初步发现聚落外围有壕沟存在的迹象，对壕沟的精细解剖研究，将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环壕’如得到确认，贾湖遗址将成为中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环壕聚落之一。
